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热爱自由市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 斯蒂格勒, 布坎南,科斯, 贝克

CHARLES K. R OWLEY，秋风译

诺贝尔奖1901年初创时有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理学、文学和和平诸领域，Alfred Nobel最初规定前三个领域的奖项应颁发给那些作出了最重大的发现的科学家，在文学领域，应该颁发给那些写出了具最杰出的、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作家，而和平奖则应颁发给在促进国家之间和睦相处事业中表现杰出的人士。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了纪念本行成立300周年而创立了一个奖项：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本奖是完全依照诺贝尔奖的原则和规则，瑞典皇家科学院则对经济学是否具有足够科学性从而能确保本奖与几项硬科学奖项具有同样地位极为疑虑，不过瑞典中央银行克服了这一点，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Gunnar Myrdal ——他曾获得1974年经济学奖——在争取科学院支持新奖项发挥了重要作用。

诺贝尔奖的初衷是肯定“具体的成果”而不是杰出的人物(Lindbeck 1985, 38)，诺贝尔本人就曾经明确表示，奖金应该奖给自然科学中的“发现”、“发明”和“改进”。确实，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愿，奖金应该颁发给“已经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的”人士，各个评奖机构都没有制定什么具体的条款，然而他们都坚持颁奖给特定的科学成就而非杰出的科学家这一理念。

很明显，评奖条款规定经济学奖也是要颁发给特定的学术贡献的，如果严格地贯彻这一原则的话，那么，那些作出了单个开创性贡献而研究面比较狭窄的学者，将比那些作出了好几项重大贡献而却没有开创性贡献的涉猎范围广泛的学者获奖机会更多。在经济学领域，也许除了Robert Lucas之外，没有哪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基于其年轻时的单项贡献而赢得过奖金，同样在经济学领域，大概除了Arthur Lewis 和 罗纳德 H. 科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基于其薄薄的一本著作而获得奖金。

评选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程序跟最初的几项奖项是一样的，每年10月邀请全球大约75个研究机构的经济学教授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必须在1月底前送到由5名成员（也可能要加上助手）组成的瑞典评奖委员会。评奖委员会成员和皇家科学院成员也可以提出候选人，其它方面提出的候选人则不予考虑。

评奖委员会将根据它自己对各方提出的候选人的素质的评估而作出初选。在这个基础上，委员会委托两个以上专家，常常是非瑞典的学者，来分别研究最杰出的候选人。评奖委员会最后将向科学院的“社会科学部”提出一份授奖建议，并附上一份范围广泛的调查报告、一份详尽分析每位候选人报告及一份精心阐述授奖理由的报告，专家的研究也是报告的一部分。评奖委员会在经过激烈讨论后以一致同意的原则达成共识。

10月中旬，报告将最终送达科学院全体会议，评奖委员会将在会上对其提议予以说明和辩驳。在全会举行的秘密投票中将根据简单多数原则产生最终获奖者，瑞典科学院院士（260人）只要出席会议，均可参加投票，并可投任何被提名者的票。投票结束后，立刻宣布获奖者名单，并发布一份两三页长的新闻稿，描述获奖者获得奖励的学术贡献。(Lindbeck 1985, 45?47).

本文中我将简单考察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生涯及瑞典皇家科学院引述的、也是众所周知的其学术贡献，我根据他们获奖的时间先后来安排文章结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詹姆斯 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罗纳德 H. 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加里 S. 贝克（Gary S. Becker,1992）。 因为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看作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持者，所以我也试图简单地评估其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的父亲是是一位Carpatho罗马尼亚犹太移民，最初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从而在新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他有四个孩子，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弗里德曼与弗里德曼，1998).

