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近来诸多网友就美国学位的真假及海外学人的诚信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高见。笔者才疏学浅，无意加入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及未来的历史性辩论。仅想通过自己担任美国高校认证机构评估员的经历，为有兴趣继续辩论的学人们提供一些背景故事。

　　前不久与一位来自香港的大学系主任闲谈美国的高等教育。她让我比较一下香港与美国大学在管理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连忙为自己招架，因为我对沿袭英制的香港大学管理制度几乎一窍不通。她听了一点也不失望，说：“你根本不用为自己不懂英制大学而抱歉；我们香港的大学正在努力地摆脱英制，效法美制，特别是美国的常青藤校盟”。

　　我生怕她再追问美制，因为我实在也说不清美制究竟是什么，或者好在什么地方，虽然我在美国的大学从事管理研究工作转眼已十多年。

　　说实在的，这样的尴尬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每次回国都有人让我就美国大学的管理做讲座，可我从来就想不清如何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把美国的制度交代清楚，更不要说证明美国的管理比其他国家的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原因很简单，美国制度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统一的制度。但为什么美国的学位在世界上享有如此高的声誉呢？我很长时间没有想清这个道理。直到前几年，我应邀参加美东地区一个高校认证机构（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的评估工作，当了一回“钦差大臣"，才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

　　先回过头去交代一下美国教育系统。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大中小学没有一所归教育部管。记得有一年我在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作访问研究。统计中心的办公地点就在华盛顿国会山的后面。说来也巧，当时国会正在热火朝天地审议关于取消教育部的议案。我很担心地问统计中心与我一起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万一国会通过这个议案，他们的饭碗岂不是砸了？谁知他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那有什么？反正教育部也是形同虚设，撤了也好；我们大不了并到其他部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原来，美国教育部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下设一些研究发展性的部门，为各州教育部提供咨询服务，管理联邦政府所设的各种科学研究、学生贷款等资金，并在国会、行政等部门与教育界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真正掌握学校生杀大权的是各州的议会与州长。

　　美国有两类大学：公立与私立。公立大学的经费直接来自州政府。每年州议会上两党就下一年的教育经费都要经历一场激烈的厮杀，最后达成协议，公立大学才有米下锅。有一年我在加州大学工作，新学年开学两个月后州议会才就教育经费达成协议，搞得我们连下一年工资都不敢定，生怕万一经费削减幅度太大，结果难以收拾。私立大学则不同。大多数私立大学靠吃“红利”生存，再加上高昂的学费、校友的捐赠及联邦政府对学生的资助与贷款来维持。

　　在美国高校都是靠公众的“信任”吃饭。比如说公立大学的费用来自州政府，但州长和州议员们并不真正懂教育。他们相信大学的管理人员及教职员工是专家，他们只管每年将纳税人的钱往学校拨就是了。至于学校是否能兑现他们向学生及其家长们所许诺的一切，自有高校认证机构的专家来作出评估。私立学校能让家长们放心地将孩子交给他们并乖乖地掏出高于公立学校几倍的钱来，靠的也是公众对高校认证机构专家们评估的信任。至于近年来美国社会对高校产生信任危机，公众要求通过其他方式来确认高校的质量，则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姑且按下不表。

　　美国的高校认证机构是非政府非官方的。全国分为南方、西北部、西部（分社区和专科学校机构与本科学校机构）、新英格兰（分高校与技术学校两个机构）、东岸中部、中北部等八个地区性的认证机构。各专业还有自己的认证机构，比如工程学院，护理学校，以致烹饪学校等都有本专业的认证机构。高校向所在地区认证机构申请资格认证纯属自愿，而且一旦提出申请，就得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申请费，而认证机构在收到申请之后，就开始组织一个来自本地区但非本州大学的包括校长、副校长、学院院长、部门主管等各方面专家的评估小组，同时申请学校必须在评估小组到校工作前十八个月开始就发动全校各方面力量，准备一份全面的自我检讨报告。评估小组将根据学校的自我检讨报告，结合他们自己在校园的考察结果，给地区认证机构提出推荐意见。推荐意见分为通过鉴定、部分改进后再通过、或不通过等几种不同的情况，而地区认证机构的最后认证决定基本上依照评估小组的意见而定。评估小组的校园鉴定工作一般是整整三天，此间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这样的认证或再认证过程每十年进行一次，一般来说中间第五年时学校还要给地区认证机构提供一份中期自我检讨报告。

