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大學的分子生物實驗室，在50年前不僅完成了DNA結構模型，它還造就了12個諾貝爾獎，成為世界科學史上少有的著名研究機構。其突出的原創性科學，不是通過計劃產生的，而是以優良科研環境和管理體制鼓勵傑出科學家發揮才智、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來實現的。

該實驗室前身是19世紀後期建立的著名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它當時聚集了一大批物理領域傑出科學家，如首任主任麥克斯韋是著名電動力學和電磁理論專家；瑞利獲1904年諾貝爾物理獎；湯普森獲1906年物理獎；蘆瑟福獲1908年化學獎；布拉格父子獲1915年物理獎等。

桑格獲1958年化學獎，他還發明了DNA測序方法獲1980年化學獎；華生和克里克的DNA結構模型1962年獲醫學獎；佩魯茲和肯德魯解出蛋白質結構獲1962年化學獎；克魯格獲1982年化學獎；米爾斯坦和克勒獲1984年醫學獎。沃克獲1997年化學獎；布勒納、薩爾斯頓和霍維茨獲2002年醫學獎等。實驗室對這些技術沒有申請專利，它們成為對全人類的貢獻。

該實驗室建於1947年，當時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小布拉格向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提出建立“生物系統的分子結構單元”，1962年擴大為“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集聚了一批著名生物學家，成為一大型研究所，有66個課題組、2百多研究人員。

其科學環境和管理是精英管理的典型。從20世紀40年代起，其研究經費就從來不需要研究人員發愁，許多研究員從沒寫過經費申請。主要由實驗室主任申請經費，便於研究人員集中精力搞科研。

其人才隊伍採取精英評價制，根據對科學才能的洞察力、對科學研究的深刻理解選拔人才，支持研究。它不在意發表論文數目也不在乎在什麼雜誌發表，而看重扎紮實實、有長期深遠或重大意義的研究，忌好大喜功、大規模攻關。佩魯茲對血紅蛋白結構研究於1939年開始，到1959年才獲重要成果。布勒納1963年開始線蟲研究，1974年才有第一篇論文。不少著名專家的論文不多，沒人在後面催趕，否則很難說他們能做出那些優秀貢獻。佩魯茲和薩爾斯頓緩慢研究時，還是無名小人物。正是其優越的科研環境和專家管理體制，才使有才華的科學家對科學生涯有信賴和追求，不必用論文衡量，而去努力追求最重要的發現。

其科學家不分年資互相激勵支持，不貪他人之功，形成良性循環。布拉格用自己的諾貝爾獎聲望支持佩魯茲和肯德魯，後兩者又支持克里克和華生做與導師課題無關的研究。1953年克里克和華生研究出DNA結構後，兩位導師無絲毫妒忌，繼續自己的研究，1959年才有較好結果，4位昔日師生1962年在斯德哥爾摩同台獲獎。佩魯茲支持布勒納甘冒許多人笑話而研究線蟲；布勒納支持薩爾斯頓和霍維茨做胚胎分析；桑格支持米爾斯坦進行和自己不同的抗體研究。這樣良好風氣才推動不斷產生卓越成就。

實驗室重視科學家的工作而不在乎他們的性格和研究風格，既有華生、克里克、布勒納等才華溢於言表者，也有佩魯茲、桑格等性格隨和低調者，他們都其樂無比地勤奮研究，風格迥異而互補，敬重對方科學內涵而不在乎外表性格。

實驗室位於英國上流教育中心，但它兼容並蓄，廣納各地人才，重用真才實學者。既有赫胥黎這樣科學世家後代，也有佩魯茲、克魯格和布勒納那樣的流亡窮猶太人，還有華生那樣的急性美國人以及米爾斯坦那樣逃離政治迫害的避難者。

其科研體制和模式不同於美國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較重視論文的模式。目前德國最重要研究機構馬普學會也不同於美國模式，馬普用較大量經費支持兩百多個實驗室，鼓勵長期基礎科研。這些成功的科研體制和模式，都值得我們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