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

（1）。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而且孤证不足为信。恰恰这个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说法，既没有他的泥活字留传，也没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关于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中国学界整天拿来唠唠叨叨的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实物依据的孤证。

（2）。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有好事者还发掘出了据说是他的墓碑，可是根本无法证明这个连身份籍贯都没有任何记载的毕升是碑上那个名字代表的人，反正先把它“初步认定为是”嘛，不仅又多了一点可吹嘘的资本，而且隔三岔五地为这块莫名其妙的碑石开开研讨会，借机又可以公款旅游一番。造假成性的中国“考古学界”）

（3）。沈括所记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后来也不是没有人效仿过，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可见这种东西效率之低下，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远未成熟，根本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什么应用，从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又何来“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云云？

（4）。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连他那个村（镇？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的范围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凭空地一下子就传到了数万里外的其他国家去了。硬要强词夺理地说别人的东西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简直是无赖。

（5）。木活字也有人尝试过，不过效果都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被认为是首创了木活字的元代王祯也没有印本实物，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又比他年代早，那到底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还是从西域传进了中原？

（6）。而且中国的墨是水墨，不适合于金属版的印刷。因为墨汁不易均匀附着在金属版面上，印刷出来质量欠佳，金属版印刷也不成功。

（7）。另外，国际上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铜活字）的地方。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7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纪录遗产。因为别人拿得出实物证据，你不服也没办法。

（8）。如果一定要把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任何一点点跟工业文明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印刷技术有某些相似点的原始萌芽技术都指鹿为马地算作是“发明”了印刷术的话，那也轮不到他毕升头上，因为这样的原始印刷术雏形在世界各地区都有所发现，比毕升早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遗迹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将许多个活字印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这样的活字印和泥版及陶印品）

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难道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就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吗？每一页还不是一样要成百上千个活字，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机后，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书很多页都同时装版印刷，需要的活字一样数以万计。而且同一时期，在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韩国清州为了印刷曾经制造出上百万的铜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哪里说出了这么个意思？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而且随便那个人看见了毕升那种排好了的版也会得出这么个印象。“若印数十百千本”到底是数十本还是数百本还是数千本？？明明是虚指，中国的这些“国学家”硬要把这句话歪曲成是事实。这些也就只能蒙蒙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9）。关于雕版印刷术，我在《所谓》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是跟印章性质原理一样的东西，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早就有了。在埃及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上至公元900年。何况“四大发明”的说法指的本来也只是活字印刷。

（10）。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11）。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注：所谓的“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

（12）。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而且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

（13）。那以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14）。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之类的。

中国学界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欧洲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种说法，相反的证据倒有不少，但是还是要厚着脸皮说“总而言之，欧洲发明印刷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真是好笑。

实际上，又有谁会相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精密科学，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这样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会想不到像印章那样把刻在木头上石头上泥板上金属上的文字符号翻过来印在另外的东西上？能够想得出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的脑袋瓜子还用的着别人来教他们才会刻泥巴字？只不过因为那时的印刷材料有限，雕版印刷术普及不开来而已。

有个网友说得好：我小时候还不识字的那会，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纹，蘸点水在地上印着玩了，有什么稀奇嘛，谁想不到吗。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而广泛应用的东西才能算是发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发明。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明明古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纸，也长期在西方得到应用，可有些人偏要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跟中国的纸方法不太一样，而且现在使用的是中国的纸而不是埃及的纸，所以那不算。可是现在使用的是黄火药而不是黑火药，使用的是古登堡的铅活版机械印刷机而不是手工的泥活字印刷，方法原理也完全不同，那为什么又要算在自己头上。真是不要脸。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代引进了铅活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历史学家”敢否认这一点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机械印刷机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三。罗盘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可惜得很，指南针的宣传中同样包含了很多的虚假成分。下面就来看看。

（1）。关于司南，我在《所谓》一文中已经谈到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有些人就指责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暧昧的“司南”来作比较，为什么不拿更有说服力的 “指南车”“指南针”来作比较。那我们就具体地分别来看看。