　　我经由所在高校校长的推荐，成为东岸中部地区认证机构的专家评估员。经过一期认证机构组织的培训后，就接受我的第一次评估任务，到纽约上州的Ｆ州立大学进行整整三天的校园评估与鉴定。

　　我们的评估小组由十人组成，带队的是宾州一所公立大学的校长；队员包括另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位管财务的副校长，一位管行政的副校长，一位教务长，一位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一位学院院长，两位部门主管，一位教授。出发前两个月，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申请学校寄来的长达三百页的自我检讨报告，并附有几千页的关于学校各方面情况的文件与材料。学校还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为我们订机票、订饭店，并在每人饭店的房间里配备电脑和专线电话。我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了。说真的，不是我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在美国，特别是在以“清水衙门”著称的学校受到这样的抬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当年我在一个州的教委工作，常陪着大老板下去检查工作。有些学校得开车四五个小时才到得了。我的老板常开着自己的车，和我一起中午从办公室出发，到了学校所在地后找一个小饭店住下，两人再摸进小镇里把晚餐问题解决了，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才到学校去见校长。往往是会谈一结束我们就打道回府；很难得碰到个把古道热肠的校长，在谈完工作后把我们这两位“州领导”请到餐馆里吃一顿午餐后再送我们上路。

　　我开始感到了“钦差大臣”的威风。

　　Ｆ学校给订的是星期天下午的飞机。一下飞机，校长助理已经举着牌子在机场门口恭候了。从机场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车程，她就象导游似地沿途给我讲解风光景点，好象我是来这里度假的。

　　我们下榻的饭店确实是度假的人才住的那一种，由以前巨富人家的豪宅改建而成。古色古香的装点，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饭店里每一个房间的摆设都不一样。女宾的房间布置得象古代的闺房，而我的房间则似家中大老爷的书房。房里每一件家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唯一可惜的是，我的床以前的主人个子一定比今人要矮多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往上一躺已顶天立地，那雕花的床架将我伸展的余地堵得死死的，以致在今后三天里我在床上只能画两种几何线条：Ｓ形或对角线。

　　评估小组在我进饭店一个小时内已全部到齐。组长Ｋ校长召集第一次全组会议，相互介绍之后就开始分工。每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重点调查学校的一个方面。比如Ｌ教务长熟悉教务，他就重点调查学校的教学情况，约谈有关人员，并对照学校的自我检讨报告，起草评估小组的认证报告中关于教务的这个部分。我们的任务是在周一和周二两天约谈任何我们想见的人，并参观任何我们想看的地方，到周二晚上我们每人必须将我们分管部分的报告草稿交给组长，而组长必须连夜将全组的报告综合成文，并在周三上午十点向全校师生宣布我们三天调查鉴定的结果。这个报告会一结束，评估小组的任务就基本完成，按规定下午必须离校。

