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伴随《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修订以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中国法律职业化程度步步加深，未接受系统法学训练的非科班生愈来愈难走入法律职业领域。今天法学院校里的莘莘学子，将是明天打造法治国家的栋梁。可以说，法学教育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从未有今天这么强烈、直接。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解读“西南现象”是法学界的共同兴趣。但今天，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但西政遇到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中西部高校面临的难题。值此西政5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解读她的兴衰浮沉，或许能为中国法学教育格局提供一个观察的模本，也能为中国20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得失提供一面镜鉴。

　　2003年9月20日，一场平静的秋雨落在山城重庆。

　　著名的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大学正在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场绵绵不绝的雨平添一种喧闹中的清冷。

　　西政的50年比任何一个政法院校都值得记忆。这个被歌乐山裹挟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

　　西政创造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

　　西南现象的造就者，一位见证了西政风雨历程的古稀老人，在校庆这天却忧伤地说：“我没有一点心情参加这个聚会。对学校我现在只有凄凉，有什么值得庆祝呢？”

　　曾经的宠儿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重庆沙坪坝区钟灵毓秀的歌乐山下，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400亩荒坡上，西政就此诞生。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是美蒋特务囚禁、屠杀革命者的地方。校史记载，选址这里“正好以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政法干部”。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恶浪中，西政被停办近十年。

　　正如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贺卫方所言，1978年恰好是西政50年历史的分水岭。此前的25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此后的25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

　　泥泞的黄土路、简陋的校舍、机器轰鸣的操场———复办后第一批入校的1978级学生曾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刺痛———这就是向往许久的学堂？感情受挫的他们打出了“稀烂政法学院”的标语。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遍体鳞伤的学校得以保全是多么不易。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西政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政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

　　历时一年的“护校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曲终但人未散。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

　　22年后，2000级新生在课堂上听青年教师卢云豹讲起这样的故事：“文革”时，学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被分别监禁，一位老先生四下打听老教师们关押的所在，秘密记下。“文革”一结束，老先生按图索骥，一一找回，西政以最快的速度重建。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这个光环让西政人倍感鼓舞。得益于政策的不断眷顾，西政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西政得以鹤立鸡群并伴随长久的荣耀，西政校友承认那是当年连续的“政策占先”所成就的。当年西政是中国教育管理者眼中的“宠儿”，被戴上“惟一”、“重点”、“最早”这样一顶顶桂冠。

　　“西南现象”

　　“卡车沿嘉陵江溯流而上。我对于江河并不陌生，但是当日的观感却很特别。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荡，烟雾迷茫。此情此景，与卡车上一群胸怀远大、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当时的心情不是很相配吗？”

　　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梁治平至今难忘1978年到校第一天的情形。

　　那一年和梁治平同时到校的还有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他们成为日后的俊杰。

　　“当时全国总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但西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360多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贺卫方笑着回忆。

　　1978年全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西政是惟一一所单科学院。而西政招生的人数比其他4校的总和还要多。这使得西政日后因“人多”而“势重”———这也是西南能够成为“现象”的原因之一。

　　20多年后，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长辈口吻招呼大家。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政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西政毕业生遍布中国司法实务界和学界。翻开几所重点大学法学院的名录，西政血统的教授不在少数。现在的西政学生常经意或不经意地在闲聊时说上一句：“最高法院一半人是西政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在为西政1979级学生邱兴隆的博士论文作序时写道，“我对西南政法大学情有独钟……似乎歌乐山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

　　感恩母校

　　贺卫方说，在那个时代，学校对批判和论辩精神“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宽容”。当年有一些同学常常跑去重庆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向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该朝何处去”。

　　西政1979级学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回忆，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以当时之认识，墙报上有些观点真是惊世骇俗。

　　曾经有记者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你在北大、哈佛学习过，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最大？夏勇说是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他们在学界并不十分显赫，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多。