1928年，弗里德曼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入读Rutgers大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1928年获得数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在Rutgers，弗里德曼遇到了两位非凡的学者，Arthur F. Burns和Homer Jones，他们让他见识到了严格的经济学理论和最高水平的科学标准。

1932年，弗里德曼获得一份奖学金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在芝加哥的第一学期，他选修了Jacob Viner的课，当时他可是美国最棒的价格理论大师。这门课程向弗里德曼展示了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及其内在性质。由于学生座位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所以他也得以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和合作者Rose Director。在弗里德曼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校的教师包括Frank Knight, Lloyd Mints, Henry Simons, Paul Douglas及Henry Schultz等大师，弗里德曼于1933年完成了硕士课程。

同年，弗里德曼接受一份奖学金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受到了当时那儿更浓厚的制度和经验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影响，比芝加哥要更时髦一些。在哥伦比亚，他从与Harold Hotelling, Wesley C. Mitchell及John Maurice Clark的合作中获益匪浅。这一年的访问学习使弗里德曼毕生都对高质量的经验研究保持兴趣。

这之后则是一段艰难时期，弗里德曼换了一个又一个临时性工作，总是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学术界接受一些临时性的工作，直到1946年这种动荡状态才算结束，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1年到1942年弗里德曼曾短暂进入美国财政部，在那儿他犯下了学术生涯中最大的一桩失误。他协助制定了一项代扣所得税的方案。20世纪后半叶，实行代扣所得税是美国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代扣将使个体纳税人全年所承担的联邦和州的真实税负被掩藏起来，古典自由主义者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们不应当过分地考虑政府的效率，在其发挥征税机构的职能时尤其如此。

尽管弗里德曼早期的学术生活是各种短期职位的拼凑，但却也构成了其日后一切研究的基础。他精通数学和统计学，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又有制定经济政策的经验，所以，弗里德曼拥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坦然面对战后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笼罩下、受到社会主义教条严重影响、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幻灭感的经济学圈子。

1945年到1946年，弗里德曼到明尼苏打大学担任了一年的经济学助理教授，在那儿他跟斯蒂格勒合作撰写了一篇题为《房顶与天花板》（Roofs and Ceilings）的文章，揭示了租金控制的无效。1946年，弗里德曼继Viner之后，在芝加哥教授宏观经济理论，1948年被推举为正教授，1963年被任命为Paul Snowden Russell经济学杰出服务教授，在此一职位上一直干到1982年正式从芝加哥大学退休。那之后，则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获奖文告上提到的是他“在消费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的成就，及他对稳定政策的复杂性的揭示”，下面我将逐一评论他的这些研究领域，并对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的贡献给以更概括性的评估。

在芝加哥的早年，受Knight的影响，他阐明了一个坚定的观点：经济学应该成了一门实证的科学，其方法应该截然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方法论。他尤其对1930年代Lionel Robbins提出的观点不以为然，此一观点认为，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性应该主要依据其假说与事实之间的符合来检验。1953年他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经济科学特有的方法论。

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中指出，经济理论的假说的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并不能导致其有效性。在自然科学中，理论只能根据某一理论的预期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被接受或拒绝（常常是暂时性的），同样，弗里德曼试图运用Karl Popper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理念，将其用于经济科学。

虽然本文过于热情地清除理论假说的事实基础，尽管他提出的“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理论”的检验方式过于卤莽了，但弗里德曼本文的论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研究的性质。

这种方法论的力量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消费函数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1957)中，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是弗里德曼最伟大的技术性贡献。凯恩斯主义赞成政府财政干预以推动经济从衰退走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最重要的论据是消费函数观念，即家庭消费支出与当期家庭收入之间具有稳定关系的概念。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功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提高家庭收入，从而透过乘数机制达到对宏观经济产生杠杆效应。

弗里德曼则证明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家庭行为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及由政府支出透过乘数机制而达成的任何杠杆作用的观念，都要比其所断言的要弱。弗里德曼声称，家庭只有在意识到其长期预期或者说“不变”收入有所变化时才会调整其支出；收入短时间的变化对同期消费支出只有很小影响。

