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一流大学建设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
会上,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宣布了清华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
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2年,过去的九年为第一阶段,调整结构、
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的目标已顺利实现;从2003年到
2011年为第二个九年,任务是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
列;从2012年到2020年为第三个九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
世界一流大学(《北京晚报》2003年4月7日)。
搞教育或懂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如同一株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除了合适的生长环境和充沛的阳光雨
露之外,还必须假以时日,依靠它内在生长势能的充分发挥。大学的成名过程也
是一样,它靠的是文化底蕴的日积月累,优秀人才的众望所归,奋发向上的学术
空气,杰出校友的层出不穷,以及学校本身的办学特色。除此之外,大学的成名,
还要有合适的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以及符合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世界上又
没有什么“一流大学协会”之类的组织和团体,联合国也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认证机构,清华大学自己就决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
论胆量,王大中校长确实是够大的,但如果论学识,王校长就难免贻笑大方了。
清华大学有在九年之内“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十八年内“总体上”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吗?依我之见,答案是非常爽快的两个字:没有。不仅
没有,它甚至连有没有入流的资格都是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王大中校长要建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流大学,
象美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
德国的洪堡大学那样。他要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特
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将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
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管
理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中国教育报》 2003年4月11日)。这哪
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清华大
学,它可能在文革时代就已经“达标”了,干吗还要张牙舞爪地再奋斗十八年呢?
王校长应该是个学者,可从他与《中国教育报》记者的谈话中,我可以嗅出浓
厚的政客气息。政客不能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这是高等教育中的铁律。因此,
王大中校长是清华大学根本就不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看一看清华大学的实力。王校长得意地宣布,在第一个九年计划阶
段,“我们学校在总体上基本上实现了综合性的学科布局。”所谓布局,如同在
棋盘上摆棋子,看的不是它面面俱到,而是每个棋子的份量。在过去的九年中,
清华大学的一着险棋就是花百万年薪聘请了一批海外教授。其中之一是工业工程
系聘请的系主任、美国普度大学教授萨文迪。萨教授的水平无需别人多说,但他
到清华大学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改变他的同僚“美国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
么”的愚昧无知,代之以“美国有美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国做了,
我们就不一定做;我们要做他们没想到的,还没做的”这么浅显的道理。[见
《新浪观察》:“百万年薪”与物超所值(2002年12月16日)]。这就象是一个
暴发户花天价请帕瓦罗蒂教自己识五线谱一样,你不嫌丢脸,人家嫌不嫌烦?不
识五线谱的人只要有条好嗓子,也可能成为世界一流歌唱家;但是连思路都没有
的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惶论一流科学家了。
如果说工业工程系的教授们愚昧得可怜的话,在清华大学“学科布局”上占
据重要位置的新闻学院院长李希光教授则狂妄得可恶。这个宣称“中国人称清华
是中国的哈佛,而美国人自称哈佛是美国的清华”的院长、博导、教授,说起话
来就象是一个卖大力丸的江湖术士,哪里有一丝学者的味道:“记者一支笔可以
拯救千百万人,你文章写好了,能使六千万下岗工人,使八亿农民的日子过的好
起来,能使千百万无辜的平民避免野蛮战争的血腥轰炸和屠杀。”“清华大学新
闻学院将努力与国际上的一流的新闻学院,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或密苏里大
学新闻学院等竞争。这种竞争是争夺学生资源。清华大学很多优秀的学生毕业就
到美国的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学校去学习,我们不仅要把这批生源留下来,而且
要把美国的生源吸引过来,因为教育产业是非常大的产业。”(以上均见《新浪》
“总编在线”2003年1月2日)。
李院长倒是一语泄露了天机:“教育产业是非常大的产业”。一个把教育当
成产业来办的大学,还想要成为世界一流?真是痴人说梦。
如果说新布局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清华的老布局应该好些吧?清华水利系
在全国是坐头把交椅的,谁都知道这个系里有一个中国学术泰斗、双料院士张光
斗。可是,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系还有一个黄万里教授?黄教授被剥夺了几十
年的授课权利,只是在临去世前三年才以87岁的高龄被准许给学生讲课。黄教授
犯了什么天条,应该得到清华大学的如此对待?答案竟然是学术之争。五十年代,
黄教授极力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上马,结果触怒龙颜,被打成右派。而张光斗则
高唱“圣人出而黄河清”的赞歌,平步青云,出任三门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最
后,黄河大坝完全报废,但错误的张光斗不但不负任何责任,反而继续在金光大
道上高歌猛进,成为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最高学术顾问。与之相反,正确的
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即使在“摘帽”之后仍然不许他讲课。“经过黄万
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
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见“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世纪
论坛》)。
再看看被清华大学奉为学术泰斗的张光斗(见“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世纪论坛》):
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副
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
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
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
水 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
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
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
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
量为优秀 。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
查报告写得比 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
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一个是不顾自己的良心、把祸国殃民和欺骗社会舆论不当成一回事的学棍,
一个是有知识、有正义感、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学者。这两个人在清华大学
的不同命运,还不说明清华大学离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多么远吗?如果说在八十年
代之前,清华大学不许黄教授授课还情有可原的话,在整个八十年代和绝大部份
的九十年代仍旧将他排斥在课堂之外就有点儿天理难容了。仅仅因为学术之争就
把一个学者的一生毁掉,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所大学干得出来。
王大中校长之所以敢信誓旦旦地要在不到二十年内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改造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因为他自认手中有一张王牌:“国家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实施211工程和985计划,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国家集中给他投钱,靠金钱编织攀爬世界一流的云梯。
清华大学已经富得流油了。不是有清华的教授对他的老板学生夸口说,“把我的
工资拿出来,会吓你们一跳”吗?清华的实验室设备也让老美同行们羡慕得咂舌。
清华的大楼更是盖得富丽堂皇。清华的公司在股市上赚得人仰马翻。你们还要钱
干什么呢?王校长是否知道,再给你们十八个亿,中国又会多出多少失学儿童?
光想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建造世界
一流大学,是清华大学永远也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个理由。
在《北大的学生,清华的教授,诺贝尔奖得主》一文中,我的结语是:“中
国大学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常识、良知、思路和人格。”这话,还得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