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去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的三位生物學家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用線蟲研究發育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因為他們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線蟲成為現代生物學主要動物模式之一，目前世界上有幾千位科學家用線蟲做研究，美國中等以上大學普遍有一到數個線蟲實驗室，歐洲、日本、中國台灣地區等也有。而我國內地眾多的科研機構卻沒有這一研究模式。請看——

為什麼中國缺乏有三十多年歷史的線蟲研究模式？

線蟲模式的缺乏在中國僅僅是一個特殊例子嗎？不是。1995年有三位研究果蠅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世界上研究果蠅的人比研究線蟲的人還多，而中國九十年代研究果蠅的人也極少，現在也不多。

因為歷史還不夠長嗎？線蟲只有三十年歷史，而果蠅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就由摩爾根的學生李汝祺帶到中國的燕京、清華和北大等校，以後談家楨等也相繼回國帶到浙江大學和復旦等校。國際上，果蠅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有大的進展，到八十年代也重新成為生物學界的“熱門”。可是中國雖然有研究果蠅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因為線蟲和果蠅是低等動物嗎？也不是。高等動物里老鼠是一個主要模式，八十年代發展的基因剔除技術，是高等動物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它可以研究基礎問題、做人類疾病模型，也可製造篩選藥物的模型，所以也有應用價值。世界上已剔除了幾千個基因，而中國內地剛開始，迄今沒有論文報道全部在中國完成的基因剔除。

因為華裔缺少做這些模式和技術的人才嗎？不是。從中國內地到海外的華人中，有許多做這些模式和技術的。科羅拉多大學韓珉和薛定、哈佛醫學院的袁鈞英、加州大學金亦石等都是線蟲領域受尊敬的科學家；果蠅領域有耶魯大學許田、斯坦福大學駱利群、杜克大學林海凡、Stow－e rs研究所謝霆、洛克菲勒大學鹿炳偉等；基因剔除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鄧初夏、普林斯頓大學錢卓、哈佛醫學院李恩以及在其他機構的左堅、吳紅、劉欣、黃佐石、陳宙峰等。可是回國後原來做這些熱點領域的便轉到其他項目了，有一兩個做線蟲的專家回國後現沒有繼續做線蟲，回國後做果蠅的也少。

中國在生命科學近年著名的快速加入國際熱點領域的例子是基因組測序。我這裡用這個例子做比較並不表明我覺得中國一定要做某個領域或模式，而一定不應該做某個領域。提出例子是用來分析中國科技決策過程的問題。

比較中國較快進入和不進入的領域，它們主要差別在於中國固有的基礎嗎？不是，中國已有的果蠅研究基礎起點強於基因組，因為中國決定基因組測序時並沒有一個全時在國內的專家受過大規模基因組測序的全面訓練，而研究果蠅的人雖然人少，但是有。

因為中國選擇費用低的項目嗎？也不是。因為基因組測序耗資巨大，我所在的華盛頓大學擁有美國三大基因組中心之一，年耗資可達數億美元。中國花在基因組測序的費用也超過數億人民幣，幾個月的測序經費可以支持多個線蟲或果蠅實驗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費用顯然不是選擇測序而不選線蟲和果蠅的關鍵因素。

因為中國看中測序有特別的應用價值嗎？還不是。因為西方由國家支持的測序中心都公開資料，所有人可以無償用它們的結果。中國做了測序後也沒有專利，所以用應用和專利也不能解釋。結構生物學有較大的應用（藥物設計）價值，而中國目前對此也不熱心支持。鼠基因剔除的應用價值大，中國支持此項目也慢。

是因為中國追蹤科學“熱點”嗎？不完全是，線蟲、果蠅，基因剔除和結構生物學在科學界是熱點多年，比基因組開始早和持續時間長。

所以，用科學技術內容和科技價值，不能解釋中國如何選擇科技方向和國家重點支持領域和項目。中國科學規模目前較小，不可能所有領域和模式都要支持，但是如何決策呢？以上具體例子支持了許多人平時的觀點，即中國科技決策重大項目和方向，常不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所決定，而由非科技專家感興趣的熱點來決定。

這裡，我要說明，我本人相信中國有些科技決策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決定的。但是，確實有一些方向和項目不是這樣決定的。以後我希望通過我掌握的一些事實分析埋藏在這種科學問題決策過程中的科學體制問題和科學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