弗里德曼注意收集、组织和解释数据，加上他不懈地搜集可能——但却没有——证伪他的理论的证据的综合性学识，为经验经济学确立了新的标竿。(Walters 1987, 423)不变收入的概念事实上已经进入应用经济学的每一领域，从而改变了早期的研究都依靠当期家庭收入作为解释性变量的局面。

1956年到1975年则经历了货币革命，最终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衰微，它大大地减弱了政府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而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学术活动与这些变革有紧密的关联，虽然他本人并不是活跃的货币政策的鼓吹者，因为他的经验分析表明，这种活跃的货币政策一般总是对宏观经济产生扰乱稳定的短期影响。

货币数量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典理论家运用行为方程MV = Py认为，收入的货币周转速率 V, 是个常数；实际收入Y, 则不受货币数量变化的影响(所谓的古典二分法[dichotomy])；因此货币供应量M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价格水平P。这种观点受到凯恩斯主义者的嘲笑，他们认为V 不是一个常数，在他们看来，V 是可变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防止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化对实际收入或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弗里德曼在他编辑的《货币量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1956)中与合作者试图恢复货币数量理论的声誉，根据货币的稳定需求重新阐述了它。V 不再被设定为一个常量，它被看作是几个变量的稳定的函数。在这一框架中，V 被看作是短期内货币扩张作出的回应，强化而不是缓冲这种扩张对方程右边的冲击。

尽管1956年有一些经验研究论文趋向于支持这个重新阐述的数量理论，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之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货币的供应只能根据货币的需求来调整，而不能独立地影响系统。弗里德曼意识到论辩只有通过艰苦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一研究的结果就是他与Anna Schwartz合著之不朽的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1963)，它为重新阐述的数量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解释了美国的大萧条主要是美联储混乱的货币政策的结果。

弗里德曼后来的研究则确定了（1）财政政策对名义收入的影响是转瞬即逝的，而在滞后之后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将持久性地提高通货膨胀率；(2)名义收入适应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速度有一个漫长的和易变的滞后，从而使短期货币管理成为一种危险的、必然带来不稳定的政策工具；(3)就长期而言，额外的货币仅仅能影响到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对实际产出的增长水平或速度并没有影响。(Walters 1987, 425)

1968年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致辞《货币政策的作用》（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中有效地摧毁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分析的核心——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它强调在失业率和价格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弗里德曼则重申古典的劳动-市场均衡理论，论证了期望扩张的（expectations- augmented）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是不稳定的，除非经济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运行，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从长期看是垂直的。

此一洞见和弗里德曼对与经济潜在生产率增长相适应的不损害信用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正当性的论证，是弗里德曼将被人们铭记的两大概念。

弗里德曼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列举的范围。当时瑞典委员会一句也没有提到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中为维护经济自由而做出的贡献。现实证明，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 (弗里德曼和弗里德曼 1980)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已经造福于全世界无数的人们。弗里德曼坚定地捍卫自由，直中强制的要害，使受到压抑的人类看到了更自由和更繁荣的前景，所有这些都将被人永远铭记。

弗里德曼思想中一个突出的不足是缺乏对于国家的正面论述。这一缺陷可能是难免的，因为弗里德曼曾被迫抵制新福利经济学家关于市场失灵的论点，即使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也是如此。他至多是很有技巧地偏转了干预主义的论点，使之转换为对市场更友善的措施，比如为了弥补教育市场上的所谓外部性而支持使用凭单而不是由国家提供教育。在政治失灵与市场失灵之比较性制度分析这样的知识活动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是弗吉尼亚学派而非芝加哥学派。

斯蒂格勒

乔治·斯蒂格勒1911年出生在华盛顿州Renton，父母都是移民，父亲来自巴伐利亚，母亲则来自奥匈帝国，在3岁之前，他只会说德语。他进入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嗜读如命(贝克 1993b,761)。1931年，他从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获得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后准备步入商界，而当时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是进了西北大学，1932年获得MBA，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并有兴趣追求一种学术生活。

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点是1933年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当时已经有了由Knight和Viner领导的非常卓越的经济系，斯蒂格勒是少有的几位由Knight亲自指导撰写学位论文的学生之一，而Viner对宏观经济理论与经验的相关性及用历史和其它经验证据检验理论的必要性的强调，对斯蒂格勒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贝克 1993b, 761).