　　西政1979级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至今记得手捧学校油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的激动。西政1978级学生、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宫晓冰说，西政所幸之处就在于教师没有离散，图书资料没有流失。“学校保留了一批当时在全国法学院系有名望的学科带头人。图书馆保有的图书数量在当时各政法院系名列第一。”

　　20多年后的一天，已经成为知名学者的梁治平感慨：“同今天的许多大学相比，我的大学简陋、残破和狭小得不宜称为大学。但那确确实实是我的大学。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里。我的大学之所以无愧于大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

　　教育改革下的节节失利

　　当西政毕业生们带着西政人特有的荣耀和情结努力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他的母校却遭逢1990年代后连续的变故。

　　直到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西政1979级学生、毕业留校任教的张绍彦回忆，“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发展最快、步伐最大的5年，也是人气最旺、最有生机的5年。那个时候，学校哪个老师出了著作，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全校师生员工都会议论、称誉。虽然老师们心里也有对学校的很多不满，但能感觉到当时那种向上的气息，感觉到自己是在大学堂里。”

　　那几年，在中央“把中国政法大学建成我国政法教育中心”的指示下，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西政学生眼里，中政大不过是“天子脚下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它的学术影响力与西政无法比肩。

　　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构想———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宏大工程。

　　司法部当时所属的院校只有一个进入“211”的名额。时任西政校长种明钊说，那两年他只顾得拼命创造条件以符合“211”标准，学校为此扩大招生数量，也建立了一些虚设机构以“充实”学校规模。

　　西政最终没有进入“211”。“作为一个单科类的学校，有些规模是很难达到的。”种明钊至今无奈地说。失利不仅意味着两年辛劳的白费，更意味着将不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钱对这个学校太重要了。种明钊说，当时每年2000万元的财政拨款，70％用来发工资，“科研投入、学校建设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中国政法大学最终也未能进入“211”，这让西政多少有些平衡———这至少说明了西政并没有被超越。

　　失利后的西政并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变故正等着自己。

　　1999年末，西政校园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西政将被并入重庆大学！“我感到家园被毁了。”一位远在北京的西政毕业生说出了闻听此消息时的刹那感觉。

　　“高校合并”是当时中国教育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1997年，高校“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推出，改革的目标是组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提高高校综合实力。那个时期，有人惊呼：“中国高校合并疯了！”

　　西政将被合并？最为震惊和痛心的是那些曾为西政的建立和复办付出全部感情的老教授，以及那些留在母校任教的1978、1979级学生———“西政没有了？！”

　　时隔25年，西政又上演了一场“护校运动”。西政最终被保住。他们觉得西政的精神在这场运动中得以传承。

　　据说，这场护校风波甚至震惊了公安部、司法部和教育部，由三部派大员赴渝解决。

　　沉浸在护校成功后的亢奋中不到一个月，改革再度袭来，西政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变故———下放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一位西政的老师至今不解。

　　当年国务院规定大多数部委不再具备教育管理权，部委所属的一些著名院校与部委脱钩，或者并入教育部所属院校，或者划归地方。此举的目的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条块分割体制，避免大量重复建设。

　　在这次部属院校改革中，中国5所政法院校的命运各不相同：中国政法大学是最大的受益者，成为政法院校中惟一被整体划归教育部管辖的高校。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院而存在，由教育部主管。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被下放地方。

　　下放前夕，学校领导到北京四处请求“收留”———教育部不要，司法部不要，公安部不要。校长田平安激动地质问相关人员：你们了解西政的历史吗？！

　　奔波和恳求没有改变西政的命运。从此下发给西政的文件以这样的形式开头：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

　　报纸上开始看到：“重庆的高校要立足本市，主要为本市培养人才。”重庆市内招生的名额开始增加，这所曾经汇集各地学子的校园到处充满了川音。

　　那些离开的人

　　学校开始走人了。开始是零星的，后来成了规模。

　　1997年下半年，在西政呆了14年的张卫平萌发了下海的念头。1979级的张卫平1986年西政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已是博导的他在法学界颇有影响。

