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中國的騙子主要分為兩種。一種叫做無能的騙子，另一種叫做無恥的騙子。先說前一種。這類人包括那些用耳朵聽字的，把藥片穿過瓶子底的，通曉“宇宙語”的，把自來水變成油的，或者讓別人肚子裡或腦子裡一圈挨一圈長法輪的，等等。為什麼說他們是無能的騙子呢？因為他們的把戲過不了多久就會被人識破，他們就會成為別人的笑料；更嚴重者，有些騙子更成為國家級的罪犯被追逐到海角天涯。因為愛情被追逐到天涯海角是一種浪漫，而因為騙術被追逐就不那麼浪漫，甚至顯得很二百五。這道理明擺着：就算他們騙到了一些錢，也是得不償失，因為他們為了那點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代價有時候大得超過了錢財的覆蓋程度，因而他們的騙術，最終帶來的是一種負面價值。這方面的道理不用多說。

　　　另一類騙子的命運顯然好得多。他們都有一個堂皇的頭銜，一般都是國家認可的學術單位的從職人員，而且他們的地位相當高，多數是教授什麼的，不濟的也能算個專家。他們騙起人來，不是靠打地攤擺場子，不，他們嫌那樣效率太低；他們靠正經的媒體的途徑，宣傳自己的騙術。為什麼說他們無恥呢？就是因為，雖然他們和第一類騙子一樣，肚子裡都是大糞，但是因為他們頭上的光環很耀眼，能把人晃的暈暈乎乎五迷三道的。一般人不是沒有能力識破他們的騙術，也不是因為大家笨，只是因為他們頭上的光環嚇人罷了。他們騙的越厲害，大家就越崇拜他們，而他們的目的，和第一種騙子一樣，也是為了一些錢財。所以說他們是無恥的騙子。現在我就要說到文章的主題，那就是本文的題目。

　　　坦率地講，我看到了北京大學某些教授的言論，不得不把他們歸到騙子那一堆里。比如說，北大有一位全國聞名的經濟學家厲教授，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小康社會的標誌就是有第二套住房”。我請大家一起分析一下這個理論，靠我自己的智慧，怎麼也琢磨不出他的道理該如何解釋。第一，什麼叫小康社會？第二，擁有第二套住房的人應該達到多少才算有了普遍意義？第三，住房是否代表生活水準的全部標準？我的結論是，按照這個標準衡量，可以得到如下兩個結論：第一，全世界沒有一個小康國家。因為在富裕國家如美國瑞士日本等等，也並不是所有國民都擁有第二套住房，所以沒有達到小康社會；第二：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是小康社會。因為就算是不那麼富裕的國家，比如尼泊爾柬埔寨中國，也有某些富豪們擁有兩套以上的住宅。按照厲教授的理論，大概北朝鮮是個唯一的例外，它可能還沒有達到小康。

　　　又比如，我認識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張教授，在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這位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把高行健的作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作了比較，得到了一個結論：寧可看春節聯歡晚會，也不要看高行健。說實在話，看了這樣的文章，我很為北大感到沮喪。搞文學評論的人，連同項比較都不會，這實在有些說不過去。高行健是個作家，最好和作家來比較，比如和其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比較，或者和國內的一流作家相比較，才可能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拿一個作家的作品去和一台打穀場上的東北大秧歌比較，我不知道會得到怎樣的結論。這位作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人類的感情中有一部分叫做妒嫉和鬱悶，這樣的情緒，是一種感情用事時的發泄，而不能夠用來作學術評論。對待諾貝爾得獎者，最好不要用這種心態。公然地蔑視一個世界級的榮譽，這樣的心態是不恰當的。關於同項比較，我想舉一個例子。比如有人說，喬丹打球打得棒極了，另外一個人反駁說，喬丹不如張二寶踢毽子踢得好，所以寧可看張二寶踢毽子也不要看喬丹打球。我們得到的結論只能是，後者最好只看張二寶踢毽子就夠了，不要看喬丹。偶爾讓他看到了喬丹，就是對喬丹球技的糟踐，那是喬丹的不幸。對於張教授來說，看看打穀場上的歡樂就夠了，不看高行健也罷，免得糟蹋了高行健。

　　　北大還有一位姓劉的經濟學家，據說被稱為“京城四少”之一，他把自己的幾本書翻來覆去地“排列重組”，一版再版，據此也差不多著作等身了。這件事已經夠無恥，沒想到他還在北京市的政協會議上發表高言大論：“北京的堵車讓我感到欣慰，因為堵車象徵着經濟的繁榮”。京城四少，聽上去很有些江湖味道，不知道怎麼就成了北大的教授。堵車象徵着經濟繁榮，那麼亮馬河變成臭水溝，玉淵潭變成硫酸池好不好？那也是工業發展的繁榮啊。堵車是一個令所有大城市的管理者感到頭疼的問題，他卻感到欣慰。我想，北京所有的汽車司機都會這麼稱讚劉教授：我真想拿大嘴巴抽孫子！