在芝加哥，斯蒂格勒跟米尔顿·弗里德曼、Allen Wallis成了好朋友。他的博士论文于1938年完成，1941年出版，代表着他首次试图认真地探究1887年以来新古典生产和分配理论演变的轨迹，立刻就被誉为经济学思想史上划时代之作。

在完成博士学业之前，1936年，斯蒂格勒就被Theodore Schultz任命为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学助教之职，当年他在芝加哥的教授们记得除了他之外就只有一个人还曾经获得过这种殊荣。1938年，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一直干到1946年，从助教晋升到助理教授直到正教授。在此期间，他曾一度在战时供职于全国经济研究局和设在哥伦比亚的统计研究集团。

1946年，斯蒂格勒告别明尼苏达大学进入布朗大学，194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呆到1958年。这一年，他重归芝加哥，与弗里德曼相逢，担任Charles R. Walgreen美国制度优异服务教授，担任此职一直到1981年退休。1977年，他出任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到1991年12月去世。

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对产业结构、市场的功能及公共管制的原因和效应的创造性的研究”，下面我将简要评述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纲领，并就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作出概括性的评价。

诺贝尔奖的授奖文告没有特别提到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实际上，这却是他的其它洞见的核心所在。在195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有人系统地关注经济主体在一个信息是有限的和昂贵的世界上收集信息的问题。斯蒂格勒则高人一筹，填补了这一空白(贝克 1993b, 763)。

斯蒂格勒在产业结构方面的贡献则在于把严格的微观理论运用到分析现实世界现象(Schmalensee 1987, 500)。他既关心发展优雅的新模型，更关注检验理论的内涵。他获得自己的洞见，不是靠大量运用数学工具，而是靠优雅的、深刻的叙述和惊人的才华。

特别是斯蒂格勒论证的竞争与垄断的经典的两极模型（the classic polar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并运用此一模型对市场过程提出了重要的洞见，从而一举廓清了Edward Chamberlin 和Joan Robinson等经济学家散布的混乱，他们采用复杂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结果却几乎不能作出任何预言，而斯蒂格勒则开辟了1970年代以后形式微观经济理论侵入产业组织研究领域的道路。

在众多重要贡献中两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就可以说明斯蒂格勒的学术思想的这一方面。1947年他出版了《卷曲的求大于供市场需求曲线于刚性价格》（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nd Rigid Prices），在这篇论文中，斯蒂格勒揭示了求大于供市场纠结的需求曲线模型（kinked- demand- curve model of oligopoly）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预期的失灵，那一理论旨在解释美国商品市场上价格向下的刚性——斯蒂格勒后来根据经验研究驳倒了这种刚性(斯蒂格勒 and Kendall 1970)。

1964年他出版了Theory of Oligopoly，应用第一流的卡特尔理论来分析oligopolistic市场，他指出，共谋行为的稳定性依赖于察觉和惩罚偏离默会的或公开的限产协定之行为的能力。本文导致了人们对卖方的信息给出基于信息的解释，其中Herfindahl Index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勒对管制的研究始于1962年，在与Claire Friedland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得出结论，在美国，国家早期对电子元件的管制对于电气价格并未产生影响。本文触发了他对管制后果的经验研究纲要，斯蒂格勒对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也越来越表示怀疑，1971年，他出版了《经济管制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书中他指出，管制一般而言都是由欲图被管制的组织之自利性政治活动导致的。这一原创性论文开管制经济学主要研究纲领之先河。

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及管制经济学等领域的洞见，尽管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弗里德曼深刻，然而仍值得我们牢记，至少是因为它们曾经激发和影响了大量研究。

