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爆發的切爾諾貝爾核災，所造成的人間慘劇----在清理工人及 受核輻射波及的廣大地區上的人民身上發生，他/她們卻不獲適當的幫助。對此，為受輻射傷害的弱勢者追尋公道大半個世紀、建立不屈於權勢的知識的 Rosalie Bertell醫生-博士，為我們剖析了背後的原因，也就是說明了全球的所謂輻射防護科學、輻射安全標準，是在怎樣的權力結構下被訂立出來的。現節錄 Rosalie Bertell在2008年所撰Chernobyl: An Unbelievable Failure to Help的若干段落，以揭露箇中的權力包庇與交易。[粗體為譯者所加]

一. 「國際切爾諾貝爾計劃」

1989年，前蘇聯政府因不曾妥善處理切爾諾貝爾核災，公信力蕩然無存，在那時刻，它便邀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去評估核災的健康 影響。1991年IAEA的報告寫成，內容說切爾諾貝爾的受害者身上出現的健康問題，無一與輻射有關﹗這個IAEA「國際切爾諾貝爾計劃」的醫學專家組由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醫學院輻射學系主任Dr. Mettler, Jr.領導。

在切爾諾貝爾20週年那天，Dr. Zenon Matkiwsky對Dr. Mettler, Jr. 的1991報告有以下的反駁：

「1992年7月，我參與一個美國國會聽證，聆聽到Dr. Mettler在一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的證供，Dr. Mettler向Joseph Lieberman參議員保證他那個組織已做了最完備的有關切爾諾貝爾核災生還者的調查，而IAEA得到的結果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兒童甲狀腺癌症有所上 升。」

「他假如只是到訪一下明斯克或基庫的內分泌學研究所，又或者去任何一間在Chernibiv、Gomel或者Zhytomyr的兒童醫院看看，就會發現有大量證據顯示為數驚人的兒童正患著一種本來極罕見的癌症。」

二. Dr. Mettler與ICRP及UNSCEAR的關係

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Dr. Keith Baverstock在英國《自然》期刊及其後(1995年)在WHO的一份報告中，分別明快地證實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那些紀錄著直至當時已增加了30倍 的甲狀腺癌的研究數字，亦令Dr. Mettle, Jr. 的IAEA報告公信力盡失。然而，Dr. Mettler, Jr. 還是在「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的Main Committee(現時已改稱為The Commission)中獲得一席位，亦被選為「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SCEAR)的美國代表。

要了解到為何舉世對切爾諾貝爾輻射塵造成的傷痛都出奇地視若無睹，我們就必須要弄清楚這些機構之間的關係。

UNSCEAR是聯合國在1955年成立的機構，在1957年聯合國又成立了IAEA。那些都是作為對1953年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聯合國發表的那個「和平使用原子能」講話的回應。

IAEA的法定功能有二：(一)幫助各國和平使用核能，(二)檢查各國對來自別國的有關援助是只作和平用途，即不是用作發展核武。 UNSCEAR則是規管「電離輻射」(即核輻射)及其健康影響以作報告。IAEA結果是採用了ICRP(而不是WHO)的準則去作出其輻射防護的建議。所 以，那些既在The Commission又屬於UNSCEAR的人是身兼製訂準則和判決這些準則是否確當的崗位。Dr. Mettler, Jr. 就是有著這雙重身份的人，但像這樣身處利益衝突情況的卻不只他一人。

三. 其他國際資助的切爾諾貝爾研究

1990年日本撥了二千萬美元給WHO去收集有關甲狀腺病症、血液病及胎兒腦部損傷的數據及處理有關問題，至1995年撥款就用完了。 1992年WHO和歐盟也開展一項國際甲狀腺計劃，但不久計劃也告終了。G7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啟動的計劃也是同一命摺�

這些計劃的部份困境源自它們的經費有限。另一項困難是各國政府控制著加入這些計劃的科學家。當然失敗亦因只有醫療放射學及核能工業方面的 人，才願意和能夠去做這些研究----這是由於凡是關乎輻射或核能的課題都只限於國家機構及大學裏的核子物理、核子工程、醫學物理或健康物理學人員才能參 與。以上三個困難是互相扣連的，因為那些核研究「專家」都是各國政府派去的核能工作或醫學物理學人員，而這些國家又是計劃的發起者。結果是職業病、社區、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及流行病學者、腫瘤醫學人員、小兒科醫生等等，通通都被拒諸門外。