　　张卫平说，当时西政的问题在于已经形成这样的氛围：离开西政就是一种成功。见面老有人这样问：怎么还在学校，你还是有能力的嘛。

　　2000年前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新布局和法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得法学人才的市场化开始显现。各大学四处挖人组建或者充实自己的法学院。西政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2001年至2002年，西政人才地震。一年多时间，8位青年教授离开学校，4位青年博导调离。这些人都是西南学术的代表人物。

　　全校师生、西政校友、法学界大为震动！有人惊呼，这何尝不是又一“西南现象”？！“西南现象”20年后再度轮回，不过却是聚与散的分别。

　　邱兴隆因为带走一批人前往湘潭大学，被一些人视为“伤害母校最深的人”，甚至被称作西政的“叛徒”。邱对此表示反感，“人才流动是好事，何必总是说流失呢？这是个观念问题。”

　　1978级西政学生、法理学教授程燎原的走最让人惊讶。熟悉他的师生说着同样的话：“连程燎原都走了！”被西政老师们私下里视为精神领袖的他，是一个学术扎实、与世无争的学者。

　　离开西政两年后，远在湖南的程燎原说出了他离开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伤心的话题，我常常不愿谈起。”

　　2001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到学校的此种情景，程燎原倡导同仁们商量如何帮助学校渡过危机。

　　此时重庆有关部门决定安排程燎原出任重庆市某司法部门要职。考虑再三后，程燎原放弃了这个从政的机会，打算继续自己的学术。程的举动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的故事在校园里被传为佳话。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选择留下却使得学校领导大为不满。“或许是因为我的不识趣破坏了他们与上层的良好关系，学校感觉到了工作上的被动。”程燎原至今也是猜想，“我感觉到自己即使想安心做学问也变得困难，到后来发现只有离开。”

　　2001年4月，程燎原离开生活了24年的西政远赴湘潭。

　　听到程燎原要走的消息，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王人博呆呆地坐了几个小时。在西政，他和程燎原互为知己，也是最好的学术搭档。他们合作完成的《法治论》在学界引起轰动。　　在学校中层干部大会上，王人博流下了眼泪，“程燎原走了，我可能也呆不久了。都走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200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面对陌生的学生，王人博常常忍不住说起西南，说起他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他总想倾诉。

　　他说，我一直把西政看作是我的家。在西南政法，我生活了23年。23年，那可不是人生的一个瞬间。

　　当所有的家当被装进行囊的时候，当送别的学生泣不成声的时候，当北京的风沙吹打双眼的时候，王人博说，“我时时感到离家的凄凉。”

　　内外交困中的西政

　　2002年，有关机构做出中国法学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国政法大学外，全部为综合性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排名第五。

　　校园因为师长的离去倍显空寂。西政校园网的BBS上弥漫着愁绪和悲愤，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西政的衰落”。探究衰因成为西政学生共同的命题作文，诸如“西政之死揭秘”的分析文章不断抛出。

　　西政的校友们也忧心地遥望着母校，他们中很多人所执教的学校，其影响力和地位早已超过了母校。

　　和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重点大学动辄几个亿的投入相比，西政每年的财政拨款为5000万元。现任校长龙宗智说，“我理解国家需要几所学校去成为世界一流。但国家也不能忘记还有使公办院校得以维持下去的责任。”

　　张卫平就坦言，他到清华，看中的是北京地理优势和名校品牌优势。他认为北京的确是做学术最有利的位置，能体现学术研究上的“马太效应”，“我的感觉是，在京外打十枪，也不如在京城发一弹。”