　　这里会议还没结束，门口学校派来的巴士已经在等着了。今晚的节目是先到校长家参加招待会，然后由校长在教授俱乐部举行宴会为评估小组洗尘。我们巴士在校长家门口还没停稳，校长及其夫人已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进到屋里只见学校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包括学生领袖们，全到齐了。招待会的方式是美国最常见的所谓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ｅｓｅ，酒水加点心。我们一行十人一踏进门就象进了“鬼子”的包围圈，忙不迭地与人点头握手打招呼。我这厢自下了飞机还滴水未沾，见了桌上丰盛的酒水点心，恨不得冲上去先解决一下“基本人权”问题，再和他们慢慢理论今后三天的评估问题。可是不行，我这里连一个酒杯还没捞到手，后面已经排了一条长龙，等着我的接见。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国代表团的消息总是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劳动；全国人民天天见到他们所爱戴的年逾古稀的领导人们和他们一起辛勤地工作，他们干起四化来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直到校长宣布教授俱乐部的晚宴即将开始才算告一段落。应邀出席晚宴的只有院长以上的官，而且主方的席位安排是一对一的盯人战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院长和我天南海北无所不聊，但时不时地又半开玩笑地让我检查工作时手下留情。我打着哈哈将这样的笑话中百分之五十的幽默含量提高一倍后照收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十人便兵分十路杀向校园。在美国校园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参加任何会议都以迟到五分钟为宜，而且官越大越迟，以示其重要。这条规矩今天完全不适用了。我们评估小组约定召见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在学校官有多大，都早早地在指定的地点恭候。倒是我们，由于对校园不熟，常常摸错了地方，一迟到就是十几分钟，可等候的人似乎全无怨言。在美国高校夹着尾巴做人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被人捧着哄着，身上那根平时潜伏很深的叫做“自我”的经络，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当时要有一架血压计那样的测量仪的话，我肯定会被诊断为"自我膨胀症”患者。

　　Ｆ大学位于一个偏远的大学城，周围是一片绮丽的田园风光。当地盛产葡萄和番茄，因而酿酒与番茄酱是这儿的招牌产业。此地居民大多是北欧移民的后裔，虽然许多地方都以印地安语命名。不知当年新移民在推进自己的疆域时是否与印地安的土著们有过象其他地方那样惨烈的较量。作为此地唯一的州立高校，Ｆ大学的使命除了通过教学与科研为社会培养英才、并促进人类文化与科学的进步而外，还担负着提高当地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任。

　　还没来Ｆ大学之前，我从学校的自我检讨报告及其他信息资料中得出一个印象，即该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白人学生基本反映当地居民的种族构成。而学校在自我检讨报告中对加强学校多元化建设的许诺，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以为只是应景的套话。周日上午我在会见校情分析与研究办公室主任时，话题无意中转到了当地民风民俗。他提到在离学校开车仅十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南美拉丁裔（Ｈｉｓｐａｎｉｃ）集居的社区，居民大多是在葡萄园和番茄地里工作的蓝领阶层。我当下抽出他的办公室制作的学校概览，翻到学生构成那一页，问道：“那为什么你们学校的南美拉丁裔学生仅占全校学生的百分之三呢？”他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支吾了半天，说：“我们学校因为录取要求高，而南美拉丁裔的孩子一般不爱念书，所以能考进我校的不多。”我没有再为难他。

　　中午我们评估小组的共同节目是和学生共进午餐。有幸被选来参加午餐的大概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各方面的尖子，个个都彬彬有礼，谈吐不俗。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来自纽约上州另一个城市的白人学生。小伙子仪表堂堂，机敏幽默，举手投足之间可以看出良好的家教。他告诉我他是大二学生。我问他是否喜欢Ｆ大学，他说当然当然。我追问为什么。他想了一下，说：“这是纽约州立大学诸多分校中最优秀的一所，因为只有学习上最优秀的人才被Ｆ大学所录取。”他显然为自己能跻身于一流的学生之中而感到骄傲。我为他的率真和自信所感染，但想起上午与校情分析与研究办公室主任的谈话，便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但在Ｆ大学你的同学中来自其他族裔的学生不多，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遗憾？”谁知他一点也没有理会我话中的委婉，一口答道：“不，不遗憾。我们大家都是努力学习才进入Ｆ大学的。那些人太懒，不肯勤奋用功，他们当然不能进Ｆ大学！”我默然。

　　在下午和第二天的谈话和会议中，多元化的问题竟然一再出现。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无中生有。在学校教务长和评估小组的会议上，一位在座的学校教授向他自己的教务长提出，不但学生，而且教授队伍的结构亦应向多元化的方向努力。教务长显然被这来自自己阵营的挑战激怒了。她居然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风度，忿忿地反击道：“不是我们没有努力，而是那些种族的候选人的实力实在太弱，够不上当我们教授的资格！”一语既出，满堂愕然。