美、日、荷蘭、德國願意資助短期的甲狀腺癌研究，卻不願關注烏克蘭當地的乳癌和遺傳基因不正常等項目。各方亦沒有配合性的長遠計劃。再者，俄羅斯聲稱其境內的輻射污染區已完全清潔，雖然在很多人口眾多區域還是量得高輻射水平；而在白俄羅斯，政府正用減稅引誘農民重返污染區；烏克蘭政府則不顧「研發未完備」之警告，貿然投資購買新的俄式核反應爐。

在Bryansk的灾⒅行模�俄羅斯的首席遺傳學家Nikolai Rivkind在慘劇發生以後不久說了這樣的話：

「切爾諾貝爾的經驗----雖然那麼悲劇性----應被視為一個全球科學的金礦。我們最多還有兩年時間去組織起來，但我對此漸趨無望。」

那些在核災後有責任組織起來給予醫療上的幫助及收集科學數據的國際機構，卻沒有這樣做以製訂有效方案，去舒緩目前及未來的傷痛。針對此，我們必須認清這些機構的結構性底蘊。

四. ICRP之由來

聯合國為了推動「和平使用核能」，1957年就請IAEA提議合適的「工人和大眾就核能相關活動作防護」的指引。我們回顧歷史，便知 IAEA獲授命的這一年，正是美、英、前蘇聯大搞大氣核武試爆的時期。美國1946年開始在太平洋比堅尼島核試，蘇聯在1949年第一次核爆成功，英國則 在1952年開始在澳洲試爆。

從1950年10月在英國倫敦召開的「原子能的生物災害」會議論文集中，我們不難知道「曼克頓計劃」[美國研發核子彈]的物理學家已看得很 清楚----核輻射塵將會令整個北半球出現問題。1946-1950年間的一連串會議中，他們已同意了要有一個共同機制去提供針對核輻射的防護。這些物理 學家已決定了核輻射只在以下範疇內要承擔責任：(1)癌症死亡；(2)活著誕生的後代的基因病症。即使今天，被核能輻照了而獲得考慮的「受損」，還只是這 些，雖然有些核工業集團也會加進「胎兒弱智」一項。

大家也許並不知道，直至1950年，日本原爆生還者還未接受過任何疾病檢測。到了1950年，日本國家統計數字才被用來辨認出 284,000名原爆生還者，那時他/她們已遍居全國，只有195,000人仍住在廣島、長崎。根據「原爆傷害調查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ABCC)(「日本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ERF的前身)的文件，所有原爆時在震源的2.5公里，及20%當時處於較遠位置而被曝 的，都屬「原爆生還者」----這選擇是隨機的，以年齡、性別、居住城市因素為限，好讓與原爆2.0公里內的生還者比較。研究亦找出26,000人，是 「不在城市中」而處於震源的10公里以外的[以作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以前，根本沒有輻射劑量系統可供研究使用。

這項原爆研究之「健康的生還者因素」之偏差，雖被指出卻從未由有關研究機構修正過來。這是說，那些抵受過原爆的爆炸力、熱力和輻射的人，再嚐遍了社會動蕩、醫院已遭摧毀、污染的飲食、沒有醫療人員和藥物幫助等重重打擊，還能夠生存到1950年的人，應是在1945年時是最健康的一群。[以他們為研究原爆輻射的健康影響的對象，豈能作準？]

即使在1950年的倫敦會議上，上述的問題已被仔細地解釋過，但這個核能物理學家組成的委員會還是[不承認本身專業之局限，反而]向已成立 了的「國際輻射學會」(International Radiology Society, IRS)，要求加入這個為醫療放射人員設定防護輻射準則的組織，他們並要求組成ICRP。自此，物理學家便佔了ICRP The Commission 13人中的51%，為大多數國家所採用的「輻射防護」製訂準則。

