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歷來有尊師重教的傳統，當我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多數人看來有些不知深淺。一方是飽讀詩書的教授，另一方是勤勞樸實的老農，道理上應該是老農求教於教授，但我們生活的具體事情上卻恰恰相反，倒是我們的教授應該好好地向這些言語質樸的老農學習學習。

今年第十四期的《讀者》上有一篇文章讓我讀後感慨頗多。文章的題目叫《愛的退讓》，寫的是一個黑龍江的農民，舉債十萬將自己優秀的兒子送入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這個孩子尚未學成報效祖國、告慰父母，就和“山鷹社”的其他幾位同學一起永遠地留在了希夏邦瑪西峰。當這位老農和其他死難者家屬被學校召來處理後事時，家屬組成的聯盟表示“不滿足我們要求，絕不離開！”，他卻在辦完兒子後事的第二天悄然離去。家屬代表追問時，他只是說因為愛兒子，怕給兒子身後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而進行退讓。看到這兒時，我心裡說不出的難過和壓抑。出現在我腦海里最多的問題是責任，這位老父親的責任，學生張興柏身上的責任，學校的責任。

先說說這位老父親的責任。作為祖孫八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他要將兒子培養成為城裡人的願望，一方面來自舔犢情深，另一方面則來自他作為人父責無旁代的責任感。中國是一個家族觀念極濃的國家，每個人身上都有兩重推卸不掉的責任，一重是作為兒女給老人養老送終，另一重是作為父母扶助子女成家立業。百善孝當先，贍養老人其責之重自不用說。而對子女的培養，中國父母也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位老農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將愛與責任合為一體，不僅債台高築地供兒子讀書，還舉債供兒子參加集體活動。作為父親，可謂盡職盡責。

那麼作為張興柏，這樣一位偉大父親的兒子，他盡了自己做兒子的責任了嗎？答案是沒有。可能他至死都沒有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身上有什麼樣的責任，真惘他還是中國最高學府的學生。每個人都是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得到一點應該思量給予一點。他得到了父母全部的愛，可又給了父母什麼？僅僅是那點父母以他為榮的短暫榮耀嗎？

考入北大之後，他忘了父母是怎樣含辛茹苦地把自己送進大學，他忘了自己對他們也同樣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一個過了十八歲的成年人，他應該知道父母是怎樣省吃簡用地供他讀書。他怎麼就好意思讀書向父母要錢，登山還向父母要錢呢？他應該思量的難道不應該是如何為社會出力，如何為父母分憂嗎？在他報名出發時，滿懷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對這個名義上的壯舉的虛榮，惟獨忘記了他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新加坡有一條口號極好：以國為根，以家為本，努力工作，盡情享受。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對祖國的責任。他還真以為自己輕飄飄的，來去無掛礙呢！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一定要罵他個狗血噴頭，一定要拿一面雪亮的鏡子照見他的自私。

最後說說校方的責任。他們仿佛盡了自己的責任，幫助學生出行，組織後期救援。但最重要的責任他們卻忘了，教育、指導青年學生。對於職業登山者來說，登珠峰可以說是一種人生追求，但對於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這個活動到底有多大意義？我的孤陋寡聞使我實在找不出，哪一位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是用登珠峰來磨練的執着追求的意志。難道這些冰雪聰明的學生進入大學不應該多攀登科學的珠穆朗瑪嗎？

尋找這件事的意義，我們找到了為數不多的受益人，贊助商和學校。贊助商是利益的驅使，學校是名譽的驅使。如果成功，學校可以在校史上寫下光輝的一筆，可以在全世界的同仁面前趾高氣昂地說：“你們的學生不行吧？”不成功呢？無非是損失幾個流水的兵，百年老校還在乎這幾條命的存否。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民間組織或是其他單位組織，都可以用一句“沒想到呀！”來最終解釋，而發生在一個進出皆鴻儒的百年名校，這麼一句“不可抗因素”搪塞得過去嗎？此行有多大的危險性，老百姓不知道，難道飽學之士，行家裡手們也不知道嗎？我真想象不出，這些大人先生們如何與那麼樸實的老農對面而立？這些教授們可曾象老農一樣盡職盡責地對待自己的工作，對待由老農培養出的成果？

至於最後一幕，鬧到家屬代表與學校進行談判，就更令人心寒了，年輕的生命和鮮血歸結為金錢上的紛爭。作為家屬，我想沒有人願意用兒子的生命去換有數的鈔票，但是他們卻要含悲而爭。因為學校早用一張生死狀，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嘆服，學校是懂法律的，他們預先就保護好了自己的財產。而那些家屬們的“財產”呢？他們花二十年的心血、無數的時間、巨額的投入培養的“財產”就這樣毀於一旦了。北大是一個最喜歡爭論人權的地方，但是他們真的在乎年輕生命的枯萎？

文章的題目叫《愛的退讓》，想用這件事情來讚美深沉的父愛，來感動廣大的讀者。但我卻看到了另一種退讓，一位老實樸訥的農民送別自己優秀的兒子後，對一座冷漠的巍巍然的高等學府的退讓。相對於學校有理有據的自我辯護，這位一輩子和土地打交道的漢子又能說什麼？他只能帶着更加悲痛的老伴兒，回到原來的土地上繼續土裡刨食，用還上所有借款來寄託就兒子的哀思！

學校是一個教會公民負起責任感的地方，但這件事上學校處處可負了責任？那位老農沒有進過這樣的學校，但他卻無聲地背負着自己的責任，不禁令人發問，到底誰該教誰些責任感？教授教老農，還是老農教教授？無怪乎我們的教授、院士們要跑到美國請教人家道德問題呢！他們是太迷茫了。不過，如果用他們坐飛機、住賓館的錢當作學費，為老農還上十萬元的債務，老農所能教給他們的倒真不愧對這點課時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