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样，2002年12月号的台湾《科学月刊》有当年最新的诺贝尔奖报导。不过这 次特别不同，除了报导引介的层面比往年广，还有程一骏先生写的社论〈台湾为何出不了 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张之杰先生的〈中国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两篇文章。事实上 ，对于得不得诺贝尔奖的焦虑，不只台湾有，中国有、韩国有，就是被认为成绩比较杰出 的日本，一样也有。

　　我手边有几篇文章。一篇是1997年一位日本学界人士Yomiuri写的专栏，题目是〈群 族心态使日本人更难得到诺贝尔奖〉。那篇专栏由美国科学家普希勒发现另一种传递病原 的蛋白体—prions，得到1997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谈起。普希勒最早发现prions时，受到 很大的怀疑，但还能够继续进行研究。这篇专栏说日本因「群族心态」弥漫社会各处，普 希勒那样人物，在日本学术界绝无出头机会。

　　当然日本的学术界十多年来也力求改变，像前东京大学校长、后来做了教育部长的有 马朗人，也倡议改变日本学术界过去大教授主控一切的传统。这二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日 本连续获奖，2002年又获物理奖，学术界大受鼓舞。当然这并不是改变制度的立竿见影之 效，原因是最近几年日本得奖的工作，也还是在原来传统制度下的产物，而日本的化学传 统，更可上溯至明治维新（1868）。

　　韩国因为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得主（包括非科学的项目在内），因此社会上可以 说弥漫着诺贝尔奖的渴望症，1995年到韩国在汉城街头就发现了这种症状的具体事证。在 汉城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书城，书城进口的走廊两边墙上，挂了许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 照片，下面有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个地方有一个空白的照片，下面写着一句话「这是预留 给未来韩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1997年英文《韩国论坛报》上有一篇专文，也是讨论韩国得到诺贝尔奖的问题。写这 篇文章的汉城大学化学教授Kim Joo Hyun有深度的看法，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其文化的 背景，他提出例证说明韩国文化中有不利于学习近代科学的地方。

　　两年以后，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出了一篇专文，题目和张之杰文章的题目几乎一 样，当然内容全不相同。《联合早报》的文章统计了一下许多后起国家得诺贝尔奖的时间 因素，也讨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政治上的制约，对于中国得诺贝尔奖造成的阻力。文章以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提出的「汤浅现象」，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

　　台湾《科学月刊》12月号程一骏和张之杰的文章，也提到类似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问 题。张之杰文章中说，「在诺贝尔奖的得奖名单上，至今仍然找不到『中国』的名号。」 由语意上说，这里也许有一点误会，原因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得诺贝尔奖的时候，都拿着中 华民国护照，所以到今天为止，在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正式纪录上，他们二人的国籍都是 「中国」。

　　另外关于赵忠尧在1930年率先发表实验结果的论文，为后来正电子发现提供了最关键 的证据，但是却遭到忽略之事，张之杰文章中引用了2002年7月赵忠尧百岁冥诞纪念会上 李政道的书面致词。事实上，赵忠尧这个重要科学贡献受到忽略的翻案文章，最早是198 9年李炳安和杨振宁两人在《国际现代物理期刊》上发表专文公开讨论，那篇文章对于赵 忠尧实验工作的内容和贡献有十分详尽的讨论。

　　得不得诺贝尔奖的焦虑，当然不仅限于我人，但是对于诺贝尔奖的过分看重，事实上 不利于科学创造活动的良性发展。譬如虽然王淦昌对于微中子发现的贡献，李炳安和杨振 宁1986年在中国《物理》月刊上有专文讨论，而到90年代晚期王淦昌、赵忠尧两人先后去 世以前，在中国科学界也受到重视，但只因为赵、王二人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因此并没有 多少中国的学术中人，真能够把他们和诺贝尔奖得主等量齐观，这和欧美情形是大不相同 的。

　　诺贝尔奖选择得主，有一个他们的内在标准，这个标准和近代科学与其母文化之间有 复杂的关联。在一个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环境（如中国、日本和韩国），勉强跨越文化上 的鸿沟，去迎合一个不同文化背景所设立的标准，是否真的能够在自身文化中产生深刻的 创造内涵？一个科学社群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一种内在传统，得诺贝尔奖对于学术的进展 ，恐怕还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