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决定实施“211 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使若干所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决定拉开了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序幕。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11 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决定在“九五”期间先安排61所大学进行立项建设。自此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由规划设计阶段转入实施阶段。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再次决定重点建设北大、清华、南京大学、中国科大等9所高校，使其迈向世界知名大学行列。其后，为优先扶持一部分学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及有关部门相继决定为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增加拨款。其中北大、清华将在3年内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获得12亿元，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其它几所高校也将获得6亿元以上数额不等的拨款。[1]围绕着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几年之内政策的不断调整、变化表明，我们对什么样的大学是一流大学，什么样的大学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还处在摸索之中。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廓清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一流大学

对于什么是一流大学，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对一流大学的探讨。我们认为，一流大学只能是一个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概念，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在世界或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与其它大学的对比评估中产生的。因此，从不同层面来看，既可以有举世公认的一流大学，即世界一流大学，也可以有一个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的一流大学。但是，当一个国家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时，本身则是以其它国家的大学为参照，指向世界一流大学。而对一国之内的一流大学来说，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就必须研究、借鉴、学习目前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
1994年，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教师协会，根据世界各大学的学术业绩、学生与系的素质以及在科研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拟定出一份世界十佳高等学校的名单，具体排名如下：
1、斯但福大学；2，哈佛大学；3。麻省理工学院；。4、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5、普林斯顿大学6、剑桥大学；7、耶鲁大学；8、牛津大学；9、东京大学：10、慕尼黑工业大学。[2]
近两年，中国青年报社也与网大依据6项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排名。2000年，前10名高校依次是：清华、北大、南京大学、复旦、中国科大、浙大、南开、上海交大、天津大学、哈工大。[3] 虽然这一排名尚有争议，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大致说明了哪些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大学。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大学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呢？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

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标志。考察世界一些大学，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一流是与它们所拥有的独特的品性分不开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培养出了举世公认的英才
大学的产品是学生，学生质量的高低是大学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只有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诺贝尔奖是世界科学的量高奖，也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标志。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中，剑桥66人、牛津36人获奖，另有78位获奖看与剑桥有关。其它的一流大学中，哈佛36人、麻省15人、伯克莱分校21人、普林斯顿29人、耶鲁14人、斯但福12人、东京大学5人获此殊荣。在政治领袖人物方面，美国的历届总统中，毕业于哈佛的为6人，在英国，自1721年至今的73位首相中，29位出自牛津， 13位毕业于剑桥。日本有18位首相出自东京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工业与其它领域的巨于、专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Alfred P.sloan）、通用电气公司的斯沃普（Gerard Swope）、杜邦公司的几位杜邦兄弟（Du POnt）、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办人道格拉斯均出自麻省理工学院。在日本全国1700家大企业中，东京大学毕业生担任社长的占四分之一。证券交易额居前12名的公司中，有7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东京大学毕业生。日立造船公司、富士胶片公司、丰田汽车公司、三菱重工业公司、日本电气公司的总裁也都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在我国的一流高校中，中科院院士282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工程院院士82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为清华校友。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中有300余人毕业于清华。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两院院士共有378人，我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4位学者也都出自北大。[4]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中，除5人被聘为美国工程院院土， 10余人被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外，被科技发达国家聘为科学院院士的极少。科学贡献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没有获诺贝尔奖或取得可与之相媲美的科学成果的大学，是难以称得上世界一流大学的。
2．创造了划时代成果
