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與我國大學的人才評聘有比較相似的地方。首先，基本的教授梯級是一致的，大
學教授分助教、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第二，晉升制度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個系基
本上沒有歐洲大學的極其嚴格的教授崗，也就是說，系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想聘多少教
授就聘多少。在美國，一個系的教授的人數可能比助理教授還要多，而這種情況在英國與
德國則極少。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至少有20名以上教授，而劍橋大學哲學教授
只能有2名。第三，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按年限與成果，每5年左右就要上一個新台階，如果
上不了就準備走人。這種高度的流動狀態是目前我國的大學所不具備的。在這種正常的晉
升以外，也有類似於我們國家的“破格”，有突出成就可以不受任職年限與學歷的限制。
第四，對學歷的要求非常嚴格。在美國，進入一般的大學教授系列的必須有博士學位，這
與我國目前的重點大學基本上一致。

美國大學素以人才高流動為特徵，但是知名教授的穩定性也非常顯著。像哈佛、耶魯、哥
倫比亞、加州伯克利等名校，有許多教授甚至從博士畢業時就進來，一直到退休，但是最
典型的情況是被某校聘為教授以後，在該校一直呆下去。所以，和中國情況一樣，年紀稍
輕的人流動要大一些，而年紀與名氣越大流動就相對小一些。像羅爾斯、亨廷頓這些美國
學界的大人物，基本上一生都在哈佛。

為了穩定教授隊伍，美國一般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都試圖聘那些在學術上極有影響的教
授為終身教授。這是許多人後半生一直呆在某校的基本原因。終身教授一般也稱作某大學
的講座教授。在一般的講座教授以外，還有以某人名字命名的講座教授或教授，這在西方
是共同的。以某人命名的教授知名度更高，如哥倫比亞的杜威講座教授、劍橋大學坦納憲
法講座教授等，這些一般以某一學科的最知名的人名命名的教授，在待遇上、類似於我國
的“特聘教授”。與我國各大學的特聘教授不同的是，被邀為某大學的某某講座教授以後
，並不在工作量或成果上有什麼硬性的指標，如每年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多少論文或著
作，為學校爭取多少項目。這些人擔任講座教授，只要求把他自己的思想與研究成果向學
生和教師講授就行了。對於這些人，一般說來，發表成果已經不再是要求，如哥倫比亞大
學的杜威講座教授就聘請全世界最有名望的人來開講座。與我國的特聘教授不同的是，講
座教授有更嚴格的任期，一般在兩年之內，有的只有幾個月或一學期。

美國大學的教授評聘體現了它的人才測評指標，或者體現美國大學的一般的人才測評理念
，在這點上，他們更看重“真才實學”。美國大學的人才評價可以歸納為“軟硬兼施”。
硬的方面，像我們一樣，看發表的論文或著作，但沒有數量的要求；在軟的方面，看他在
教學與研究中的表現。一般而言，對於年輕人才，硬的方面看重一些，對老的教授，軟的
方面看重一些。在美國大學，非常重視學術期刊的“檔次”和文章的質量。在《美國社會
學評論》或《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發表10篇非常一般化的文章，沒有新意或重複自己的觀
點的文章，還不及一篇真正有見解的文章。所以，在美國，既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也有
著述極少的名教授。後者的例子，如199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納德·科斯，一生寫的
文章加起來只有中文300多頁，而獲獎的論文竟是1937年的論交易成本的文章。他的第二
篇重要文章是在1960年發表，但這並不妨礙他在芝加哥大學當幾十年的名教授，新制度經
濟學和交易成本理論都是在他的思想啟發下出現的。另一個例子，是晚年在哈佛短暫講學
的維持根斯坦。維氏被認為是20世紀首屈一指的哲學家。他一生公開發表的著作只有192
1年在一本年刊上發表的《邏輯哲學論》，而第二部著作《哲學研究》，他明確交代必須
等他死後才可以出版。像羅爾斯、伯林這些英美學界的重要人物，都不是“著作等身”的
人物。當然，西方學界更有馮特、羅素、哈耶克、哈貝馬斯這樣一些著作等身的人物。一
生只寫一本書(而且在很年輕的時候)卻仍然可以做幾十年的名教授、在思想史上有重要的
地位，目前這大概只在美國大學才能做到。這就要求有一種既重視出版物又透過出版物的
評價機制。

與出版物的評價相關的是學術共同體的評價。出版物的評價只是共同體的評價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所有非常有名望的雜誌社都必須有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這個專業的人士擔任評委
，而且必須有嚴格的匿名評審制度。同樣，學術出版社也必須有嚴格的同行審閱制。選題
確定一般經本專業的專家諮詢，一部書稿從初稿到定稿要經過若幹個同行嚴格的評論。在
美國大學中，嚴格的同行評審或審閱制度是最健全的。我們每讀一部近年來知名的著作，
一般都會讀到大段大段的致謝。這並不是客套之詞，相反，我們意義上“編輯”或“責任
編輯”，在美國雜誌社和出版社只是一般的校對與版式編輯人員，他們並不具備評判書稿
或論文質量的資格。在美國評審文章這一關(最重要的)實際上是在雜誌社與出版社之外完
成的，雜誌社和出版社只完成出版的“技術性”工作。

作為學術共同體的評價的一部分的，是系學術委員會(faculty)評價。美國大學教授的聘
任完全是由學委會說了算。學委會進行投票，系主任僅僅是“主持”。學委會確定一個人
聘任和晉升與否，一看出版物(對於新人的聘任)，二憑印象。高質量的出版物肯定是聘任
與晉升的重要依據，但是，同行或學委會的認可，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說，你雖然沒有什
麼出版物，但是你在系裡各種討論中表現出來的思想與學識，甚至比出版物更有用。當然
，學生的認可也是重要的。人們甚至奇怪，越是有名望的學府，“印象”的依據就越重要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維特根斯坦，他1921年寫《邏輯哲學論》，然後到劍橋大學當哲學
教授，之後他拒不發表任何東西，他的聽課筆記被英美哲學界廣泛抄閱。他兩度到劍橋任
教授。另外是牛津大學。在30年代，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產生，那些都是當時很年輕的教授
研究員，他們也以“不立文字”為榮，實際上直到40年代後期，這個學派的著作才逐漸面
世，而面世的作品也大都是講課的筆記。他們就是以這些東西，這些活生生的在課堂與講
座中的思想，在英美哲學界逐漸占據主流地位的，不立文字並不妨礙他們的巨大的成就感
與巨大的影響。有人說，在英美，如果教授沒有連續的新成果問世，就連飯碗也成問題。
但是文字成果只是成果的一個部分，作為思想者，不可能不在與同事、學生的交流中完善
、修正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其實一直處於成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