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斷斷續續在報端見到所謂西方諾貝爾獎獲得者認為人類應該汲取孔子的智慧之說。最初的說法給人印象似乎這是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會議上的共識。有一位長者因感到驚訝和不可信，認真托人收集了當時法國報紙對這一會議連續幾天的報道，包括所通過的宣言，以及有些發言摘要，我也看到了，遍尋沒有這句話。於是他便在一篇文章中否定此事。儘管如此，以後我還看到不少文章以既成事實的口吻提到此事(並沒有如報道所說的不敢再引用)，但都沒有出處。不久前《中華讀書報》在頭版以“存疑十年，真相大白”為標題，鄭重其事地報道稱，有一位傳統文化愛好者下功夫從澳大利亞報紙上查到了確有一位瑞典物理學家說過這樣的意思，並說更重要的是要領會這句話的“深刻內涵”雲。

　　我理解岌岌於找出肯定的證據是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但是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需要一個西方物理學家一句話才說明其價值嗎？他說過又怎樣，沒說過又怎樣？我國有那麼多研究傳統文化、諸子百家的飽學之士，西方也有不少漢學家，其中有一知半解的，也有真正有研究的，海外還有學貫中西的“新儒家”，難道就不如一個學物理的歐洲人的一句抽象肯定的話？就因為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諾貝爾獎的頒發是根據得主在專業領域的成就，不等於此人就對一切領域都有發言權，而且都一言九鼎。這位物理學家是否讀過《論語》，哪怕是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文本，他究竟是如何理解所謂“孔子的智慧”的？引用者語焉不詳。當初有人認真查找“諾貝爾獎獲得者說要汲取孔子智慧”的出處，是因為傳說那次會議的結論是(不是個別人)主張回到孔子，所以要了解他們是在什麼議題下討論此問題，依據什麼得出此結論。如果只是個別人的一句話，似乎不值得這樣小題大做。

　　報道中沒有這位物理學家發言的上下文，因此無從知道他整個立論的依據，是基於嚴謹的推理，還是只是一種感慨。不過可以猜想，大約是有感於西方科學的發達不一定造福人類，世界充滿了物慾橫流、戰爭、殺戮，於是想求助於他想象中的以孔子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的智慧。這也不新鮮，不少西方知識分子都有此感慨，在我國認為可以以東方的智慧救西方的現代病之論者也大有人在。儘管本人對傳統文化有深厚感情，在理性上對此論卻一向不敢苟同，因為良好的願望代替不了嚴酷的現實。寫在紙上的是一回事，歷史的實踐又是一回事。孔子自己所處的時代，從春秋到戰國就是征伐不斷，以至於一個歷史時期乾脆以“戰”命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進一步發展的是武力用於對內鎮壓。縱觀中國歷史哪朝哪代沒有各種形式的大小砍殺，橫屍遍野，血流成河？諸葛亮七擒孟獲，歷史傳為美談，是以仁義服人之典範。但是如果想一想七次戰爭中雙方所死的士兵，當地百姓所受的戰亂之苦，打七次比打一次究竟哪個更殘酷呢？諸葛亮的美名其實也是建立在“一將功成萬骨枯”之上的。

　　中國的肉刑與中國歷史同步，其殘酷，其花樣之繁多，在人類文明史上也可以名列前茅。歷朝都有自己的創造，慘不忍書，還有以聖人名教為家規的家族私刑。直到行共和以後，監獄中不是還用酷刑嗎？死刑用槍斃代替砍頭是從西方引進的，老百姓因此少了一項“看殺頭”的餘興。現在有企圖仿效西方對死刑犯用更為人道的毒針代替子彈的，還有些老百姓反對，說是“太便宜了犯人”。魯迅說一部二十四史是砍殺史，說舊禮教“吃人”，並不為過。只是近代以來，中國由於君主專制制度的腐朽，與西方和東洋列強相遇時總是處於挨打的地位，在國際戰爭中經常是受害者，或是防守的一方，因而對現代戰爭的殺戮和破壞責任較少。但前人早已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人“勇於私鬥，怯於公憤”的劣根性。