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世界科技一流成果的源地和摇篮。诺贝尔奖是授予那些在科学领域（和平奖除外）取得划时代成果、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世界一流大学获奖的人次便是它们取得这类成果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些大学还取得了许多其它举世瞩目的成果。[5] 如加州大学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领导下的曼哈顿计划和劳伦斯对氢弹聚变技术的研究。这对科学与人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冯·诺依曼首先提出了存储程序的设想，成为电子计算机理论的奠基人。哈佛大学的电子对抗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合成盘尼西林和越层雷达传送电脑记忆代码等方面的工作对科技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这方面，我国与外国相匹配的成果当推1965年由中科院和北京大学合作研制成功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人工手段合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质。
3．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担任哈佛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科学家康南特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的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名。”在任期间，使“清华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6] 的校长梅贻琦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两位校长尽管所处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但道出的办学理念却惊人一致，足见高水平的教师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也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广延名师，还创造条件，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以保证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学术声誊长盛不衰，近年来，随着“长江学者计划”及其它政策方案的出台，我国高校也开始确立“大师”，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一些人对既得利益的维护，要真正形成使杰出者都
能杰出的机制，使大学成为一个名师云集之所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也是制约我国高校攀登世界一流的关键因素。
4．学科门类齐全，拥有一批串世公认的学科
世界一流大学除极少数学校外，都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的特点，即便侧重于理工类的学校也是文理渗透，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举世公认的学科。
（1）学科门类
斯但福大学现有7个学院和3个研究所：法律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胡佛研究所（战争、革命与和平）、粮食研究所、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和科学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哈佛大学有：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设计学院、牙科学院、文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约翰·菲·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有：工学院、建筑规划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Sloan管理学院、理学院、健康科学院。东京大学有：法学部、医学部、工学部、文学部、理学部、农学部、经济学部、教育学部、药学部、教养学部。剑桥大学属于理科性质的系、部共32个，文科33个。
（2）举世公认的学科
牛津大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医学、化学、地球内部动力学、数学、经济学；东京大学：物理学、金属材料学、电子工程学、经济学、行为学、教育学；哈佛大学：商业管理、政治学、化学、皙学；斯但福大学：心理学、电子工程、植物学，教育学；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语言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航空航天工程等；伯克莱加州大学：原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哲学、理论物理、天文学，化学；剑桥：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经济学等。
近年来，为追求规模效益，改变学科结构过于单一的局面，我国的一些理工院校也设置了若干文科专业。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即使在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作为一所工科性的大学，对于刚刚起步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或者有些怪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也常常被纳入理工科的轨道。[7] 理工科院校普遍形成的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独立性的不认同，除根深蒂固的“重理轻艾”与“功用”思想之外，也源于对学科设置认识的肤浅，以为凑几个文科教师，开几门文科课程学校便有了文科和文科专业，但这样的文科不可能发育，更逞论办成公认的学科了。
5．学生素质高，有的学校研究生比率高
世界一流大学以其良好的学术声誉而召唤看天下莘莘学子，因此，无论牛津、剑桥，还是哈佛都是这些国家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学校，是精英汇集的学府。国内一流大学中，北大、清华新生质量居全国高校之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比较哈佛和北大时说：“就个人素质来说，北大不弱于哈佛，某些方面甚至更强。北大学生很用功、理解快、提问尖锐、掌握的资料很丰富。”[8]我国学生
基数大而形成的众多的优秀生源是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条件，而拥有这样的生源仍未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似乎已经说明，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应该从哪里突破。
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地又都是研究型大学。不仅所有的教师都参加科研，注重科研成果，“不出版就死亡”；而且，研究生教育也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有些学校甚至超过本科生。
6．具有国际性
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一定数目的国际研究中心，并经常开展跨国性或跨地区性的研究课题。使其成为人员国际往来和科研国际合作的场所，具有显著的国际性。
斯但福大学共有学生13893名，其中有来自96个国家的3031名外国留学生，占本科生总数的8.6％，研究生27.7%，博士后45.6％。斯但福大学还在英、德、法、意大利、日本、智利设有学习中心。在哈佛大学，学生总数18850人，其中有来自100多个国家1000多名外国留学研究生。哈佛大学也在其他国家或协助其他国家办学。麻省理工学院有来自102个国家的留学生2130名（其中研究生占82.4%），占在校生总数的21.7％ （学生总数9790）。东京大学在校生有21194人，外国留学生为1586人，分别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剑桥大学在校生有13553人，外国留学生为1602人，占总数12．57％。牛津大学在校生为10175人，外国留学生有2287，其中本科生703名，研究生1584名，来自96个国家，占在校生总数的17．4％。
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MIT的林肯实验室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斯但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高能物理实验室等，均是世界著名的学术交流中心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