　　1990年代中期担任西政校长的种明钊早已感觉到：在北京办一件事需要五分的力，在西南就得需要十分。

　　离开西政的人大抵朝两个方向走：北上和南下。北上是为了学术的提升，南下是为了生活的改善。西政太尴尬，提供不了精神也提供不了物质。闭塞，这个曾经成就西政踏实作风的因素，在今天却带给它最致命的伤。

　　“学校给不了他们50万，也不能保证他们住上三室一厅。”一位西政的老领导因为留不住人颇感无奈和委屈。西政一位老师至今记得自己为买房到处借钱的穷酸样，“甚至都向远在北京的同学开了口”。

　　1997年、1998年，时任校长的田平安发现学校居然出现了给本科生排课排不下去的情况。一些老师托人求学校少给自己排课，那时多数老师都在外面兼课挣钱。

　　西政人才流失最汹涌的时候正是田平安任内。“一些走掉的人事后对我说，离开是因为看到我和其他校领导长期的矛盾斗争。他们很寒心。”卸任一年多的田平安坦率地说。2002年4月，校长田平安和党委书记李国林分别被免去各自职务。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学校的教师大会上表示，“这一届班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

　　西政也是田平安的母校，他说他至今最喜欢的学校还是西政。

　　能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

　　2001年，一场全国竞赛西政拿了冠军，在赛手归校的报告会上，有一句话赢得了满场的掌声：“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我们的实力了。”

　　曾经对西政的谩骂在西政厚重的历史面前尘埃不起。而现在一场比赛的胜利，一句辛酸的话，体育场内激动的学生……却在昭示着一个让西政学生倍感失落的事实：西政的历史，西政的实力，西政的精神正在被他人所忽略，淡忘。

　　2002年，诸多老师纷纷离去……我们始终不明所以。惊疑中，种种猜测纷纷浮上来……猜测的声音后来渐小，而怀疑却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怀疑我们的所学是否能和他人一比，怀疑地处偏僻是否真是西政的劣势，怀疑学校制度，怀疑校领导对教育是否口惠而不实！上个学期，换了校长。西政的学生仍在怀疑，而这种怀疑已成了一种思考方式。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如何使西政再度强势。

　　这是西政BBS上一篇著名的网文。

　　龙宗智就是在这种怀疑中走上了西政校长的岗位。西政是他的母校。来西南执政前他在四川大学任教，已是一名知名的学者。

　　龙宗智最终临危受命是因为“还是想做一些事情，看自己能不能承担挑战”。

　　他深知目前西政的艰难。“由地方来办全国重点大学本身就很矛盾。全国性的大学本应由国家来办，现在交给地方，地方也有压力，作为学校无论是从地位上还是经费投入上都受到影响。”

　　“地处这个地方，靠什么留人，这是西政的难题。虽然现在教育并没有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教育人才实际上已经市场化了。”龙宗智认为在这种无序的竞争中，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中西部的院校，“这些学校财力总是有限的。”

　　有些东西是一个校长可以改变的，有些则无能为力。后者成分似乎更大，特别是对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学校。

　　一头白发的老校长种明钊1953年来到西政读书的时候，正是学校挂牌之日。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他深感在中国当校长的艰难：“到底什么决定着学校的命运？以西政为例，是不是重点大学，是不是进了‘211’的重点大学，是不是全国性大学，所在的城市是普通城市还是直辖市？重庆如果不是直辖市，西政的处境可能更惨。”

　　当种明钊把自己的困惑说给加拿大学者听时，加拿大人惊呼：“你们中国太复杂了。”

　　一些西政学生把龙宗智比做普京，西政则是俄罗斯———一个没落的贵族。龙宗智说，我并不那么强硬，我习惯一点一点地改变，“我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能重建西政曾有的对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重要影响。”

　　2002年7月，学校出台政策，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2003年7月，西政被授予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一些曾经离开的老师已经回来了，一些人即将回来。浓雾深锁的歌乐山，黄叶翻飞的校园。西政在慢慢透出复苏的气息。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