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產生的前提：欲望的張揚和道德治理的失效

一般人都會認為，現在西方的法制社會是非常好的社會，是我們中國現在和未來要學習的，也是中國前進的方向，而且很多人還會進而產生一個很自卑的想法，就是中國以前或古代的時候，為什麼沒有產生類似西方的法制社會呢？

有這種想法非常自然，筆者以前也有類似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們從西方和中國的歷史來看，或者我們拉開距離，從大的方面去看，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西方的這個法制社會，在中國以前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那就是秦國和秦帝國的時代，也就是秦晉法家勝利的時代，也是商鞅變法成功的時代，那個時候，也是依法治國的時代，而且秦國還靠這個，富國強兵，擊敗了其他六國，統一了中國。可是，這個依法治國的時代，在秦帝國開始以後15年就消失了，秦帝國15年就崩潰了。於是，中國人檢討前朝的歷史，也就是繼起的漢帝國沒有繼承秦帝國的傳統，而是轉向了另外的一個方向，也就是以儒家制衡法家的方向，而不是以法家制衡法家，以法治制衡權力的方向。

這種轉向，決定了中國後來兩千年的走向，其轉向的核心，就是轉向了以德治國和以禮治國的大儒家傳統，而不是依法治國的秦晉法家傳統。那麼，以德治國與以禮治國與依法治國有什麼不同呢？或者，有什麼優勢呢？或是，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民間有句話，非常中肯，就是法律是最後的底線，這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也就是說，當你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包括婚姻在內，一般的方式，都是先有道德治理，然後是禮讓，調節等等，最後才是對薄公堂，尤其是民事糾紛，大多是這個類型，包括公司之間的糾紛。上法庭，是最後的選擇。也就是在當道德和禮法都失效的時候，法制和法律才出場。

所以，我們不應該將法制和法律的地位抬得那樣的高，它不過是最後的底線罷了，在什麼都不好使以後，才會動用法律。

換句話說，就社會或國家的治理而言，道德治理和禮教治理都是優先的，而且是治理效果非常好的，所謂攻心為上，所謂自律。而法制和法律，則意味着，道德治理和禮教治理的失敗，自律失效，這個時候，作為他律的法制和法律才會出場。

而道德治理和禮教治理的核心是良心或人性中的善，或向善，或勸人向善。而法制和法律治理的核心或功能是對付人性中的惡，或欲望，或罪惡，也就是用外在的力量或他律來控制人性中惡的泛濫，欲望的泛濫和控制罪惡。

關於法制或法律這方面的意義，中國的法家，如齊法家與秦晉法家的管仲和商鞅韓非，與西方的柏拉圖與霍布斯的法制思想都是一致的。《管子·法禁》上寫道：“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商君書·君臣》上寫道：“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韓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說法。而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的品性中，都具有善和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占優勢，就控制住了“惡”的那部分，這個時候，是不需要法律的；而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的權威就是法律。而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人們生存的基本形態就是戰爭，爭鬥和爭奪，而要消除戰爭，消除爭奪，唯一的辦法就是法制，用法律來規勸雙方，放棄戰爭和爭鬥狀態，而回到和平狀態。

而在筆者看來，法律的核心或體現的是什麼呢？是公平與正義，其中公平還占主要地位。而正義，也就是法律的正義，還不是道德的正義，法律的正義與道德的正義有關，但還不是一回事。按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法律的正義是指“訴訟正義”，其後面的支撐是道德正義，但兩者不是一回事。所以，筆者認為，法律的核心就是公平，正義是從屬地位的。

而法本身，或法是什麼東西呢？筆者贊同孟德斯鳩的觀點，即法本身體現的是一種關係，是人與物質界，人與人，人與國家政權或政治的關係。也就是說，法律的建立，是一個關係和契約，是人與物質界，人與人，人與國家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和契約。

綜上所述，法律和法制有三方面的意思，一個是法本身表現的是一種關係，或契約的形態；一個是法體現的是公平與正義；一個是法的功用，是他律，是強制性的制約，其對付的對象，是人性中的惡和欲望。

那麼，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和以禮治國是什麼關係呢？就中國而言，在歷史上，當儒家思想占上風的時候，運用最好的是以德治國或以禮治國，而以法治國被置於後台，是不得以而用之的，如宋代以後，明清，這也是儒家的理想。也就是首先靠的是，聖人化育萬方，以德治國；而在鄉村，在鄉紳地主家族世界，是以禮治國，禮教是其治理的核心；萬般無奈之後，才訴諸公堂，靠法制的強迫性和約束性。而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當基督教占上風的時候，也就是中世紀的時代，也是以德治國或以禮治國的時代，世俗的法律也會被置於後景，而不是前景，教會內部的教會法也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其方法，首先是向上帝懺悔，以求得上帝的赦免，自己就可以改過自新了，萬般無奈，不改正的，最後才會動用教會法或世俗法律來加以懲處。