ICRP亦從此與IRS斷絕關連，成為一個自行委任、自行延續的非政府組織；成員為核能國的物理學家、醫學規管人員、以及工作中使用 輻射的放射學人士。成為ICRP成員，必須由現任成員提名，由其執委會接受，沒有任何專業團體，包括WHO，可以放一個人進入ICRP Main Commission。

如前所說，要提出輻射防護準則時，那時剛成立的IAEA，便會向ICRP而不是WHO求教。沒有人去質問為何只選擇致命的癌症和活著出生而患嚴重基因疾病兩者為僅要考慮的大型輻射災害的健康後果。使用如此狹窄的定義，就如同發生了意大利薩浮索(Seveso)的二噁英災難、印度博帕爾(Bhopal)聯合碳化物化學災難、或南亞海嘯、或美國Katrina超級颶風後，考慮其後果時只計算[直接的]死者有幾多名。

在切爾諾貝爾，這狹窄定義的不適切性，就反映在輻射塵影響區域內的甲狀腺癌也不被考慮，因為根據ICRP，甲狀腺癌中只有5%是致命的。

UNSCEAR得到聯合國任命去就核能工業的污染和電離輻射的環境及健康影響作評估和報告，全球各國政府和組織便以它的估量作為科學根據， 來做輻射風險評估，並製訂防護措施。一般來說，因為所有國家(除了美國)都接受IAEA/ICRP的指引，來保護工人和大眾，UNSCEAR可說是對有關 指引的可接受性的唯一制約。

但正如以上所言，Dr. Mettler, Jr. 在1991年為IAEA領導了Health Investigation after Chernobyl小組，其後又被任命加入ICPR的Main Commission和加入UNSCEAR健康影響評核委員會。此中的利益衝突十分明顯。或有人說，ICRP和UNSCEAR的職位是Mettler後來 才得到的，故不是他那份切爾諾貝爾研究報告為核輻射傷害開脫而被認定為「成功」而導致委任吧；那麼，就將這兩個任命看成是獎勵吧。

Mettler的研究結果表面上沒有受他任職兩個聯合國機構的影響----他是後來才被任命的。即使如此，但我們都知道，大部份醫學院的教科書及健康物理課程的「專業資訊」，在1957年後都是由ICRP提供的；而Mettler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數學學位，繼在Thomas Jefferson大學(1970年)取得醫學學位，那就可解釋他為何不報告那些早發的癌症了。

Mettler應十分清楚，根據ICRP的潛伏期模型，非血癌的癌症如不夠十年潛伏期，是不會被計算為輻射所引致的。所以切爾諾貝爾的甲狀腺癌雖然人皆目睹，卻不被視為輻射引發而被寫進報告裏----因為研究的期限是核災發生的五年之內﹗

核能工業對核能和人體健康的科學資訊有壟斷權，透過大學發放到核反應爐設施、醫院的放射性實驗室、及聯合國組織。這引發了進一步的嚴 重問題：通常人是會相信手頭所得的證據多於僅僅的理論[假設]；但如果人被教育成將理論[假設]當作是事實，那就令事情變得十分複雜了。ICRP就是這樣 創造了在輻射的健康影響方面的「共識」。

五. 訂定輻射防護標準

下一個按邏輯會出現的問題是：為何包括了非致命癌症(甲狀腺癌、乳癌、皮膚癌等)、輻射的非癌症細胞及畸形後果，這許多的輻射引致的嚴重健康問題，都不在計算之列？我的看法是，這是參與曼克頓計劃的物理學家要保證無人可以反對北半球蒙受核輻射塵污染而作出的行政決定。當 然，用癌症來做感染輻射的標記會勝於輻射學者在1950年前用皮膚灼傷來做標記；但到了1950年，其實世上已廣泛關注到輻射引致的癌症----不管是致 命的與否，也關注到所有輻射引致的遺傳性疾病(包括導致流產、死胎及「非嚴重」的基因病症)，亦關注到畸形病及生長不良。

當大氣核試在1946年展開後，美、英及加拿大都有不同的防護標準。直至有了1950年的協定，這些國家就可以無懼將來的反對或法律訴訟行為了。然而我們一般都承認，癌症是由一個錯誤的細胞變異開始的，所以，沒有任何劑量的輻射是不具這個引致重大的細胞變異而發展出致命癌症的機會(不管這機率有多少)。廣島、長崎健康研究那麼集中在癌症死亡率，令致原爆引起的非致命性乳癌、甲狀腺癌和皮膚癌都不被RERF(ABCC前身)寫進研究報告，這情況一直延續至1994年。

至於輻射造成的畸形後果，在1950年已廣為世所知，事實上在1946年，Hermann Muller已因指出輻射的基因影響而獲頒諾貝爾獎。......

