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教育部長周濟指出：人才是高校改革的核心與頭等大事——看美國的大學如何與歐洲大學爭奪人才，或許對我們的高校改革思路不無啟發：大學不能完全靠市場規律運行，但忽視市場規律卻絕對不行

　　幾年前，一位著名教授被耶魯大學從劍橋大學挖過來。他雖然對美國的社會文化有諸多不適應，對英國、特別是劍橋的文化和學術氛圍百般留戀，但是，耶魯的工資要比劍橋高一倍。於是他再也不回頭了。另一位英國學生，在劍橋讀完本科就來耶魯讀博士，混得並不如意，後來去了哈佛。我問他是否有回英國的計劃，他無奈地搖搖頭：還是人家美國人有錢。

　　但錢並不是惟一的因素。一個德國學生說，在德國上學，教授無精打采，圖書館破舊不堪。在耶魯，教授和學生充滿了活力，一個研究生竟可以借200多本書。要是這樣借，德國的圖書館怕是早空了。所以，做學問還是得來美國。

　　這番景象，生動地揭示了歐美高等教育水平的消長。二戰前，許多美國富人還要送孩子去歐洲念書，因為歐洲的大學才是一流。美國的研究性大學，據說還是一批“德國博士”仿造歐洲的模式創造的。但曾被視為美國高等教育範本的歐洲大學，如今已是榮光不再。連牛津、劍橋這樣幾百年的名校也很難和美國的一流大學競爭。

　　牛津本是歐洲大學的一大豪門，英語字典上的例句甚至還赫然寫道：“牛津的捐助基金不可盡數”。如今呢，牛津的捐助基金相當於44億美元，不及是哈佛193億美元捐助基金的零頭。在過去51年中，英國產生了46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在最近20年中只產生了14位。一些大學的系被迫關閉，有才能的教授紛紛奔向美國。歐洲的高等教育，正在淪為二流。

　　對照歐洲經濟的崛起，這種沒落更是令人震驚。在二戰剛結束時，歐洲的人均收入遠遠低於美國。幾十年後的今天，歐美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小。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均收入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美國。顯而易見，經濟水平並不能決定大學的水平。戰前歐洲經濟遠不如美國，大學卻比美國辦得好，戰後經濟發展直逼美國，大學反而沒落了。

　　在戰後的歐洲，享受高等教育被視為人的基本權利，費用大部分由國家來支付。英國的學費，一般在1000英鎊多一些。法國的大學生，一年只支付大約400美元上下的學費。而在美國，大學學費動輒2萬美元以上。然而，儘管有國家的大筆投資，歐盟國家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錢，平均只占其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1%；在美國則高達2.3%。

　　美國大學花在一個學生身上的錢，比歐洲大學要多2到5倍。結果，美國大學的課堂規模小，教授水平高，設施先進，課程豐富。德國的大學，師生的比例高達80或90比1。美國的前20位精英大學，師生比例基本全在10比1之內，本科的人文學院，一般課都只有20個學生以下。加州理工學院的師生比例，竟低達3比1！這也無怪美國的大學更為精英了。

　　有危機感的歐洲人，希望早早扭轉這種局面。英國首相布萊爾提出了一個改革法案，從2006年開始，容許大學收不超過3000英鎊的學費。然而，這一法案幾乎比他的伊拉克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反對者認為，這樣的政策將使得窮人喪失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實，根據布萊爾的方案，學生的學費是通過學校提供的貸款來支付，學生只是在畢業後年薪高過2.5萬或3萬美元後，才開始償還貸款。

　　其實，提高以後的學費也完全無法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英國教育家估算，學費應該漲到2萬英鎊左右，接近美國的標準，大學教育才可能收支平衡。可惜，已經習慣福利國家的國民，對這一點小改小革也很難接受。

　　不引入市場機制，歐洲的大學幾乎沒有和美國大學競爭的可能。上世紀70年代，德國僅有20萬大學生，如今則有200萬。英國1985年僅有14%的高中畢業生進大學，如今的比例則接近40%。如今歐洲經濟不景氣，政府入不敷出，維持急劇膨脹的大學生的教育費用，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英國的大學現在每年接受146億美元的政府資助，但要維持目前的水平，未來3年至少需要追加140億美元。據牛津大學估計，該校為培養一個學生每年賠4000美元，一年的赤字高達4000萬以上。目前除了把學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塞進日益擁擠的課堂，已經毫無辦法。

　　政府的責任，不是包辦國民的未來，而是幫助國民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勞工，為什麼一定要為一個大學生能享受好得多的生活而為他的教育納稅呢？大學不能完全靠市場規則運行。但是忽視市場規則卻絕對不行。僅靠政府給大學塞錢、追加投資，無法創造高水平的高等教育。這也是急劇擴張的中國高等教育所應該汲取的教訓。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