而當法制和法律跑到前面來的時候，一般都是人性中惡的部分，邪惡的部分，欲望的部分張揚的時代。在中國，如春秋戰國時代，如秦國和秦帝國時代，是法家人物最吃香的時代，他們用法制和法律來掌控國家，但這個時候，卻是“禮樂崩壞”的時代，是人慾橫流的時代，是欲望張揚的時代，是邪惡張揚的時代，是戰爭和利益優先的時代。而當西方開始走向法制和法律時代的時候，也就是在中世紀以後，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後，在西歐，在美國，他們開始了法制時代，憲政時代，但我們會發現，那樣的時代，同樣也是人解放自己的時代，其本質也就是人性中惡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張揚的時代，也是世俗化的時代，是西方追求財富，追求征服，追求利益的時代，也是戰爭頻繁的時代，而這個時候，恰好就是法制和法律張揚的時代，也同時是基督教開始逐步退縮的時代。

所以，當法製法律很健全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補救的辦法和招數，因為在這個時代，有一個前提，就是你必須首先肯定人的欲望，惡，邪惡，衝動，利益的合理性，征服，甚至戰爭的合理性，而當這些東西都合理化以後，並被認為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時候，那麼，唯一制約他們的，就是法制和法律，包括國際法，包括戰爭法，包括紅十字條例，這些法律都首先肯定利益衝突，肯定戰爭，然後談誰是正義的戰爭，在戰爭的時候，誰犯有反人類罪，紅十字會如何進行戰場救助，只是，滑稽的是，一邊打仗，一邊救治，一邊死人，一邊大談人道，那這些人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會發現，包括西方的人道主義，人權，民主自由等等，受到法律的保護，表面上看，好像很先進，其實，這裡面的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些所謂的法律，首先要保護的，是人類的欲望，征服，惡，邪惡，利益，然後建立的法律，不過是要對這些的惡和欲望加以限制，或加以公平化而已，而不是要剷除。因為只有嚴刑峻法，才能限制住人性中的欲望和惡和利益的不公平。而在肯定這些惡和欲望與利益的時候，道德的勸化，或禮教的制約，這個時候，都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當一個法制社會到來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人類美好時代的來臨，而恰恰是人類邪惡本性充分張揚，欲望本性，利益本性充分張揚的時代。呵呵。中國當下的社會，正是這樣的社會，是一個靠道德和禮教無法控制的時代，於是，法制和法律也該上場了，法家也該出場了，依法治國也該出場了。西方與中國唯一的不同是，他們已經是法制和憲政時代了，他們在肯定惡與欲望與利益的同時，已經建立了龐大的法律來限制這些東西了。西方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所做的，不過是先釋放了邪惡和欲望與利益的爭奪，然後建立法制來加以限制，但僅僅是限制，而不是摒棄，如此而已。

反過來也可以說，當一個法制社會來臨的時候，恰是人們最自由的時候，也就是人們可以將惡，欲望，利益，本能得以張揚和獲得最大肯定的時候，也是離中國的儒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最遠的時候，當然，也是這些東西被法制和法律加以限定的時候，注意，是限制而不是摒棄的時候。

而中國長期不是法治國家原因，也很簡單，當然，中國在秦帝國的時候，是有短暫的法治國家的歷史的，但後代的歷朝，都摒棄了法治，其原因就是，中國還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總是想靠道德和禮教治國，而不想靠法制治國。而且，中國人認為，法制與欲望和情慾的泛濫相對應，中國人對欲望，利益，情慾的控制是很厲害的，而且主要是靠自律，也就是靠以德治國，以禮治國等大儒家的方法，並認為這兩者是治國的上策，認為以法治國的他律是下策了。

最後說一下，法制與法治的不同之處。一般來說，法制是任何社會和國家都必須有的，講的是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是不是在一個國家治理中占據中心位置，這不重要；而法治，一般是與人治相對應的，講的是在國家之內，占據核心地位的是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國，而不是靠人治。但法制與法治又有關係，也就是當一個國家在治理過程中，法制占據核心地位的時候，那就是依法治國，是法治國家，而不是人治國家；而當法制在一個國家治理中，不占據核心地位的時候，那就是人治國家，而不是法治國家。但在所謂的人治國家中，也不等於沒有法制，只是比重多少的問題，占不占核心地位的問題。

中國現在仍然不是法治國家，而是法制國家，是人治與法制相結合的。中國過去的治理方式，是以德治國，以禮治國和以法治國相結合的。而現在，中國會慢慢加強法制，法制的比重會進一步加強，因為中國現在仍然是處在富國強兵的時代，也是法家思想占上風的時代，因此加強法制就非常重要了。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在這個時代，是物慾橫流的時代，是釋放欲望與邪惡的時代，不靠法制是控制不了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