我国的北京大学1998年有外国留学生1026人，分别来自66个国家，其中，博士生115人，硕士生180人，本科生356人，普进310人，高进49人，研究学者16人。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有的还具有藏书丰富、经费充足的特点。对于前者，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Internet的广泛使用，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影响将越来越小。经费是办好一所大学的条件，但并不是有了钱就肯定能办好一所大学。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尚不如今天一所好的普通中学。然而，就是在这种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世界学术以及后
来的国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印证了美国教育家博比所说：“教育的品质是教师品质的反映；没有好的教师，不会有好的教育；由于教育专业的品质提高，教育才会有进步。所以说，如果教师素质精湛，即使教育体制不够理想，教育经费不敷支出，课程编制失当，教材内容欠佳，教育设备不全等等的缺点，也能困教师的努力克服，而逐一获得补救。”由此也可以说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盲目以经费攀比．有可能使我们限制自己的创造性而贻误或延缓建设一流大学的进程。
综上所述，“国内大学和国际一流大学不仅有差距，而且是质的差距。”[9]那么，如何实现质的突破，把我国的大学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呢？

三、关于建设一流大学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代大学发展至今己逾百年。百年的积累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但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在办学的体制、模式和实践方面所形成的某些偏差也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负累，这需要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认真地去梳理、反思、纠正。
1．历史上教育改革的偏差
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就是50年代以苏联高等教育为模式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体制。这一模式的重要特点是：结构单一、文理分家、理工分家。如果说这一模式在建国之初为国家建设迅速培养了急需的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了违背教育发展规律和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弊端。
首先，就文理而言，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社会科学以各种社会现象为对象，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对象。前者偏重形象思维，后者偏重抽象思维，但二者都是人的思维的组成部分，教育中缺乏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受教育者的片面发展，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创造型人才的出现。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有助于养成精确和具体的品性，而社会科学，观历史更替、览社会变迁则有助于形成大局观与开阔的视野。我们今天再也不见圆明园、中山陵式的恢弘建筑，而随处可见“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刚的大杂烩”[10] 。这表明工科出身的建筑师们缺乏一种协调建筑与城市、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历史文化间和谐一致的大局观，而且人文社会科学修养的缺乏还使现代建筑越来越没了灵气、内涵、文化意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理分家的负面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不了解历史，缺乏地缘战略知识，竟然有理工科大学生认为日本侵华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进展。[11]这所反映的问题己不是文理分家而导致的知识狭窄了，而是这种教育的危机了。
其次，就理工而言，理是工的基础，没有理的突破，工只能修修补补，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第9任院长康普顿所言：“没有一流的理学院，就没有一流的工学院。”因此，理工分家，不仅使工夫去了大发展的基础，也使理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动力，结果反而大大地限制了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走向了教育变革的反方向。
再次，更为严重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理分家、理工分家己使我国高校形成了不同文化及其群体间的尖锐对立。普遍现象是自然科学的教师、学生轻视社会科学的教师、学生，而事实是今天的诸多问题，正是由于犯了批评或忽视马寅初们的错误，马寅初们和袁隆平们①，哪个更高？不同文化的对立，还使，“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关于知识发展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偏见，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促使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科学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2]另一方面，“当专门院校为其独特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被公认是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时，建立在狭窄基础之上的能力，加上它的兴趣和观念，使这种院校在承担新的使命和接受新的观点时往往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13]这种因学科分类而形成的偏狭和对专门学院自爱导致的反应僵化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消极因素。
2．建设一流大学的偏差
尽管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确定重点建设9所高校，但目前重心实际上是北大、清华两所。如同一流大学建设的轨迹，从100所、61所到9所、2所所显示的追求方案完善一样，这一方案仍需进一步完善。其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最优秀的大学是在激烈竞争中产生的。学校之间的差距因政府行为而不是在相互竞争中形成，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也难以真正形成有个性的顶尖大学。政府对大学的扶持、呵护，如同入关之后在一定的阶段保护民族工业一样，只能是一时行为，而要发展则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显示是否具有世界一流的品性。人为制造的一流是没有生命力的。其二，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今天尚没有一所大学真正地具有做视群雄的实力，而有些大学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学术鸿沟。十余年来，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的发展，地位变化便足以证明。这两年北大、清华的突起，除自身实力外，也有社会
附加的因素。这些可以作为促进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因素，但毕竟，它们不是一流大学的全部，也不是决定一流大学的主要因素。因此，科学地分析，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同时平等地投资数所，哪怕是两所同一类型的大学，让它们相互竞争，相互促动，或许比重点投资两所不同类的大学更能够形成建设一流大学的环境与动力机制，也更有利于摸索到建设一流大学的经验与途径。
