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正源圖書寄來的三本書，其中一本是王憐花的《古金兵器譜》。王憐花就是我的師兄蔡恆平，我們都叫他小蔡。我跟小蔡不熟，因為在北大的時候他已經是大才子，我只能算是給才子站腳助威的。比如說悼念海子的時候，我是台下數千觀眾之一。向校方請願不要開除洛兵的時候，我是在白床單上簽名的幾百個學生之一。那時候我非常滿足自己“之一”的身份。小蔡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在足球場上的心比天高，他的意識已經衝進對方禁區，而兩條無比雪白的大腿還在中場拼命擺動。大概他在那時候才深切體會到為什麼物質決定意識而不是反之。
因為不熟，所以畢業後並無聯繫。這些年來，只是聽邱小剛偶爾提到他。邱小剛就是三七，馬悲鳴說“海內中文論壇三七才氣第一”。作為當年的“之一”，這個“第一”的說法我聽了無比熨帖，比誇我自己還入耳。我覺得臉上有光，它勾起我對當年北大才子的回憶。我很少服人，但那些才子們我是真心喜愛佩服的，以至於很多年後，當其中一位師姐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竟然發現自己捏着話筒的手在顫抖。在學校的時候，桑桑可是神仙人物，我從來都沒敢想自己能跟她說句話。還有洛兵，當他在網上說我是他北大的兄弟時，我覺得無比榮耀。要知道，我只是在白床單上簽名的“之一”，而當年這些人物就已經成為傳奇。我只是在仰望中度過了北大的四年，我從來沒敢想過自己還是他們的兄弟。
現在接着說小蔡的《古金兵器譜》。是寫金庸和古龍的，內中一些篇章，我在網上已經讀過。小蔡自己也在序里講，這些東西是他在網上玩着寫的。昨天下午拿到書，就開始翻着看，到晚上睡覺前已經差不多看完了。小蔡使用了一種非常古怪的文體，一邊談金庸古龍，一邊談自己的大學生活。給我的印象是，他的大學歲月是由金庸古龍串起來的，他和兄弟們也是在談古論金中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小蔡在每一篇文章里都要大量引用當年北大才子們創作的詩歌。我一邊讀一邊想，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曾經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再觸碰這些東西了，而且想當然地以為別人也不會。青春也許是在嘲笑中結束的，比如當人們嘲笑那些詩歌的時候，甚至我也跟着附和兩聲。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我不敢站起來說：你們懂個屁。
但是小蔡觸碰了。我想起《天龍八部》裡的一個情節，段譽在松鶴樓上初遇蕭峰，“那大漢桌上放着一盤熟牛肉，一大碗湯，兩大壺酒，此外更無別物，可見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的豪邁自在”。是啊，不但觸碰了，而且十分的豪邁自在。
關鍵是自在。我自說我的青春，干卿底事。
這一段時間我生活得非常苦悶。我寫不出東西來，覺得自己的心變得越來越堅硬，以至於上面再也刻不出流暢的文字。經常安慰自己說，也許是小孩快要出生了吧，沒心思寫東西也很正常。但我心裡明白不是這麼回事，我知道，我已經快被歲月風幹了。因此，從昨天下午到晚上，當我一邊讀小蔡的書,邊感到靈魂慢慢泡軟的時候，我覺得內心又有什麼東西重新生長起來了。
青春是那樣旁若無人。當我們回憶青春的時候，我們重新獲得了勇氣。就像一塊蒙塵的玉，當指尖拂去上面的浮塵，它又泛出淡淡的光華。
對於像我這種“之一”資質的人來說，自己心靈的能量，似乎很難對抗歲月的消磨。我必須藉助別人的回憶。但問題是，還有誰在回憶？這是一個幾乎所有眼睛都緊盯着前方的年代，回憶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意味着現實生活中的挫敗感。除非你情願把回憶納入某種商業陰謀，我是指校園民謠，或者這幾年對於三十年代老上海的鼓譟。似乎我們已經不習慣單純地回憶自己的往事，我認為這是整個社會日趨沒文化的主要表現。本質上，文化是靠那些個人化的回憶支撐起來的，所謂潮流不過是過眼煙雲。沒有回憶，也就沒有文化。
我很欣喜地看見小蔡開始回憶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們的回憶”。它讓我想起北大的才子來。比如小蔡說邱小剛“義薄雲天”，我就開始回憶這兩年跟三七的交往。有好幾次，僅僅為了一個從未謀面的朋友路過北京，三七就自己坐火車從石家莊跑到北京來，喝到八分酒抹抹嘴停都不停又坐火車趕回去。和平的年代法治的社會，我又懂得什麼叫義薄雲天，我也不知道三七那叫不叫義薄雲天，我只是想起在金庸小說里，胡一刀連夜趕幾百里的路，去幫苗人鳳殺掉一個仇人，第二天早晨卻什麼都不提，若無其事地繼續跟苗人鳳比武，生死相拼。我想我理解小蔡的意思，他談到義薄雲天，並非是指兩肋插刀，不過是傾慕古風。小蔡在書裡多次談到魏晉風度，包括及門而返之類的典故。在北大的才子裡邊，三七是最接近這種風度的。望着師兄，我經常會想起“人中龍鳳”這個詞來。
幸運的是，這種感想並不只對三七才有。更早的才子，七七級的李春，曾經在從未相識的情況下，騎二十多公里的自行車跑到我家來，只為了給我講講一段話中的逗號應該怎樣點。我至今認為，那是我一生中最受教益的一天，從此我變成了一個特別追求文字美學的人。沒有李春，就肯定沒有我後來那些天文散文。
我經常躺在床上琢磨，當年李春為什麼，圖什麼。當然我還是夠聰明，我知道這樣想就已經不對了。李春要是為什麼圖什麼，他就不來了。
古龍說，我來了，因為我是李春。
還有中文八三的臧棣，我剛畢業那會兒，特別喜歡去他在中新社的辦公室。其實我們也沒什麼話說，經常好幾分鐘不交一語，只是互相笑眯眯地望着對方。其實臧棣那時候挺忙的，手上有稿子要趕，還要準備考回北大當博士去，但只要看見我來，都是二話不說把手上的活兒推到一邊。
還有中文八三的徐永恆，我讀北大時候就已經對這個名字如雷灌耳，可惜由於低四屆無緣得識。某年夏天，當報社介紹“新記者”的時候，我念着這個名字看了他半天才遲疑說：莫非你就是徐永恆？他笑了，說，我就是徐永恆。當時我差點跪在他面前。
我對智力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拜，而三七、徐永恆都是當年各自省份的狀元。報社還有兩個狀元，劉學紅和馬明潔，也都是北大的。直到今天，我跟她們說話的時候，依然不敢喘大氣。
我不管你們後來怎樣，好也罷壞也罷，我只在乎你們給我的回憶。回憶中，我永遠是仰慕你們的“之一”。將來不論我走到哪裡，甚至是不是能有點名聲，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是作為“之一”從北大里走出來的。
在青春歲月，天上有神向你顯現，生活才稱得上幸福、篤定。
而我不看天空已經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