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知的底线，应当由中国科技界来把守吗？

老刘

学术与技术的概念，有时确实难以区分，但是我认为对于某些学术和技术上的东西，还是能够大体上作一判断。例如我本人从事的本职科研工作，就没有太多学术性，它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或工程技术方面的东西。

我认为，如果我以技术搞了某些腐败，那也扯不到学术的份上。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将某些技术上的腐败归到学术腐败上，是并不合理的。

我认为技术或工程技术本身，其实并没有比较多的社会良知“含金量”。对于许许多多搞技术或工程技术的人来说，技术只是他们维持生存的饭碗。当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多都需要通过各种腐败方式才能运作时，我认为没有太多理由要求那些搞技术或工程技术的人，自命清高，甘于清贫和穷困。当然，如果有的人的技术腐败搞得太过分了，则不能听之任之。

什么样的人，才应当拥有比较多的社会良知“含金量”呢？在我看来，应当拥有较多的社会良知“含金量”的人，不是那些从事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是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专家或科技人员，而是从事社会人文方面工作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文人。

当然，我不排除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当中，有一些人拥有较高的社会鉴赏力和道德自我约束力，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学者也只是某些科技领域的专门人才，他们在社会良知方面的“含金量”，一直并不见得高于专门从事社会人文方面工作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文人。以我所见，历史上许多著名社会良知性人物，他们大多并不是出自科学技术界，而是出自社会人文界。而且在我看来，社会良知性人物，大多也应当出自社会人文界。因此，我认为从惯例和道理上来说，中国社会良知的底线，应当是由中国社会人文界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文人来把守。

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和文人，认为中国社会良知的底线，应当由中国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来负全部责任。这些知识分子和文人打着反腐败的旗帜，积极参与谴责声讨中国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和院士的大合唱当中。在这些知识分子和文人看来，中国的官员群体腐败，已病入膏肓，打也没用，所以只有把愤怒的焦点指向学术界，特别是院士群体，才有最后的一线希望。

不过在我看来，有些社会人文界的文人，之所以对科技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院士群体，敢于表现出一副“愤青”的模样，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科技界的臭老九们一贯比较斯文软弱，实在是太好打了；而且打这些臭老九，还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另外炒作得好，说不定还可给自己带来一点收益。

这种能够将社会良知底线推给别人把守，能够表现自己比别人有社会良知，能够避免某些政治风险，而且还可能获益的事情，等老刘哪天脑筋转过弯来了，也一定去积极参与。

200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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