（2）。指南车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它运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这个指南车根本就只是传说。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所谓“复原”出来的模型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技术炮制出来的伪文物。这个道理就好比先用现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车，然后给它套上古代马车的外壳，然后就可以声称：看，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汽车！【这一招叫做无中生有，也是伪古派分子惯用的伎俩之一，后面再来总结】

（3）。然后再来说指南针，这里面同样存在着一个偷梁换柱的问题。因为罗盘（指南针）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我们中国人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

（4）。水罗盘是通过在漂浮在一碗水里的木制圆盘上安装一块磁铁来作用的，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有人硬要把“张仙人”俑上那个模糊不清的圆疙瘩牵强附会地说成是旱罗盘，也就只能蒙蒙没看到实物的人）

（5）。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

（6）。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了西方去，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7）。欧洲人不仅在技术上不断革新，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69年，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写出了《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这以后，欧洲人又对罗盘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扰的弗林德斯顿铁等装置。

（8）。而罗盘的种类也早就从磁罗盘一种发展到了跟磁原理毫无关系的陀螺罗盘，无线电罗盘等等多种。这还有我们中国人什么事呢？硬要厚着脸皮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不觉得可耻吗？

（8）。关于磁罗盘在航海中的重要性，本来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因为人家用的是自己发明的东西，重不重要都不关你的事。但是有些问题还是需要澄清一下。我以前已经说过了，航海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装置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只能看个大概，而六分仪不仅可以确定方向，还可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远洋航行中六分仪更加重要。

（9）。有人认为，近岸航行跟横渡大洋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公元前七世纪的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算不得什么。这种想法简直太书呆子气了，难道近岸航行真的就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沿着看得到陆地的浅滩航行吗？那还航行个屁啊，早就触礁了，没怎么出过海的人才会是这种想法。所谓近岸航行一样是在远离陆地的远海航行。更何况非洲大陆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都还是蛮荒一片，更不说公元前七世纪，要环航非洲根本就连个靠岸补给的港口都没有，要这样航行数万公里的艰难程度岂是你两千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能够相比的。话又说回来了，郑和下西洋还不是近岸航行。

（10）。如果说环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么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横渡地中海阿拉伯海也是近岸航行吗？公元前两千年前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航海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腓尼基人，米诺斯人一直就靠航海为业。迷航？走在马路上还摔跤呢。

不管从那方面来看，发明权上，技术成熟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建立上，实践应用上，对航海的推动作用上，都没有理由硬要说别人的发明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四。造纸术

这是“四大发明”中唯一还有点可骄傲成分的一个。可是国际上偏偏不承认是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纸，而是认为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最早发明了纸。有人就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有人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不是蛮不讲理吗？纸草纸怎么就不是植物纤维的纸？又怎么会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甲骨竹简能任意折叠吗？是用笔书写吗？

我在《所谓》一文中都说得很清楚了：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古代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像大英博物馆就收藏有，我叫你们去看，你们又不去，还硬要说纸草纸不算纸。

先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台旁一个水桶中插着一把1米来长的绿色纸草茎，很像芦苇杆，但顶上长着稀疏的线状短叶。这些都是野生的，割下后要浸在水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两天。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6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确实，这是跟我们中国的纸制造工艺有所不同，因为还没有发展到造纸浆的阶段，而且后来也逐渐淘汰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纸草纸在性能上是属于纸的类型的，而不是跟甲骨竹简同一类的，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把丝绵纸看作是纸的一类吗？更不能否认这种纸在古代及中世纪欧洲和中东的长期使用对文化发展传播所作出过的巨大贡献。（注：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直接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草纸））

