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前一阵网上有一篇“盘古王表读”的文章，我相信这代表了很多传统文人的心理。李济对只重古文推理轻视考古证据的作法持批评的态度。文字的研究和民族的骄傲是一回事；科学和证据又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科学家，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决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精心的记录一旦深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李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为了科学的标准，他得罪过很多人，甚至一些名人。有人认为他过于刻板执拗，不够随和，但中国的考古学要感激他的严谨作风。

中研院史语所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左右，参加过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的善后工作的学术前辈徐森玉向李济讲述他抚摸乾隆头骨时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李济脱口而出：“不可能吧！”老先生误会了，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亲自数过。老专家既然如此认真，一般人就算了，但李济却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又很仔细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等等。最后，老先生很不好意思。

董作宾是一位天分极高，自学成材的近代甲骨学大师，人称“甲骨四堂”之一（观堂王国维，雪堂罗振玉，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四位甲骨金石学名家）。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董作宾带领中央研究院的安阳殷墟发掘团，开始了安阳试掘。由于缺乏科学考古的知识，将一些珍贵的商代人头骨及陶片扔回坑里重新埋了起来。十一月李济主掌考古组，十二月一日立即奔赴开封会晤董作宾，得知这些失误，马上停止试掘并和董一起制定了第二次正式发掘计划。次年三月李济开始领导了第二次发掘。从此以后，李济就担任了安阳历次发掘的主要负责人。董作宾并没有因为李指正了此次失误而有任何不快。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只“海龟”能有丁文江，董作宾这样的兄长，真是他的福气。现在的“海龟”怕要被整死了吧？：-）（也许“小鞋”已穿坏好几双了）

曾听张光直讲过几件事，其中之一大意是：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当时四十八岁的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李济的学生夏鼐一九七九年谈蔡老的这个决定时写道，“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后来李济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了一个新方向，把中国的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