不过，如果从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必须承认斯蒂格勒让人有点失望。斯蒂格勒一直倾向于解构主义，拒不承认经济学家在政策改革上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一看法越发顽固。最终他成为自己的讽刺，竟然以越来越不能令人接受的论证提出了“存在的就是有效的”（what is, is efficient）观念。他最糟糕的著作是他最后完成的、在去世后于1992年出版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所有持久的社会制度，包括普通法和制订法都必然是有效的。”(斯蒂格勒 1992, 459)教训或许就是：即使是伟大的学者也应该知道何时扔开书本，去闻闻玫瑰花香。

布坎南

詹姆斯·M. 布坎南1919年出生在田纳西的Gum乡村，他成长于布坎南家族农场，该农场是他的曾祖父、1891年到1895年曾担任天纳西州长的约寒·P. 布坎南拥有的家产。

1937年，布坎南被家乡附近、设在Murfreesboro的中天纳西州立学院录取为走读生，主修数学、英语文学和社会科学，1940年获得学士学位。1940年到1941年则在Knoxville之田纳西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4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却宣称对经济过程并没有形成连贯的看法。(布坎南 1995)

1941年，布坎南投笔从戎，加入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驰骋四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珍珠港和关岛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参谋部里。在夏威夷，他曾经在作战室中用细绳、曲别针、及计算尺追踪敌舰。很显然这种经历并没有使他醉心于应用经验研究方法。他获得了优异服务青铜星章。

1946年，作为《退役军人法案》（GI Bill）早期的受惠者他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第一学期他选修了Knight, Schultz和Simeon Leland的课程。Knight的价格理论课使他从社会主义转向自由市场原则，并使他对市场过程形成了看法，而早年他对此懵然无知。他正是从跟Knight的交往中获得了学术信心，而其后跟那些更有创劲的系里的教员如Viner和弗里德曼的来往对他则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布坎南 1995).

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磕磕绊绊地阅读了Knut Wicksell未被翻译过来的作于1896年的著作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这本书被深埋在芝加哥旧Harper图书馆的尘蠹中，而他读完此书，深为它向常规公共财政挑战的本性而激动。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致辞中，布坎南承认Wicksell的著作对他作出后来获奖的那些贡献具有重要影响。在其它地方，布坎南也曾经承认Knight的重要性(布坎南 1992)。他在George Mason大学的个人书房——布坎南House中就只挂了Knight和Wicksell的照片。

1948年到1950年，布坎南是田纳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50年晋升为正教授。1951年他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进行一年的研究，在那里他熟悉了意大利学者公共财政研究成果。

1956年，他成为维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同事Warren Nutter的协助下，建立了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1962年，他成为Paul G. McIntire经济学教授，一直到1968年他辞去此职，当时他跟左倾的大学管理层发生了严重的学术分歧。

1968年到1969年布坎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在那里又碰上严重的校园动荡，为了寻找庇身之所，布坎南远走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丘陵地带，从1969年到1983年，在位于Blacksburg的维吉尼亚工艺学院和州立大学获任大学资深教授。1969年布坎南与Gordon Tullock在该大学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

1983年在跟经济学系出现了争执后，布坎南和Tullock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连锅端到George Mason大学，1998，该中心成为詹姆斯 M. 布坎南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文告提到“他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和宪法基础”，下面我将简要评述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纲领，并就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作出概括性的评价。

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没有明确提到公共选择理论，而是集中关注众多学科中的契约与宪法问题。考虑到布坎南本人几乎是偏执地强调交换-协调范式（catallactic-coordination paradigm）而对大量公共选择研究中所使用的配置-最优化范式抱持敌意，诺贝尔奖获委员会倒是抓住了要害。在很大程度上，布坎南对Knight的洞见的信念引导他走上一条很有人涉足的道路。