另一方面，学科才是高等学校的基础。学科既对学术组织产生影响，也对学术专业产生影响。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它们的一流固然是其整体水平的体现，但组成与影响其整体水平的不同学科的特色与学术水平。学术力量才是关键因素，才是支撑其一流的支柱。这也正是为什么提到航空航天工程、生物科学我们就想到加州理工和伯克莱的原因。就此而论，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选择不同学校的强势学科予以重点扶持也许比重点资助几所大学更能促进一流大学的形成。
3．对高等教育职能认识的偏差
自1810年柏林大学诞生以来，科研便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职能。我国在建国后，由于模仿苏联的体制，在高校之外又建立了独立的科研系统，从而人为地将科研职能从高等学校中分裂开来。1961年的《高教60条》虽然提出“高校应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但高等学校真正重视科研还是80年代之后。这种对高等教育职能认识的偏差导致我国高校出现了以下弊端：（1）教学低水平重复。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使教师远离科学发展的前沿，不仅难以更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也陈旧落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成就很少进入基础课程体系。”[14] （2）科研水平低。国际上通常以SCI、EI、ISR、ISTP四大检索系统，尤其是SCI、EI所收入的论文来衡量一所高校的科研水平，其中，又以收集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SCI要求最高。
1991-1998年，我国大陆被SCi收录论文最多的前10所高校如表2．所示。
据统计， 1996年，我国1038所高校中有SCI论文的学校334所，而仅有1篇的为102所。 1997 年，我国高校被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为6759篇，而美国哈佛大学就有8342篇，前10名高校的论文 仅相当于哈佛的383％。1998年前10名高校的论文总数相当于哈佛大学8158篇的41．35％，日本东京大学5751篇的58．6％，依此排序，我国高校在世界排行榜上，尚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前200名。另
外，根据邹承鲁院士提供的数据，我国科研机构每篇SCI论文的平均投入高达m万美元。【15】推算一下，高校也相差无几。一面是经费紧缺，一面是科研成本高得惊人。 （3）专利成果少。专利及其转化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一所高校科研水平的反映，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和高等院校都将专利作为衡量科技产出的一项重要指标。1994年，我国前30所重点院校申请专利总计683项，出售190项，收入809万美元。同年，美国专利申请前20名高校的专利数为1930项，转化1850项，收入18360万美元。两相比较，差距不言自明。一流的大学贵在一流的科研成果，而没有一流的成果也就难以培养一流的人才。
4．教育实践的偏差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仍然停留在重知识传授这个层面上，表现为：课堂教学“满堂灌”，重教学时数而不重教学质量；课程结束时，重考试成绩，而忽视分数之外更为重要的科学兴趣、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在新学科、新知识激增时，重增加课程、课时，而不注重讲授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思维方法，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教育”的结果，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小学里的
“听话教育”、中学阶段的“分数教育”，更为严重的是它通过对知识灌输、标准答案、教师书本权威的强化，直接造成了学生的死记硬背、盲从多于质疑、求同多于求异、非理性多于理性、唯书唯上，保守多于创新，最终也就难以培养出富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一流人才来。
在课程设置上，过弱的普通教育，使学生缺乏文化涵养；过强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热衷于选择挣钱多的热门专业；过窄的专业划分，使学生知识面窄，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因此，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创建一流的大学，必须改变目前的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而根本之变则系于彻底扭转潜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
5．办学理念的偏差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古老的牛津，还是顺应时代潮流，以“实用教育”思想见长的斯坦福，无不把大学从具体的知识、发明、观念中成长起来的，看似无形却又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传统作为最有价值的财富珍视保存，并以此来熏陶、塑造、培养年轻的学子，这对于青年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往往比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它实际上是一所大学作为名校的命脉所在。反观我国，对于大学是什么、大学的身份与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大学被视为一个“阵地”，其后，无论是高等教育商品化、市场化，还是今天的“产业化”，随处可见的都是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而唯独不见大学是什么。大学主体再次迷失。无怪乎市场化以来，学海成商海，不兼职的老师被认为是无能的老师，不赚钱的科研成了被冷落的科研，难挣钱的基础学科专业变成了鲜有人间津的专业……这种日胜一日的对待教育与学术的功利性态度，不仅造成了我国高校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少，科研储备和科研人员后备力量减弱。科研水平滑坡等现象，更为严重地是，它彻底地侵蚀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那种“以探求学问为天职”的品格与精神，而这恰恰是一流大学必备的内在属性与本质特性。因此，我国的一流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必须从铸造大学办学理念开始。

参考文献：
[1] 汤萌，“高薪”走入大学校园[N] ．光明日报， 2000-1-2（B1）
[2][5]俞胜弟，美国研究型大学调查报告[J] 教育参考资料， 1994，（19-20）： 18， 31。
[3] 200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N] ．中国青年报， 2000-6-8（5）
[4] 汪大勇。百年辉煌与世纪庆典[N]．光明日报， 1998-5-2（1）
[6] 黄延复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1。
[7]尹鸿，人文清华[N] 。北京晚报， 2000-7-9（21）。
[8]李欧梵。哈佛与北大的比较[N] ．南方周未， 2000-7-7（21）。
[9]我们离一流大学有多远[N] ．南方周未，2000-7-7（21）。
[10] 何树青等，中国城市十大败笔[J] 书摘， 2000，（7） 19。
[11] 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与我不认识的大学生[N] ．中国青年报，2000-1-12。
[12] 华勒斯但等。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3] 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9. 95。
[14]卢嘉锡，当代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J] 中国高教研究， 1995，（3）：7。
[15]邹承鲁，必须给基础研究以足够的重视[J] 新华文摘， 1999，(8)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