　　要知道，美国是一个由２００多个不同的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组成的移民国家，号称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大熔炉”的神话主要是对白人移民而言，而印第安人、黑人、南美拉丁裔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的在这个国家短短的历史上却饱受歧视。在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和白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升学和就业这两个问题对每一位美国人一生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由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出面颁布和推行一系列优惠和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包括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的升学和就业机会。这就是美国著名的“肯定性行动”政策（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并不直接干预高校的招生和教授雇用决定，但它通过立法对高校进行监督。比如说，联邦政府规定只有贯彻“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学校其学生才能享受政府资助。而任何学校对这项政策贯彻不力的后果，便是起码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将因得不到政府资助而上不了这所学校。没有学校愿意自动放弃如此广阔的生源，因而一般学校领导在种族问题上总是谨小慎微，生怕被抓住什么把柄。近年来，地区认证机构也加强了对高校少数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教务长公然宣称少数民族资格不够时会那么吃惊。看来她是在说真话。问题是，真实并不代表正确。从我们对Ｆ大学的考察，学校领导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偏见显然已经影响到学校的政策以致学生的观点。

　　基于以上的考量，评估小组在讨论对Ｆ大学的鉴定意见时，一致同意对学校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给予严重警告。这个警告的后果是，Ｆ大学必须在六个月以内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措施，在包括招生和教授的雇用与提拔等各方面作出明显的改进，地区认证机构才能让Ｆ大学最后通过认证。

　　周三上午十点是评估小组向全校师生宣布我们三天调查鉴定结果的时间。这之前，我们评估小组的组长已向校长透露我们报告的基本意见，校长亦给他的主要校领导们通过气。所以，当我们一行十人来到会场时，大前天在校长家欢迎会上的热烈气氛已荡然无存，虽然经过三天的相处我们和许多人已经相当熟悉。人们见了我们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但紧张、甚至略带敌意的目光处处可见。评估组长对Ｆ大学的教学质量、校园生活、以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她甚至有点不合时宜地幽了校长一默，试图改变一下会场里过于沉重的气氛。但她的努力显然失败了。

　　评估组长在念到我们的警告及其缘由时，对Ｆ大学的师生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的学生在他们毕业后所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并发展，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智慧。这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理解的智慧，对其他民族尊重的智慧，对自身行为检点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在未来社会中发展与成功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执行高校少数民族政策的目的，便是为我们在校的学生提供一个与多元化的社会相似的多元化的校园环境，使他们从今天开始养成尊重其他民族、尊重其他文化的良好的习惯和行为方式。”

　　会场上一片肃静。这时，只见教务长站起身来，略为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去，拂袖而去。讲台上的评估组长好象吃惊似地张了张嘴，终于没有说什么，低下头去，继续念她的讲稿。也难怪她吃惊：按照地区认证机构的规定，当评估组宣布鉴定结果时，所有校领导都必须在场，不得请假或中途退席。

　　会议结束后我们评估组十人回到饭店，共进“最后的午餐”。席间大家都避免谈到任何关于这次评估的话题。这是多么紧张的三天啊！为了赶报告，几乎没有人夜里睡满三小时的；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美丽的小镇上除了Ｆ大学和我们的饭店，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存在。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象在这个校园工作了一辈子似的，对学校的方方面面简直如数家珍。多少次了，我们在与Ｆ大学的教授和行政人员谈到学校某方面的事情时，他们睁大了眼睛一个劲地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一位老教授一再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三天，比我在这里三十年，对学校的了解还深！"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的面包车在饭店门口等候。在去机场的路上，不知谁说了一句：“我的飞机要到傍晚才飞，你们大家一路顺风！”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不，我的飞机肯定要比你晚！”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机票，一对时间，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在机场干等整整一下午！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三天下来，学校是再也无法忍受我们的嘴脸了。这是下了逐客令，提前在送瘟神呢！

　　呜呼，钦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