在布坎南看来，公共选择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inclusive term），“描述了用经济分析政治市场选择的范围”(布坎南 1995, 171)。尽管他依靠Wicksell提供的路线图来到了公共选择的十字路口，毫无疑问，他也选择了除Knight的智慧之外的契约主义的路径（contractarian path）。如果没有基于Homo economicus的政治学模型，公共选择也不大可能存在。如果政治学中也使用交换的概念，布坎南也不大可能在学术史上流下自己的印记。他本人在发展选定的范式上的贡献是他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学说，坚持在交换过程中只跟个人有关系，在经济分析不存在任何具有无上重要性的更高级的秩序。

布坎南在一篇重要的论文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1959)中第一次把这些理念综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据此，那些受过相应经济政策宪法训练、能够把演绎逻辑应用到政治学已被认识到的约束的经济学家们，可以试探性地提出规则，从而展示出全体同意的前景，对这种提议的理想的检验是全体同意本身，尽管布坎南跟他之前的Wicksell一样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中必然只能存在一些近似情形。

1962年布坎南（与Gordon Tullock)在The Calculus of Consent 中使宪法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们论证了自利的个人，面对潜在的国家强制权力，可以在环绕着长期决策的天然的不确定性之帷幕后面一致地认可一部宪法。考虑到决策成本，这种宪法不可避免地将认可毋须全体一致地作出政治决策的规则。

从表面看起来，通过交易获益的乐观的看法也适用于政治市场，然而，The Calculus of Consent使布坎南和Tullock招徕想做哲学王的人士的刻骨的敌意，因为人家正是基于市场失灵的范式才往上爬的。这两位维吉尼亚人以惊人的才华论证了，私人市场的失灵——不管是归结为外部性、公共性问题、信息不对称，还是由于不完全市场——本身也会在政治市场中以一种更持久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 博弈场永远是水平的了（Thus was the playing field forever leveled）。自此之后，那些企图通过政府干预保护市场的人就放弃了其防御姿态，转而断然地采取进攻。

1974年布坎南出版了The Limits of Liberty，对他认识到的美国宪法危机作出了回应，他揭示了霍布斯的无政府威胁将导致社会契约之崩溃，从而出色地捍卫了宪法性契约，在这本书也许就宪法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是最棒的著作——甚至可能超越The Calculus--中，布坎南揭示了理解自由的个人之间如果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产生某种介于无政府和列维坦之间的受约束的或是有限的政府的路径。

在这些杰出的著作之后，布坎南并没有躺在荣誉上止步不前，在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著作和论文中，他运用自己的理论批判一般常规公共经济学的各个方面，猛烈批判精英主义的社会选择理论。通过这些论著，他展示了契约主义范式预测有限政府出现或在20世纪崩溃之后再现的力量。

布坎南对于契约主义范式的本质与内涵的洞见毫无疑问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他的技术性贡献本身就足以使他厕身于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荣誉榜上。

布坎南跟他之前的Ludwig von Mises和F. A. Hayek一样，成功地依靠纯实证的分析有力地发展了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及法治的理念。而且他没有违反休谟violating Hume抯 constraint that one cannot make 搊ught?out of 搃s,?，而是论证了理性的个人，一旦他们察觉到危险降临，就能够一致地控制国家，使自由市场保持运转。

科斯

罗纳德-科斯于1910年出生在伦敦郊区的Willesdon，而其父母都在12岁时就离开了学校，所以他们可能并不理解学术是怎么回事，然而在科斯整个早年生涯中他们都全力支持他。母亲令他铭记着诚实与真率的重要性，这些道德原则他终身谨守不逾。

在经历了少时的病痛而导致的学业进展缓慢之后，他逐渐赶上来并于1929年考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商业学士学位，在经历了整整大萧条之后于1932年从伦敦大学毕业。此间，他被Lionel Robbins推荐给他的两本书给迷住了，一本是Frank Knight的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勾起了他对经济组织与制度的兴趣，另一本是Philip Wicksteed的 Common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训练了他借助高水平的数学工具分析受到约束的选择的能力。

