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精英的英明領袖鄧小平逝世7周年和誕辰100周年）

馬克思提到“物質財富充分涌流”，並把這個作為社會矛盾緩和的最後依據，確實，社會矛盾的緊張程度是與物質財富的緊張程度是密切相關的。要緩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或者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資源是一項切實有效的辦法。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要在全部階層中間達到這一境界就不那麼容易了，除非能夠有辦法從外部大量汲取資源，成為歐美日那樣的第一世界國家，通過壟斷價格剝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國沒有這一出路。那麼運用“經濟緩和政治緊張”的手段就只能在國內設法了，唯一可能運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資源優先滿足精英階層需要，從而促使精英階層內部矛盾緩和，實現整合。搞政治當然要動用經濟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動用財政資金，去實現緩和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減少政治摩擦與糾葛。

鄧小平主政的時候，他非常注意這一手段的運用，首先他執行的是“以時間換空間”策略，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農民和工人。1979年國家財政預算用於糧食漲價的資金是30多億元，執行的結果是130多億，這一年用於對越戰爭的費用 70多億，結果出現170億元的財政赤字，用完了歷年財政結餘80億元，還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90億元。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農民形成一個印象：毛澤東時代遠遠不如鄧小平執政實惠。這只是一個序曲，正劇是如何緩和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與糾葛，把精英階層整合起來。

在精英階層內部，特別是在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為了緩和矛盾與分歧，除了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平反之外，還伴隨大量的經濟補償政策。除了補發工資、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之外，還給退出政治權力中心的人給予高額補償，例如建設高規格的干休所和療養院，分配給第一線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沒有權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顯然在職的幹部也要體現相應的優勢，結果帶來一股全國性的大建“樓堂館所”和政府高消費的風潮，最後財政不堪重負，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個“社會集團購買力控制辦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於特定的政治目標，當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小平的意願，這就不得而知了。當然效果是明顯的，那些反對鄧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對平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當然這是“軟”的比較好捏。還有比較“硬”的人，難以徹底邊緣化就放到顧問委員會裡去。這樣大概還沒有解決問題，在投票上獲得小平同志推進改革所需要的多數，因此就採取非常手段，在“知識化、年輕化、正規化”的名義下大批提拔知識精英進政府部門，這樣就帶來了 1980年代政府機構的急劇膨脹，黨政官員數量在十年內翻了一番。在這個過程中間，知識精英群體大量進入政府任職，與官僚精英群體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財政資金的政策操作，其後果是十分明顯的，國家財政連年出現赤字。原來在毛澤東時代，企業是要上繳高額稅收，所得稅比例是55％，盈利企業要上交利潤，而國家財政也把扶持企業發展作為一個支出重點，每年財政支出中間一半以上是返還給企業，幫助進行技術挖潛改造，流動資金撥付等等。那個時候，財政實際上相當於全國企業的總會計，銀行相當於是總出納，國家體制設計上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經濟上是出於統籌安排需要。由於鄧小平接掌權力之後財政出現連年赤字，官僚精英群體在鄧小平的帶來下對財政資金的需要急劇上升，結果在有限的財力中間無法繼續扶持企業了，這樣官僚精英群體吃完了財政，就轉而要企業去找銀行，這其實才是1983年對企業實行“撥改貸”政策的真實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給予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給企業的定性是要求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實際上等於說“你們企業上交的錢，小平和他的同志們為了政治需要必須用，你們企業不要再來找財政了，都回頭找銀行去吧。”這個決定實際上不過是肯定了鄧小平上台之後，財政資金從此與企業無關的事實而已。至於企業是否能夠再銀行以合適的條件獲取足夠的資金，或者銀行是否能夠再一夜之間具備西方銀行那樣的貸款監管條件，那已經是沒有辦法考慮了，反正財政是已經沒有錢了。這樣的重大變化過程，實際上沒有給相應的金融主體任何試驗和改進管理與制度的時間，更不要奢談什麼事先的經濟改革設計了。

然而從前的高稅率和把國有企業的絕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資源，通過財政集中的方式並沒有同時改變，這樣中央財政實際上把國有企業繼續當做提款機使用。換言之，是鄧小平時代因為政治需要，挪用了財政中間用於幫助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財力（在原來的財稅制度裡面，這一部分財力是國家統籌安排，併集中在財政裡面），結果是不恰當和過分地提取了企業財力，使得國有企業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當時的企業界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捆住老虎放開猴”，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眼睜睜地看着毫無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積累的所謂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蓬勃發展起來，逐步蠶食掉自己的市場份額，實際上就意味着國有企業從市場上能夠得到的資源份額逐步在減少之中，最後一些國有企業或者行業，就慢慢地失去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資源份額了，普遍地陷入困頓。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因為國家在高積累時代普遍對國企實行的高稅收政策，同時把從前高積累條件下累積下來老工人養老負擔，在不做補償和返還的情況下強制地轉嫁給國企。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在1995年，如果考慮到稅負方面的差別(全部工業企業按照產值的平均盈利指數為100)，國企按產值的盈利指數是175.27，鄉鎮企業是85.06，三資企業是64.61，此外國有企業還支付了604億元的退休工資，結果造成國企在“淨產值率”大大高於私企的情況下，卻無法保留足以維持擴大再生產的資源份額，陷入普遍困境。

所謂國企衰退是管理體制不行，監督機制無效，都無法在經濟現實中間得到確證。根據筆者自己的工作經歷剛剛好是與實際情況相反，直到今天為止，中國最有管理經驗的人員絕大部分都還是在國企之中，而且受過良好培訓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也大部分富集在國企里。根據筆者的經驗，在所謂的新興產業里如光纜製造行業里，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廢品率往往要高出國企數倍，在老行業裡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興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為，以及大量的引進技術和產品進入市場，使得 1980年代產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縮短，例如電視機和手錶的市場主流產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換代，國有企業原來的產品迅速過時，這也進一步縮小了國企的市場份額，減少了通過市場獲取足夠生存資源的可能，在企業先失去擴大再生產財力的情況下，企業市場份額的喪失使得維持簡單再生產也日益困難，國有企業衰敗就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原來在毛澤東時代是具有非常嚴密的財經紀律的，企業領導人對企業財產的支配和處理權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製造國有資產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現在在企業已經明顯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過程是以強化所謂的分權模式進行，甚至實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謂的“包公進城，一包就靈”），結果在企業領導人的行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況下，又通過改革進程疏通營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階層就有能力和空間通過損害企業的利益來實現個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業領導人的自肥行為，當然要導致國企內部人心渙散，結果對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實際上陷入無效。國有企業沒有明天的態勢極為明顯，也因為在這樣的改革政策環境，結果引發了國企領導階層普遍的行為短期化狂潮，結果反過來又加速了國企的衰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