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要悄然进行的北大改革，被媒体爆炒并史无前例地上升到了“癸未变法”的高度。一场象牙塔内的改革，竟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眼球和口水，无论是改革的设计者还是改革的推动者，都是始料未及的。

　　社会广泛关注的背后，在于这是一场见微知著的变革，在于这场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正处在一个“颠覆”的时代，所有的制度都被重新考量和梳理，所有的体制弊端都成为众矢之的。这就给这场改革赋予了窥视中国全局改革前景的“非典型”意义。

　　纵观这次改革的措施，主要是打破铁饭碗，引进学科淘汰机制，让一些在研究和教学上没有成果的教授讲师们不再获得续约，一些长期没有成果的学科加速淘汰。同时在新的机制下，北大也将聘请更多非北大毕业的国内外其他大学的学者。

　　引进竞争机制固然要比继续因循守旧好得多，但在为北大改革叫好的同时，不禁产生如此疑问：思想自由是学术的生命，离开了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再创煌煌之学风可能吗？“构建世界一流大学”之梦能圆吗？

　　在北大百年历史上，1917年蔡元培发动的那场变革使北大日新月异，在于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不但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还延请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蔡元培改革的成功，在于以他的人格感召，按照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对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尊严给予充分尊重，激发创新的活力。“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非是一纸政令所能完成的。

　　无庸讳言，目前中国学术之积弊，在于学术官场化，学术研究与政治联姻关系日渐紧密，政治标准成为学术评价的标竿。目前，学术官场化的倾向在中国大学中的蔓延已经达到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窒息着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这一点已经为世人所诟病。

　　在这种畸形的评价机制之下，所谓的学术成果大多沦落为政治理论的翻版，这一点在北大历史上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70年，北大相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教师会做工会种田，文科要以政治人物著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中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结果，这种建设“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大学的努力，成为一场噩梦，与建设世界上最先进大学的目标渐行渐远。

　　通过对改革的争论，北京大学里管理和行政人员效率低，一些高官以学者身分窃据校内高位，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受到猛烈抨击。诚如改革的反对者所认为的，如果不能打破累积多年的“官僚厚冰”，即使凭借竞争机制引进大量尖端人才，试图打破的学术积弊会很容易借尸还魂，创新北大也就会永远只是一个梦。

　　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的，是此番北大改革没有对现存利益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和分配，反而把教师放在了被管理者的位置上，走向了“学术自治”的反面。

　　所以，此番北大改革中的引进竞争机制虽然是个亮点，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改革还需要北大“掌门人”能有“老掌门”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宽广胸怀，尊重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尊严，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如此，北大改革才能不负“癸未变法”之称，振兴北大也就不会仅仅是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