1932年到1934年科斯担任Dundee经济与商业学院助理讲师，1934年到1935年是Liverpool大学助理讲师，1935年到1938年是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1938年晋升为讲师，战时供职于中央统计局，1947年成为reader，1951年被授予伦敦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任Buffalo大学经济学教授，1958年转至Virginia大学，跟Warren Nutter在学术上过从甚密。1964年，他又动了一次，来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成为Clifton R. Musser 经济学教授，一直到1981年退休，1982以来则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Clifton R.Musser 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兼法与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发现和厘清了交易成本与财产权对于制度结构和经济运转的重要性”，下面我将简要评述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纲领，并就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作出概括性的评价。

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The Nature of the Firm(1937)中探讨了为什么在一切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都会有企业，而企业为什么在规模和结构上又有如此大差异？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开始思考交易成本，这成了毕生的学术志业所在。

科斯指出，如果像企业这类命令结构成功地替代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价格体系，那它就会这样做，因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要大于运用命令体系的成本。由此他进一步分析这种成本的性质，企业改变其规模的内涵、及其对界定企业家的边际产品的关联。

简而言之，“他的论旨在于合约的选择”(Cheung 1987, 455)。一个输入项的所有者将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合约安排。科斯于1937发表论文，提出了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理路，而在很多年之后，它才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就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当它初次发表时也被人忽略了。

科斯本人则运用交易成本理路来解决边际成本定价（marginal- cost- pricing）问题。在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1946)中他指出，补贴某个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自然垄断者必然包括管理此体系的非生产性成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不能确定边际成本定价能够提供高于利润最大化成效的效率收益。科斯深深地怀疑自然垄断的存在，远在经济学家采用可竞争的市场之前他就正确地认识到，在成本递减的制度中，竞争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后来13年中，科斯的兴趣转向垄断，尤其是广播业的垄断，从中它获得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二大洞见，尽管触发他的并不是那么多的垄断者自身，而是广播权市场上无序的竞争性质(Cheung 1987,456)。科斯写于1959年的经典性论文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使他深入到经济活动主体中，并促使他从Virginia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

科斯曾把他的论文提交给刚创刊的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在论文中他反驳了A. C. Pigou提出的经典性观点：在互相冲突的效用的情况下，当事人（party）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某种庇古税而得到限制。科斯指出，这种办法没有用，因为受到约束的当事人在伤害是互相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受到伤害，而透过明晰财产权就可能借助市场本身而达到减少伤害的目标。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最初一口咬定科斯的看法不对，最后经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明星云集的讨论课——弗里德曼, 斯蒂格勒, Arnold Harberger, Reuben Kessel, Lloyd Mints, H. G. Lewis, and Aaron Director都参加了，最后大家承认错误，接受了科斯的观点。

一年后，科斯发表了后续文章，澄清和普遍化了1959年论文中的论证。1960年的论文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是当代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考虑到后来的混乱，重要的是记住所谓的科斯定理——即不管私有财产权如何安排，资源的配置都是有效的——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才成立。科斯在1960年的论文中使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从未相信这是一种典型情况。如果交易成本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财产权的的安排就将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像科斯这样穷其毕生精力分析交易成本性质的学者竟然会在他著名的论文中忽视这种成本，有谁能相信，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忽视过这种成本。

科斯很谦虚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规范领域，尽管如此，他对经济自由的贡献由于是无意之中作出的所以绝不容低估。实际上，科斯的学术成果无意中对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思想被人们广泛引用来支持下列主张：明晰的财产权是经济稳步发展的根本所在，作为处理市场失灵问题的机制，普通法优越于直接管制，即使是在诸如广播频率的利用这样表面看起来非常无序的领域市场也能良好地运转。通过可以媲美于Adam Smith的对市场体系之运作的深刻的洞见，科斯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贝克