　　　北大還有一位搞人類學的王教授，楞把孟子從外文著作中翻回來，翻成“門修斯”，這件事已經成為全世界學術界的趣事，這裡且不去說它。一個搞人類學的中國人，還是教授，楞把孟子弄成門修斯，我們完全可以期待着在他的筆下出現“孔修斯”，“老修斯”，“陽明修斯”，乃至“雪芹修斯”，然後把中國的人類學改名為“修斯學”，看來這一天並不遙遠。我們滿心歡喜地期待着！

　　　說到滿嘴裡跑火車，上述幾位北大的教授還不是最絕的。我見到最絕的一位北大教授，姓王，是個什麼國情中心的研究員，還是博士導師。他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創意”：在圓明園遺址上建一所“八國聯合大學”，讓當年放火燒圓明園的八個強盜國家各自回來建立一個學院，組成八國聯合大學。我的感覺是，看來這位偉大的教授，把大學當成包子鋪了。劍橋大學就是“劍橋包子鋪”，巴黎大學就是“巴黎包子鋪”，在那邊是賣包子的，收拾收拾鍋碗瓢盆，搬到北京來，搭鍋埋灶，就可以接着賣包子。我建議這位偉大的教授，先到那八個國家的一流大學裡吃頓飯，看看人家到底是賣包子還是買米飯，再回來搞創意也不遲；然後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部（注意，不是教育部，這事估計教育部管不了）去聞聽一下，如果劍橋包子鋪到北京開個分店，包子餡的配方由誰來決定？這兩件事辦完了，我估計王教授就會幹點別的去了。偉大的王教授還有一個超人的“創意”：把北京變成海濱城市。我想，這個創意不用再多說了，因為大家還想舒舒服服地吃飯呢。

對於以上幾個例子，大家都有各自的評價。我想提出一點嚴肅的話題，僅供參考。那就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出生的那批中國人，已經成長起來，並且很不幸地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首先，他們是一批不幸的人，“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沒工作”是這批人的生活軌跡，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是他們不得不經歷的生活內容。在沒有教育的環境裡長大，在謊言和欺騙中摔打，然後直接進入一個唯利是圖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這就是他們的成長背景。在錯過了求學年齡以後，他們只是以“補習”的方式接受了一些教育，因而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判斷是畸形的。同時，他們又是文化的破壞者，他們就是當年衝到老師家裡，把老師的藏書拿出來付之一炬的那些人；他們就是拿銅頭皮帶狠狠地抽向老師臉的那些人；他們就是砸爛普希金雕像的那些人；他們就是把女校長活活打死以後塞到糞坑裡的那些人。在他們的學生時代，老師是和“臭”字聯在一起的，“知識”是和“反動”連在一起的。他們的言論，如果跟他們的成長背景聯繫起來，或許能夠得到某種合理的解釋。問題是，他們當年接受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之類的教導，當然是荒謬的，但是到了今天，他們以自身的言行，肆無忌憚地褻瀆着知識。本來老師不臭，也不是老九，他們的言行，倒真讓人懷疑起老師排行第幾以及是不是臭了。

歷史不容得開玩笑，誰跟歷史開玩笑，他必定受到歷史的嘲弄。現在，這些北大的教授們，已經讓我們看見了這個事實。

最後我還想說一說對於科學的態度問題。上邊提到的北大的教授，都是人文科學的教授，這裡可能有一個誤解：自然科學是嚴謹的，而人文科學的原則就沒那麼嚴格。我要糾正這樣的想法，人文科學也是科學，同樣不能任意而為。我提到的最後一位王教授，他的腦海里只有“創意”，而創意在他那裡已經變成了胡說八道。我要告訴他，這是不好的。好的大學不是靠競爭來刺激的，退一步說，就算是競爭，北大和清華比鄰而居，應該是很好的競爭對手，實在用不着再弄一個什麼八國聯合大學來趟渾水。誰說兩個大學不能競爭，非要三個才能競爭？另外，好的大學並不是靠創意存在的，好大學就是能夠學到如何做人的地方，學問倒在其次。先做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再去做學問，是一個正確的順序。科學需要的最基本態度就是老老實實，不要醉心於什麼創意，當然，如果能做到不胡說八道，就更好。

老師是一個崇高的職業。愛因斯坦去世的時候，當地的報紙以“永恆的老師”（Ｆｏｒｅｖ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來讚譽他，可以讓我們感覺到老師這個稱呼是何等高尚。這個道理，當年的中國的讀書人也懂，比如當年潘光旦教授在清華時就說過：“第一流的老師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書的。單是有點學問就來做老師這一行，實在是沒什麼……”。這個道理，到了今天，已經被中國的讀書人漠視了。上述的老師們，有沒有學問我不知道，但是他們確實不適合當老師，這一點想法我不想隱瞞。我是個很溫和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提議，讓全中國的男人向他們撒尿，女人向他們吐痰，淹死他們，我想我不會阻止。我並不是成心羞辱他們，只是想幫助他們學好。

　　　我有一個同班同學，是個心胸很開闊的人。我跟他說了北大某些教授們的創意，他很認真地想了想說：北大實在太大了，好教授也多，壞教授也多。在我看來，這個評價寬厚極了。我想跟北大的校長建議一下，是否考慮一下對於這些壞教授的取捨，說到底，這也是為了北大的聲譽。北大是一個輝煌的名字，不應該是無恥的騙子們招搖撞騙的樂園，我想，對於這一點，許校長應該深有同感。

２００３。７。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