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麼是一流大學？怎樣來判斷與保護一所偉大大學的個性、歷史和它深入骨髓的精神？大學的精神能不能不進入市場？又怎樣不進入市場？

到“全球教授市場”去買教授

1992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他在北大方案中看到很多“哈佛”的影子，“我注意到，有些似乎是哈佛制度的特別性規章，稍加演變，引申到了‘中國的哈佛’，也就是北大身上”。

“比如說Tenure（終身教職）制度，這是現代大學教師人事制度最關鍵的環節，也是北大改革最核心部分。就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多數大學而言，更重要的是職務晉升而非Tenure這個環節，像一般大學對教師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從副教授升為教授，把關把得更嚴，但對於在副教授這一級上是否給Tenure，則相對不是很苛嚴。而在美國體制中，對是否給教師Tenure則把得特別嚴。因為教師一旦獲得Tenure，除非嚴重失職或違法亂紀，大學就得把他‘供’到退休。這一關若把不嚴，大學冗員、占位現象就會很嚴重。”丁學良說，“美國25所最佳研究型大學中多數將Tenure定在了副教授這一級，也就是說，一個人拿到博士學位，工作六七年之後，晉升為副教授的同時也獲得了Tenure。他再幹個四年五年，如果學問做得好，就晉升為正教授。在重視研究的大學裡，也有的人雖有Tenure，但一直到退休也升不到正教授。”“而哈佛的Tenure只給正教授。因為哈佛認為自己是美國最好的大學，必須把Tenure的檔次提得很高。所以，北大的目標既然是中國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在北大方案第一稿中同樣把Tenure定在正教授這一級上。”

在Tenure體制導向市場選擇下，美國的各個大學之間形成了一個流動的“教授市場”。丁學良解釋說，“因為不同學校的要求不一樣，有些學校70%的教員可以拿到終身資格，有些學校連10%都不到。有些人在哈佛肯定拿不到，只是去鍍鍍金，在哈佛過一兩年到其他二流學校，很快可以拿到終身教職。但結果是，一旦教授流動起來，不同教授的價值也就在市場中得以體現，名校教授的價碼是相當驚人的。像美國的經濟學家薩克斯，從哈佛大學跳到哥倫比亞大學，價位是30萬美元外加大量科研經費。”“這樣，越是頂級的大學就越容易聚集上頂級的大師。”

長期從事比較教育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學飛由此深感國內大學體制的沉疴，“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競爭性程度很高的機制，哈佛的校長才能說哈佛隨便挑出一個教師都是世界一流的學者。這話，北大的領導恐怕沒有底氣說”。“中國高校長期以來的現實是，北大的教授就是北大的，復旦的就是復旦的，相互之間不流動，教師隊伍永遠沒法更新，差的沒法走，好的沒法進，結果是死水一潭，毫無生氣。”按照這次北大的“教改方案”，“在講師和副教授中實行擇優和分流，目標是講師流動在1/3以上，副教授流動在1/4以上”。照此，北大將在三到五年內換血將近1/2。“北大就可以像哈佛一樣到‘全球教授市場’去引進教授。”陳學飛說，這是北大的夢想。

像“哈佛”一樣裁員？

“事實上，不光北大，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正在美國化。”去年回國的教育學者別敦榮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香港地區的大學原來統統是‘歐洲體制’，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辦高等教育，在國立大學的教師之間，待遇基本上是全國拉平的，各院系之間也差別不大，帶有濃厚的福利社會制度特色，市場因素很少。”“他們和‘美國體制’競爭了很多年之後發現不靈光了，因為很多一流的教授都往美國跑，許多大學便開始轉向‘美國體制’。”“像英國，1988年頒布《教育改革法案》，規定大學教師臨時工化，政府可以放手解聘大學教師。日本政府去年也推進了高等教育‘法人化’改革，決定在2004年將現有的國立大學改為‘國立大學法人’，國立大學在擁有人員組織方面的決定權的同時，大學的教職工將失去以往的國家公務員地位。”

丁學良說，無論以“美國模式”為榜樣的方案細化到哪一個層面，紙上北大和哈佛如何相似，“減員增效”都是最急迫和現實的選擇。而任何改革都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妥協，問題是這個“妥協點”劃在哪裡非常關鍵。如果太向過去一端靠，改革就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如果太往未來一端靠，改革又很難推動。