　　中國自東漢董仲舒倡導定於一尊，歷代基本上以儒學的名義治天下。兩千年來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皓首窮經，為聖人之道作註解。但是並沒有在華夏大地上實現王道樂土的理想。倒是歷代統治者以“聖人之教”的名義維護森嚴的等級制度、實行嚴格的思想和言論禁錮，直到發明“文字獄”。當然這一切不能全怪到孔聖人頭上。任何教義、主義都是可以被歪曲利用的。孔子從來主張施“仁政”，對老百姓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齊之以刑”。孟子要求君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無奈在實踐中辦不到。孔子理想中的“德治”就是在位者必然也是道德最高尚的人，權與德統一於一身，然後才能起典範作用，使黎民風從。可惜千百年來，“權”與“德”分離的時候居多。即便偶然有一位統治者同時也是道德的典範，黎民百姓未必能自然而然以之為榜樣。總之，在農業社會的中國，統治者和精英大力提倡了兩千年，尚且未能實行，如何指望以想象中的所謂孔子智慧來解決激烈競爭的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中的世道人心！

　　事實上，各種宗教的經典中都有教人行善、主張和平的話語。基督教的口號之一是“給地上以和平”，而且還主張寬恕敵人。誠然，中國由於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因此沒有宗教戰爭，但是並不等於沒有其他同樣慘烈的戰爭。近世以來，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國家處於強勢地位，因而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較多，但並不能據此就認為信基督教的人比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好戰。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都與基督教無關。佛教最講和平，連動物都不殺，但著名武術派別卻多出自寺院。

　　關於科學高度發達，物質極大豐富對人類是禍是福的問題，西方有識之士也早有警覺。20世紀初就有人大聲疾呼：人類控制自然的力量已超過控制自己的力量，人類過早掌握了毀滅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都跟不上。一些有心人基於這種憂思，在20世紀初，大力推進社會科學的發展，認為自然科學對人類的禍福取決於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速度。原子彈出現後，許多在相關理論上作出過貢獻的科學家都進行過反思，為之良心不安。過了一個世紀，社會科學的確有長足的發展，但是人文教育仍趕不上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特別是軍事技術。科學發達對人類禍福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而且更加嚴重。那位瑞典物理學家發此感慨也不足為奇。這是普遍性的問題，我國也不例外。近年來中國學界人士提倡通才教育，發揚人文精神的呼聲此起彼落，筆者也在其中，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現實之中，只是空谷足音。

　　本人決無意貶抑傳統文化。相反，我認為對外來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能力取決於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修養的深度。而早已有不止一個人指出，對本民族的傳統也有繼承、揚棄和改造的問題。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批仁人志士正是深深浸潤於傳統文化，並對其弊病有切膚之痛，才能在吸取西方思想文化中直取其精華。筆者在他處對這個問題已有詳論，此處不贅。再者，我國春秋戰國是歷史上思想最為活躍，原創力最強大的時期，也是真正無拘無束百家爭鳴的時期，因此才有如此光輝燦爛的思想寶庫，奠定了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積澱，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現在如果要從先哲的智慧中汲取營養，不應忽視長期處於邊緣的諸子百家，包括被孟子斥為禽獸的墨子和楊朱。以筆者的孤陋寡聞，近年來從陳四益撰文、黃永厚作畫中，也零星見到一些關於老、莊、楊、墨等諸子的新論，頗受啟發。看來這方面的寶藏還遠沒有挖掘盡。這項工作只能靠深諳中國文化歷史的飽學深思之士來做。諾貝爾獎有它自己的價值和適用範圍，把它變成一種神化的符號，從而連同獲得者也變成全能全知，以這種心態怕是無法弘揚祖國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