Gary S. 贝克1930年出生在Pennsylvania州之Pottstown，双亲是东欧移民，几乎未受正规教育。1948年他毕业于纽约城之James Madison高级中学，1951年获得Princeton大学文学士学位，195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业，学位论文是论述歧视的经济学，该论文1992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引述为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贝克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Economica 上发表论文，曾经教授过弗里德曼、 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才俊的Viner称许贝克是“我教过的最棒的学生”(Fuchs 1994, 183)。在芝加哥大学，对贝克经济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弗里德曼，他把贝克视为最宠爱的学生，斯蒂格勒则在弗里德曼1976年退休之后成为贝克的导师。

然而，贝克尽管才华横溢，在毕业两年多时间中却没有在其它经济学系找到合适的职位，所以呆在芝加哥一直到1957年他首次被任命为助教，然后在1957年到1968年是Columbia大学副教授，此后则是Columbia大学Arthur Lehman 经济学教授，1970年以后则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嫡系传人，也是现在的掌门人，并继续指导斯蒂格勒于1971年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

1992年，贝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就则因为“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包括非市场行为。”下面我将简要评述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纲领，并就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作出概括性的评价。

贝克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界中最具有触类旁通心智者（probing minds），他把人们普遍注意到但表面看起来似乎互不相干的现象与一个简单的普遍原则即个人选择的理性联系起来，因而他的著作具有开阔经济分析视野的独特的品质(Blaug 1985, 15)。

这种天才体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他通过把歧视这一参数引入到雇主和雇员的效用函数，努力解释了劳动市场的竞争模式与观察到的黑人、白人工资差异的关系。这篇学位论文1957年以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出版，最初毫无反响，后来启发了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纲领。

1964年出版的Human Capital中他则引入了经过学校教育和培训而形成人力资本的一般性理论，再一次完全打消了过分集中于物理资本形成的经济学界的怀疑，1965年在一篇论文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中他探讨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而此前经济学家将这一制度都留给了社会学家。1968年他的论文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激怒了社会学家，也使很多左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为不满，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最佳犯罪率模型，以分析犯罪和惩罚“市场”上所谓主体的合理行为。

贝克一以贯之利用的经济理路“假设个人总是使其福利最大化，只要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不管他们是利己的、利他的还是忠诚的、不怀好意的或者是受虐狂”(贝克 1993a, 386)。此种个人的行为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并且前后一致的。假定Tastes是固定的，尽管约束可以改变。不同的约束决定不同的情形，但是最根本的约束是有限的时间（limited time）。就是依据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假说，贝克颠覆了好几个学科的研究纲领，而代之以理性选择理路。

贝克尽管精通技术，他却并没有诉诸于高深的数学，也没有依靠深奥的经济计量学庞大的数据分析，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本。他的学术成就展示了，依靠思想才华、艰苦研究并避免查阅大量资料（consulting，(它现在耗费着经济学家大量精力)，也能够移动山峰，不仅是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在许多乍看起来不大可能运用经济学方法的学科领域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理性选择分析背后隐含的贝克对人类行为一致性的洞见使他得以在经济学及其它学科都获得了持久的声誉。尽管他的造诣可能稍逊于弗里德曼, 布坎南, and 科斯，然而在我看来，贝克完全可以与斯蒂格勒一争高下。

然而，分析其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却令人颇犯踌躇。毫无疑问，贝克内心深处当然是热爱自由的，不幸的是他受到自己的精神导师斯蒂格勒后期思想的影响，并听任斯蒂格勒的解构主义影响他对政治市场的分析。贝克对政治压力集团的研究尤其是误人不浅，因为他假设这些集团可以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福利再分配(Rowley 1998)，好在不像斯蒂格勒，贝克还有时间来思考他的见解，调整他的模型以使自己的预期能更好地合乎证据，对于一位踏着弗里德曼的足迹成长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胜任愉快的目标。

作者Charles K. Rowley系George Mason大学经济学教授及the Locke Institute.主任。秋风2001年春节译自The Independent Review, v. III, n. 3, Winter 1999, pp. 41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