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中華民族的文化本位社會理想始終被政治牽着鼻子走，服從於政治的淫威之下。文化本位的社會理想從來沒有真正戰勝過政治本位的社會現實，但理想不能決定現實卻能影響現實。美女鬥不過強盜被強姦做了壓寨夫人，也可能在委曲求全的同時改變強盜的性格，讓強盜也變得些許溫柔。正因為如此，文化本位的精神使中國政治本位社會的發展史呈現出與西方大不相同的獨特軌跡，以致於用西方盛行的史學觀點例如階級分析法居然難以對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行解析。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國全民教育的空前發展。

讀過法國小說《紅與黑》的人應該知道，作為平民，於連所受的一點教育得來不易。小說間接反映一個現實，那就是西方社會直到十八世紀，教育仍是貴族的專利。於連從一個木匠的兒子通過個人奮鬥獲得封官加爵，在當時被視為傳奇，因為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西歐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世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小小的鄉鎮長官，各種權位都只能由貴族瓜分，平民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就是階級。而在中國，且不說《易經》中就有 “同人”的偉大理想，至少從孔子的時代起，平民就開始被被賦予了教育權利。地位卑微的草根階層通過讀書進仕甚至成為王公大臣，在中國歷史上根本不用小說去虛構，早就是司空見慣的常事。通過接受教育，耕讀之農當上宰相高位的人都數不勝數，更何況普通的官宦。“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車中車馬多如簇”雖然在一個方面反映了科舉教育的弊端，從另一角度也可看出我國古代社會對平民的教育及發展權利的認可。教育可以讓個人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地位或階層，這拿到當時的歐洲，不知是多麼令平民百姓艷羨的事。

中國到了宋代，不僅私廓遍及鄉野，正規的大型書院也不可計數。正是教育的發達使無數來自草根階層的讀書人封官進仁，頻頻進入上至宰相下至鄉保的統治階層，模糊了階級的界線，使西方盛行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用來分析中國歷史時廣受質疑。

近代，歐洲和美國雖然率先推行了現代教育，讓教育權利普及全民，但現代教育的起因與目的都是資本主義經濟，教育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以服務經濟為目的，其本身並沒有上升為目的。當今的“教育為本”思想體現的實際上是一個以“文化教育”為“基礎”、“手段”的概念，尚未達到“文化本位”的高度。縱觀古今中外，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發展教育時象古代中國社會一樣，把“同人”即“大同”作為目標，把“文治”與“教化”作為施政的重要內容，把人的素質才智與品德修養的普遍提高視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這種文化本位的教育思想便是華夏文明最偉大、最超前之處，由於世界從經濟本位社會向文化本位社會發展的趨勢將漸趨明朗，人們不久可能發現，這一思想對人類的貢獻遠非四大發明可比。

隨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終身教育正逐步興起。但相對於古代中國而言，終身教育絕不是什麼新生事物。因為重視修身養性的文化本位社會理想，其本質就是追求終身教育的。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即使是備受詬責的科舉制度中也可以看到終身教育的精神，科舉教育沒有為人們設立年齡界限，七八十歲的老人仍可以與十幾歲的少年讀書郎同堂考試。顯然如果科舉教育僅以選拔官吏吏為目的，這種現象就不可理解。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人的教育理念中，教育的終極目的在於修身養性，而不是當官，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至少理論層面上是如此。在理論的層面上，這種境界實際上比現代終身教育思想還要超前。因為，現代的終身教育實際上是因為人們處於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經濟本位社會，作為社會生產這台大機器中的零件，人們為適應環境的快速變化，被迫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這種教育，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經濟生產的一種手段。而古代中國的終身教育，由於是以“修身養性”為追求，不管實踐結果如何，至少在理論上，教育本身已經上升為目的。

文化本位教育理念與政治本位社會的現實交雜在一起的時候，即使她是在遭到扭曲和異化的情況下生長，即使她還只釋放一小部份魅力，就足以讓中華民族創造舉世矚目的輝煌。民眾教育權利的普及和教育事業的超前發達，得使古代中國創造了許多遠遠超越其它民族的歷史輝煌，同時也得使華夏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持續發展的文明——文化本位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魂”，正是這個“魂”維繫了中華民族的發展，使之創造了持續發展的文明。教育的發達也間接促進了經濟發展，在唐朝、宋朝、清朝乾隆年間，中國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曾數度高達60%。那是屬於中國人的英雄年代，那時的中國人備受世界尊敬，在列強入侵中國之前的西歐重農派經濟學家包括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眼裡，他們眉宇間透着豪氣，他們有禮有節、不卑不亢、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胸中藏着參贊天地、化育萬物的理想，渾身都能感覺到大國之民的大國之風，那時他們認為，中國的社會模式就是全世界的榜樣，中國人就是文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