转载自“科学时报”6月24日
反思“杨焕明的心痛”
(2003-06-24 10:34:50)
□王飞跃
编者按防治非典这场特殊的战争已接近尾声，但它在全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还将持续许久。杨焕明教授“面对ＳＡＲＳ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的直言在许多科学家心中产生了共鸣。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王飞跃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局长桂文庄就此问题曾有一番交流。今天本报刊登他们的文章，以飨读者。
欧洲开会回来之后，最关心的就是“非典”的情况怎样。在众多的消息中，报道《杨焕明的心痛：面对ＳＡＲＳ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见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６日《中国青年报》和《杨焕明的痛和科研之难》见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光明日报》）让我反复读了几遍，心里非常钦佩杨焕明教授的直言求是精神，深为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理应领先的机会感到遗憾，同时也为由于科研体制和资源分配中的问题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和拖延感到痛心。
痛定思痛，却引起自己的反思。面对“非典”，中国科学家真是打了败仗了吗﹖到底什么是“非典”的科研之战，这场战斗结束了没有﹖想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胜”与“败”的问题。
除了不要染上非典之外，自己所学专业很难对非典防治作什么贡献，更是没法弄清什么是非典研究的关键之战。但是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我关心的倒不是谁先测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也不在意《科学》杂志先发表了谁的文章。我最关心的是早日见到有效的防非典疫苗和治非典药品。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现在中国，可有一天反过来我们却要从其它国家高价进口疫苗和药品，用于非典的防治。艾滋病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发于非洲，并在许多非洲穷国成蔓延之势，但这些国家却负担不起西方昂贵的防治药品，有的政府只好靠提倡其实就是不治疗的“替代疗法”来安慰民心；而且艾滋病药品居然占了某些国家援助非洲的很大部分。中国当然不是非洲，我们也负担得起药费，但谁又愿看到此剧在自己的国土上重演﹖从这一点考虑，虽然不知道非典的关键科研之战在哪里，但还是觉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没有结束。所以，从事非典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还必须同心同德继续努力：“战争”没有结束，许多战斗甚至还没有开始，虽有暂时的挫折，但千万不能未战先言“败”。
这件事情虽然反映了我们科研体制和资源分配中的许多问题，但也迫使自己再一次思考什么是合适的科研评价体系，如何处理权宜之计和长久战略，怎样明确阶段目标和最终目的。对于许多学科来说，或许在《科学》、《自然》和其它ＳＣＩ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应过度过广地强调其价值。况且还有更多的学科，此类ＳＣＩ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当“饭”吃，有时充其量是“调味品”而已，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工作最终甚至阶段目的。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不是什么科研工作都该做的“通行证”，更不是凡是科学成果就得支持奖励的依据。科研成果在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之前，很难说是什么生产力。设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学》、《自然》、ＳＣＩ，以文章为最终目的，而且占有大量的资源，今天热“非典”，明天炒“经典”，那时科技非但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恐怕更可能会成为第一“反”生产力。
在当今的时代，一支扎实精干从事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工作的队伍是维持发展国力的根本。对于这支队伍，也许可以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并以ＳＣＩ为指标，特别是基础性纯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从基因研究中心到基因研究所、从水稻基因排序到非典病毒基因排序，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决策和重大成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状态下，这支队伍是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意义上实实在在的“精锐部队”。但相对于广大的科研大军，其人数毕竟还是少数，其作用毕竟只能是主导攻关而不是全部和最终。水稻的基因排序相对于杂交育种研究工作，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国家应当有不同的评价系统，使“少数”与“多数”都有自己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各司其职，各行其道，而不是大家都得“挤”上同一部“电梯”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这次“非典”的确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必须“吃一堑、长一智、革故鼎新、消除弊端”，才能在科技和其他方面赶上并且领先于人，使科技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次在欧美开会时，许多国外同事对我们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抗非典的能力、速度以及其彻底程度感到吃惊甚至“ｕｎｂｅｌｉｅｖａｂｌｅ难以置信”；没有想到中国的街道居委会制度能在抗击非典中派上大用场。但愿这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开端。不过非典疫情能在初期不利的情况下被迅速抑制，说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和决心进一步改革自己。多难确实可以兴邦，可谁又想或需要“多难”哪！我们需要的是高效务实的日常运作机制和特殊应急制度，既能有序地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又能避免很高的代价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处理像“非典”之类的公共危机，不管是来自健康、经济还是来自军事、政治等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国富民强。
抗击“非典”，不是为了“非典”，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和健康，这是我们真正所要的，也是我们的最终日的。以此开始，相信有朝一日今天的“非典”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章“经典”。
改革评价方式是根本
(2003-06-24 10:34:50)
□桂文庄
我非常赞成王飞跃教授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现在中国，可有一天反过来我们却要从其它国家高价进口疫苗和药品，用于非典的防治。从这一点考虑，虽然不知道非典的科研之战在哪里，但还是觉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没有结束。所以，从事非典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还必须同心同德继续努力：‘战争’没有结束，许多战斗甚至还没有开始，千万不要未战言‘败’。”王教授还说：“对于许多学科来说，或许在《科学》、《自然》和其它ＳＣＩ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应过度过广地强调其价值。况且还有更多的学科，此类ＳＣＩ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当饭吃，因为它们不是研究工作最终甚至阶段目的。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不是什么科研工作都该做的‘通行证’，更不是凡是科学成果就得支持奖励的依据。科研成果在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之前，很难说是什么生产力。设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学》、《自然》、ＳＣＩ，以文章为最终目的，而且占有大量的资源，今天热‘非典’，明天炒‘经典’，那时科技非但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恐怕更可能会成为第一‘反’生产力。”
有一点，我不是完全同意。王教授写到：“在当今的时代，一支扎实精干从事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工作的队伍是维持发展国力的根本。对于这支队伍，完全可以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并以ＳＣＩ为指标”。中国科学院在新时期办院方针中规定：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从科学院的定位上讲，科学院主要就是要做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但是科学院的工作，决不能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更不能简单地用ＳＣＩ指标评价。评价的根本指标，是你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对科学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王教授大概指的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这样的工作，学术水平的评价，在最顶级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文章，当然是更重要一些，但是也不能如此简单地评价。真正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当然不能马上要它说有什么意义或用途，但是，它一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能够对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对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有意义的，许多成果，终究会对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最近李国杰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以“产出的影响为导向”，来决定科研的规划与项目的选取，来评价科研工作的价值。我认为说得非常好。技术成果要这样评价，其实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要这样评价，只不过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以表现出它的“影响”，得到人们的公认。现在的评价方式，一方面可能是管理者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做了一点工作马上要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急功近利思想的表现，与资源分配方式也很有关系。这是我国也许是世界性的学术界的大问题。需要从改革科技评价和资源分配方式等根本问题上解决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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