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的名义

中央台新开的第十套节目我很喜欢看，很多节目非常好，可能是中国所有电视台中最有思想性和深度的频道。不久前的一次节目中，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位女生物学家讲述了她重新“发现”新疆大鲵的过程，她的辛劳换来的学术成就令人敬仰，镜头中她惊喜万分的表情让人感慨，她要向全世界发出声明的强烈愿望也令人激动。激动之余，一个问题潜进我的意识中：“重新发现”这个词用的恰当吗？按辞典中的解释，“发现”是指对客观存在的、人所未知的东西给予揭示。片中“重新发现”是指自俄国人第一次发现新疆大鲵后，人们又一次找到了这个物种，证明它在地球上依然存活着。在这个事例中，新疆大鲵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是“人所未知的”呢？按片中的叙述，新疆当地的老乡早就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并当作美味来吃。因此，如果把学者与新疆大鲵的相遇界定为“发现”，那就无疑把当地的百姓排除在“人”这个类范畴之外，这种排斥表现为剥夺了老百姓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哪怕一丁点的合法地位，他们的话语根本不算是“人”的话语。一个东西，哪怕有几万双这样的眼睛见过，只要没有把持着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专家”的认可，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天底下有比这更大的不平等吗？
我对那位女教授如此的反应和讲述完全能够理解，对她我没有一点责难的意思，相反，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身处边疆，本来就被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所轻视，我想她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她的讲述，以及她在讲述中倾注的情感，本身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一种挑战。但为什么受害者在有机会言说时，仍把使她受害的话语当作自己的话语来讲述？这恐怕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福柯所揭示的社会话语权力运作机制所造就的制度性问题。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几年来，大众传媒中一个新的参与者：各种“专家学者” 闪亮登场，扮演着立法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对社会大众所关心问题给予权威解答，对时代常识进行评判、选择与建构，“请听专家意见”成了节目主持人的常用语和引出不容置疑结论的导言，专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科学话语日益成为社会中唯一合法的话语体系，“建构时代常识，感受科学人生”这句话集中地反映出科学主义话语的这一意图。
从哲学的层面看，科学并不是人们在无所依据的状态下，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为源始而正确的揭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必须以它为基础才能建立。恰恰相反，当代思想中获得人们最普遍认同的观念之一就是海德格尔对此的论述，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一反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以来两千年的科学主义传统，区分了人们在时间中揭示存在的两种方式：“上手的”和“在手的”，指出以实践为特征的“上手的”方式是人与世界的原始的关系，而以静观为特征的“在手的”方式是前者的派生，以前者为基础。这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是我们与世界第一位的、原始的关系，而是派生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科学只是日常生活经验干瘪的抽象，它远远不能概括我们的生存体验。以第二位的、片面的东西代替第一位的、原始的东西，必然造成我们自身生存的干瘪、片面和远离作为我们生存本源的存在本身。如果要讲异化，这就是最根本层面上的异化。
这一道理很多人都懂，并且讲的比我好，可为什么在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一点，反而走上把理性知识神化进而权力化，造成理性话语在现代大众媒体的帮助下，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独霸话语这一事实？写到这我不由想起几年前，文化界对民众把《厚黑学》正书反看行为的愤怒围剿，口口声声，这是社会文化庸俗化的表现。但文化学术界在对待海德格尔，特别是福柯理论的态度上，与此有多大差别？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理论，揭示出理性知识在社会历史中形成和扮演的社会权力角色的内涵及运作机制，反思和批判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至上风潮，揭示这一风潮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内在基础，目的是唤起知识分子对构成其自身基础的传统理念进行解构，并在一个新的立场上，以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为根本，为建设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社会发挥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可实际上，学者们对福柯的思想，除了跟风式地做纯纸面的阐述外，在实际中更把它看成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学术权力宝典》，正书反看，并有与中国传统权术谋略融合提高的趋势，呜呼哀哉！这也就难怪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圈和文化圈中，话语权之争惊天动地，而且纷纷走出各自的小圈子，走向社会这个大圈子，并力图在这个大圈子中施展权谋，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话语霸权。在这种氛围下，边缘地区老百姓的话语想有立足之地，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