纸草纸最大的缺点就是原料单一，纸莎草只生长在尼罗河畔，来源单一导致了造价昂贵，后来逐渐就被淘汰了。

那么后来欧洲所使用的造纸工艺是从中国传入的吗？遗憾的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仍然只是猜测，认为是阿拉伯人传入的。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最初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整天唠唠叨叨我们的造纸术为你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在是无聊也夸大了事实。（注：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有的时候我会想，咱们中国人怎么就那么在意我们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可能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觉得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吧。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位留学生朋友曾经和一个美国旅游团搭同一架飞机，快到北京国际机场时一个美国导游对他们的美国同胞说‘各位，下一站就是中国的北京，这个国家以前被侵略过，人们有一种屈辱感，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个特点，非常在意别人夸他们天下第一，等一下大家去玩的时候，不妨对他们国家的人民翘起大拇指，并说他们的国家天下第一，他们听了会很高兴，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夸下，说这是个奇迹，他们更会欣喜若狂，并更加热情好客’”

其实，国际上并没有否认中国人自己【独立】发明了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指出来你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你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更何况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而不是黑火药，用铅版机械印刷机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中国人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就死皮赖脸地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真是既无聊又无耻。

关于李约瑟的问题，《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以下就直接引述这篇文章中的观点：

“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

“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 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选中”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过滤”。李约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如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16卷本的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医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医的影响，这些都隐而不提了。）

“罗伯特·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南方周末》2001.5.24.“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

如果说李约瑟的著作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的话，那么那个靠贩卖畅销书为生的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写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简直就是一本跟拉丰丹的《众神之车》毫无二致的东西。

随便列举一下他贩卖（以及帮他叫卖的中国伪古派人士更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的这些东西：二进制，明明是莱布尼兹创立的东西能够被他这个连文言文都不懂的洋风水师说成是易经的发明；“发烛”，明明只是涂了硫磺用来在现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备火柴的自发生火基本功能性质的东西，能够被无中生有地撒谎说成是发明了“火柴”；“机械钟”，能够牵强附会地说成是中国的发明，而实际上，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记里鼓车”，指鹿为马地说是古代计程车，而实际上，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明家赫伦就已经发明了类似的里程计，在里程计中使用了齿轮。还有风筝，伞等物，实际上别的国家民族也早就有了类似的东西，如古埃及人早就开始使用伞了，风筝，最早的风筝发掘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岛上，公元五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新也发明了风筝。弓箭，也成了中国人的独家专利了，还弱智到撒谎说欧洲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那之前两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没使用过弓箭啊？亚历山大的攻城弩是什么？几万年前的原始部落就有弓箭了。蒸气机也说成是中国发明的了，实际上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合理的话），也可以说古希腊人早就发明了蒸气机。

【这也是伪古派分子惯用的一种骗术，先用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甚至是无中生有等等手段炮制出或者是把一些原始技术伪装替换成某种现代科技的等价物，然后故意隐瞒其他国家民族在古代同样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术这样一个事实，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原来我们一直领先他们几千年啊！其实是在梦中领先了几千年。】

还有什么“古代机器人”“古代直升飞机”之类的根据中世纪版《转.法.轮》胡编乱造出来的玩意；“化学武器”“催泪弹”“降落伞”“塑料”“火箭”“水雷”之类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眼镜”“国际象棋”“扑克牌”之类偷换概念不着边际的歪曲夸大。

就是这个罗伯特·坦普尔（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他还论证过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发明者，根据的就是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烧毁了罗马舰船的传说。这些洋江湖术士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手段炮制出类似的一些“伟大发明”的神话出来。

这种招摇撞骗的洋瘪三也就只有在中国才特别受欢迎，帮着他贩卖这些垃圾的“国学大师”“科学史专家”并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说八道，只不过互相利用而已，一个靠贩卖畅销书骗钱，一些靠帮着贩卖混口饭吃，再用这些来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官方热衷于支持操纵这种复古伪古热潮，其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向人民证明，没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科技发达领先的，现在我们也仍然不需要引进西方体制，如此而已。

下面来总结一下，伪古派分子编造种种古代“科学神话”所惯用的伎俩，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跳大神表演就便于识别了。

（1）。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搜神记》《易经》之类的古代版《转.法.轮》古代版《众神之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难免的封建迷信糟粕成分（如关于刘邦的记叙），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古代科学发明”；

（2）。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3）。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虚假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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