照別敦榮的看法，同樣的改革到了中國阻力必定會大許多，因為按“哈佛”那樣的裁員率，若是搬到中國內地大學來，會有巨大負擔。“北大同樣如此。”他說，“那些社會裡的大學在‘歐洲體制’下，冗員現象並不是十分嚴重，也就是說，雖然教師做研究的‘生產率’普遍不高，但基本上還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教學和研究任務一般是不輕鬆的。西方的公立大學，雖由政府出錢，大學預算仍要經過議會裡的好幾輪辯論，不可能花大錢雇一堆人不幹活，而且還有媒體監督以及學術團體的約束等。”“但在幾十年的計劃體制下，中國內地大學教職員中的冗員比例一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冗員已經成為一個不容易一下子甩掉的包袱。”對此，北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陳學飛說:“哈佛教授的工作量是很重的，基本上每人一個學年要同時上五門課，平均下來，每周得有7.5個學時，這還是在研究工作之外。而北大除了光華管理學院幾個學院授課任務較重之外，大部分教師只有每周不到3個學時的課程。”“有10%的教師只承擔了0.2%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如何處理這10%，學校也沒有什麼好辦法。”

一名北大哲學系教師在網上留言說:“北大文史哲各系教授名額早已滿員、超員，有的（比如哲學）在五六年內教授不會有空缺，如果大幅度換血，體制難以承受，但如果改革妥協，力度不足，在未來10年15年裡，北大都找不到吐故納新的機會。”

一個“大型國企”的體制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教研究所趙婷婷博士對記者說，在我們的《高等教育法》上，中國國有大學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實際上是一樣的，國有大學校長副校長就像國企的廠長經理。“美國2610個億的教育經費絕大多數來自於民間和企業的投資，因此作為雇主裁掉雇員是沒有爭議的，但我們國家高校的教師其實仍然是准公務員身份，辭退的確沒有足夠的法律依據。”

教育學者楊東平說，教育主體性和人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處於政治衝擊和經濟擠壓的雙重窘況之中的北大有一系列的“體制綜合症”，“長期以來國家對大學實行供給制，由此導致了國有化的辦學體制、條塊分割的領導體制、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和單一渠道的投資體制。這種官僚化作風在90年代後期高校院系合併改革之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風。”楊東平說。

楊東平承認，西方大學在本質上擁有幾乎一致的價值觀，即對學術自由與知識本身的信仰，那些不同的學制只是一種表面差異而已，“能不能在引入競爭的同時，仍然擁有大學的純淨和精神，這不止是一套方案的問題”。■

美國的tenure制

在美國大部分學校的情況是這樣的:申請工作者，首先獲得一教職，獲得一個任職資格（tenuretracked），只有進入這個過程才可能有資格轉為終身教職（tenure）。如果沒有獲得任職資格，就只是一個臨時工，不算學校的正式編制（faculty），不能享受他們的權利，如參與決策，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系主任等行政職務。有了任職資格後，一般過6年有一個評審，當然中期也會有評審，但中期評審不會影響具體雇用。6年後的評審非常關鍵，如果通不過則要走人。如果通過，就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有了副教授就有了終身任職資格。

在評副教授時，本人提出申請，把所有的履歷、研究成果與貢獻的卷宗，必須要寄出去，全部要外校本專業的專家進行評審，一般要收到四到五個人的評審意見。收回後再從系裡的學術委員會、系主任到院裡的學術委員會和院長進行評審，這些都通過後，到學校里的人事委員會。學校里的人事委員會是根據一定程序選舉出的，學校的人事委員會通過後，再由分管的副校長批，副校長通過後就可以了。再以後校長或校董會一般只是名義上蓋個章。

評審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系裡的意見。獲得副教授後，就有終身資格，一般有六七年的時間再申請正教授，把同樣的程序再來一遍。對正教授的學術貢獻要求更高。

而對於新聘教師、一個教師晉升與否，給不給Tenure，最重要的評價不是來自本系、本學院或本大學，而是來自外部——來自全世界那個領域裡相當受尊重的專家、教授的匿名評審，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國際上的資深學者，但不告訴你他們是誰，同時選擇外部評審人時有“六不准”:外部評審人不可以是你原來學位論文的指導教授們;不可以是與你共同發表過論文、論著的人;不可以是與你共同主持一個研究項目的人;不可以是你過去單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現在單位的同事;當然更不可以是你的親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