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可休矣！

作者：郑士

乔治三世时代，有个风流政客John Wilkes。有一次他把政敌激得恼羞成怒，对方破口大骂道：“你不是死于绞刑，就是死于花柳病。”Wilkes慢条斯理地说，“我亲爱的先生，我怎么死，完全看我抱的是你的原则，还是你的情妇。”骂得如此精彩，也是难得一见的辩才了。可惜，天才不世出，如今的辩论骂得好像不太高明，未免有失风度。这些天围绕北大王铭铭教授“涉抄”事件，真是骂声鼎沸。可是像Wilkes那样的手笔，似乎还没得见。

既然骂不好，不妨想点正事吧。学界呼唤学术批评这么多年了，很多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学术批判者们的勇气和决心更是可嘉。可想一想，什么是“学术批评”？怎样做“学术批评”？中国的“学术批评”对学术做了什么？令人满意的答案实在难找。恕我直言，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像样的“学术批评”。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没有把学术批评当成学术的事来做。

比如说王铭铭教授的事件，更多的是法律的事。作为学人，我们看见重复说雷同就是了，实在没有必要、没有权力说人家“抄袭”、“剽窃”。要知道“抄袭”、“剽窃”是要法律认定的。你就是看见人家用刀子捅人，作证时也不能叫他“杀人犯”。何况两本书之间到底在什么程度上雷同，具体数字有多少，到现在还是那位晓声的一面之词。而批评者呢，“抄袭”、“剽窃”大帽子满天飞，甚至又是要人家道歉，又是要北大处理，真不怕被人控告诽谤。现在更是愈演愈烈，连王教授的学位也要怀疑一番，王教授的学生也要一齐挨骂。跟学术批评实在是离题万里了。如果学术批评者对这些流言蜚语都不肯放过，“学术批评家”的帽子还是留给别人戴吧。

有人说现在的学术批评者是“学术警察”，我看不是。警察有法可依，抓人有抓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学术批评却只能打着“良知”、“公理”的旗号，简单地把学术批评等同于道德规范。又以道德模范自居，忘记了学术批评是知识分子的智视活动，是如切如磋的交流。“腐败”、“沦丧”、“狂妄”，甚至“猫腻”、“肮脏”、“狐狸”，这等下流的字眼儿信手拈来，用起来游刃有余。这哪里是警察，俨然是“宗教裁判所”。

说“宗教裁判所”还远了点儿，说“文革遗风”实不为过。试看现在“学术批评”的模式，令人不寒而栗：先是有一两个人站出来“揭发”，然后一个写作班子“整材料”，于是口诛笔伐，字拳如雨。非要把被批者“斗倒”、“斗臭”、狠斗一个“私”字、让他“低头认罪”，否则我们“不答应”。这哪里有一点学者讨论问题的风度，分明是整人。如果我们是还是法治社会，如果我们知道道歉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惩罚手段，那么我们实在要意识到，该回头讨论问题了，别再冒充道德法官了。

法官有法律，我们的“学术批评”却没有规范。“批评者无罪”是当下流行的口号，叫人联想起红卫兵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现在的“学术批评”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学术批评的要求过低，另一方面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过高。这个人“毫无创建”，那本书“随处硬伤”。既然那么不堪，我们何必要批？简直就不值一批嘛！读学术书籍的人都是大小学者，或大小学者的学生，未必非要包打天下的“学术批评家”们指点不可，他们自己会过虑掉这种糟糕透顶的书来（如果批评家们认为中国学术还有希望的话）。批这样的书，“学术批评”未免挂了小儿科。

中国学界的总体水平如何，每一个负责的学者都心知肚明。很多学科看似红火，其实“基本建设”极其薄弱。“冷”学科更不用说，很多学科还处在草创阶段，更多的学科还得重新来过。研究要做，普及也要做；书要写，学生也要教。空中楼阁，一蹴而就，根本不是中国的现实。本本是原创，句句是箴言，那恐怕只有批评家自己去写了！

真正的学术批评，是郑重其事的思想辩论，是与人为善的和气态度。而不是抓典型、挑语病，更不是大批判。真正的学术批评者，无一不对被批评者报以高度的敬意。很多学者写书，明明意在颠覆另一位学者的想法，却在题献页上，赫然写上对方的名字，并在前言里表达对他的感谢。而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大多是外行批内行，那除了找硬伤，查语病，看看有没有漏注，翻翻有没有别扭，似乎再谈不出什么了，否则经常会闹笑话来。这样的“学术批评”，找个高中生就做了，可我们的“批评家”还堂而皇之地说人家“连高中生的知识都不具备”。

应该说，学术批评者们是很想为学术做点事的，说他们只为名利未免不公平。有时他们明知道批错了，或者批过了头，也已经骑虎难下。但是如今的批评的确已经滑向了大字报式的“文革笔法”，走入了整人的误区，跌进了败坏学术的深谷，大大违背了学术批评者的初衷。这样的“学术批评”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