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社会理想始终被政治牵着鼻子走，服从于政治的淫威之下。文化本位的社会理想从来没有真正战胜过政治本位的社会现实，但理想不能决定现实却能影响现实。美女斗不过强盗被强奸做了压寨夫人，也可能在委曲求全的同时改变强盗的性格，让强盗也变得些许温柔。正因为如此，文化本位的精神使中国政治本位社会的发展史呈现出与西方大不相同的独特轨迹，以致于用西方盛行的史学观点例如阶级分析法居然难以对中国的历史事实进行解析。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国全民教育的空前发展。

读过法国小说《红与黑》的人应该知道，作为平民，于连所受的一点教育得来不易。小说间接反映一个现实，那就是西方社会直到十八世纪，教育仍是贵族的专利。于连从一个木匠的儿子通过个人奋斗获得封官加爵，在当时被视为传奇，因为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西欧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小小的乡镇长官，各种权位都只能由贵族瓜分，平民是想都不敢想的——这就是阶级。而在中国，且不说《易经》中就有 “同人”的伟大理想，至少从孔子的时代起，平民就开始被被赋予了教育权利。地位卑微的草根阶层通过读书进仕甚至成为王公大臣，在中国历史上根本不用小说去虚构，早就是司空见惯的常事。通过接受教育，耕读之农当上宰相高位的人都数不胜数，更何况普通的官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车中车马多如簇”虽然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科举教育的弊端，从另一角度也可看出我国古代社会对平民的教育及发展权利的认可。教育可以让个人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或阶层，这拿到当时的欧洲，不知是多么令平民百姓艳羡的事。

中国到了宋代，不仅私廓遍及乡野，正规的大型书院也不可计数。正是教育的发达使无数来自草根阶层的读书人封官进仁，频频进入上至宰相下至乡保的统治阶层，模糊了阶级的界线，使西方盛行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用来分析中国历史时广受质疑。

近代，欧洲和美国虽然率先推行了现代教育，让教育权利普及全民，但现代教育的起因与目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教育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以服务经济为目的，其本身并没有上升为目的。当今的“教育为本”思想体现的实际上是一个以“文化教育”为“基础”、“手段”的概念，尚未达到“文化本位”的高度。纵观古今中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教育时象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把“同人”即“大同”作为目标，把“文治”与“教化”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把人的素质才智与品德修养的普遍提高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这种文化本位的教育思想便是华夏文明最伟大、最超前之处，由于世界从经济本位社会向文化本位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渐趋明朗，人们不久可能发现，这一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远非四大发明可比。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终身教育正逐步兴起。但相对于古代中国而言，终身教育绝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因为重视修身养性的文化本位社会理想，其本质就是追求终身教育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即使是备受诟责的科举制度中也可以看到终身教育的精神，科举教育没有为人们设立年龄界限，七八十岁的老人仍可以与十几岁的少年读书郎同堂考试。显然如果科举教育仅以选拔官吏吏为目的，这种现象就不可理解。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养性，而不是当官，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理论层面上是如此。在理论的层面上，这种境界实际上比现代终身教育思想还要超前。因为，现代的终身教育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处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经济本位社会，作为社会生产这台大机器中的零件，人们为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被迫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教育，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经济生产的一种手段。而古代中国的终身教育，由于是以“修身养性”为追求，不管实践结果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教育本身已经上升为目的。

文化本位教育理念与政治本位社会的现实交杂在一起的时候，即使她是在遭到扭曲和异化的情况下生长，即使她还只释放一小部份魅力，就足以让中华民族创造举世瞩目的辉煌。民众教育权利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超前发达，得使古代中国创造了许多远远超越其它民族的历史辉煌，同时也得使华夏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文化本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魂”，正是这个“魂”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使之创造了持续发展的文明。教育的发达也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唐朝、宋朝、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曾数度高达60%。那是属于中国人的英雄年代，那时的中国人备受世界尊敬，在列强入侵中国之前的西欧重农派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眼里，他们眉宇间透着豪气，他们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胸中藏着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理想，浑身都能感觉到大国之民的大国之风，那时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模式就是全世界的榜样，中国人就是文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