總而言之，參與曼克頓計劃的物理學家及後來ICRP和IAEA所提出的輻射防護標準，從一開始，已是要以工人和大眾的生命及健康風險，來換取電離輻射的專業用家----他們之中不乏那些製核彈的人----的利益。

六. 後切爾諾貝爾的輻射防護改變

1950年製訂的給工人和大眾的一般性最多可接受輻射量準則，直至1990年都沒有改變。1990年，經過700名科學家、醫生和諾貝爾得 獎人的請願後，再加上Lawrence Livermore核子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要求對廣島、長崎的輻射劑量作重新分析，原爆引致的癌症死亡率終於被調高，而ICRP建議給公眾的最高可接受劑量 則降低了80%。

然而，這段期間出現了輻射劑量系統之改變，而任何劑量之改變，都會影響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關係的估計。除了劑量系統不能一致外，在1986年 又出現了廣島、長崎劑量改變之重大影響----令人懷疑有關的致命癌症估量已被動了手腳。事緣1950-60年代，美、日科學家創製了T57D及T65D 的劑量系統，1986年卻把這系統全改換了，減低中子的部份及引進大量有關屏蔽的資料，由此製成了DS86。DS86登場後，做了好些中子活化產物的研 究，由此又引出第四種劑量系統DS02。DS02有更精確的屏蔽估計，亦改變了震中的地點和原子彈的爆炸力估計。根據它來做的研究現時已完全取代之前的所 有研究發現，即所有在2002年前做的研究都被廢掉科學資格。

此外，後切爾諾貝爾的ICRP文件，亦引進新的章節，就以下範圍提出專門性指引：

• 公眾被輻照的干預理據
• 在甚麼情況下需要作出補救行動
• 意外及緊急情況

ICRP提出在核意外後，受污染的環境狀態便成為「常態」，而風險vs利益研究是先行於清理之必要。即，切爾諾貝爾核災後的輻射活動引起的輻照水平，雖然在之前會被視為太高而不能接受，核災發生了便是「常態」；至於清理，則變成是要有很強的法律理由才會做的事，而這情況，卻一般地不為極度污染區的醫生及其病人所知。切爾諾貝爾的受害者的健康由是成了首當其衝的目標，他們的傷痛亦被人費盡心思地刻意隱瞞或淡化過去了。

因為ICRP採用的方法與輻射風險評估非常依賴原爆研究，而後者卻專注於高劑量輻射以高速從外面發放「到體內」，所以對於長期的低劑 量體內輻射污染並無顧及。現時，對於使用ICRP的方法去評估體內劑量是否可接受，是引起科學爭議的，特別是那體內劑量來自陶瓷噴霧核燃料粒子，以及當牽 涉若干與DNA結合的輻射物質，這在歐洲輻射風險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on Radiation Risk)2003年的報告中被提出來了。這個批評法國的輻射防護委員會已接受了。因為ICRP的方法假定輻射粒子在體內器官中平均分佈，但陶瓷粒子卻不 是這樣的，因為它們在鈾燃料燃起的大火的高溫(3,000-6,000蚓)中形成，它們是不會輕易在體液中溶解的。

在IAEA 2005年的報告及UNSCEAR 2000的分析裏，以上的考慮全部被忽略。事實上，當國際間對ICRP方法的批評進一步轉化為另類方法的提供時，及當UNSCEAR的數據缺漏被充分補上，我們才能將切爾諾貝爾的死亡及嚴重受傷數字糾正過來。但是，在這高科技時代，竟出現紀錄不全的情況，難免令人懷疑那是要隱瞞切爾諾貝爾核災的做法。事實就是在差劣而充滿漏洞的科學研究下，又有著各種混淆視聽及數據紀錄不全，甚至到處彌漫著謊言，切爾諾貝爾做成的健康損害，一直都不曾讓公眾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