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盡，好消息不斷傳來。繼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強之後，中國在國際上發表的科技論文的數量，也先後超過俄羅斯、意大利和加拿大，今年也成為世界第六強。一個物質，一個精神，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驚喜的。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小試牛刀，即功效卓著，滿堂喝彩。中國富強可期，中華復興在望。 然而，正所謂相反相成，中國巨大成功背後帶來的問題也並不少。超過十萬億人民幣的產值，雖然令眾多國家望塵莫及，但一人均，我們的平均值又遠遠落在好多國家之後。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國人，都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無論是住在城裡，還是住在鄉下；無論是住在海邊，還是住在山窪。人均國民產值過低，大部分人過於貧窮，中國人的尊嚴、人性、權利就得不到保證，而且極易受到傷害。所以，中國人要求提高人均產值的呼聲和壓力，應比國民總產值提高帶給我們的欣喜要大得多。

論文數量多了，情況也是這樣。多既說明了我們搞科研的人多，科研的投入多，科研的成果多，又說明人類四大發明者的子孫的確無愧於列祖列宗的光榮。然而，一人均，又要相形見絀。且如《中國青年報》所說,“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少，水平不高”。“我國的發明專利數量僅為論文數量的幾十分之一，在世界排位也在前十名之外。據美國專利商標局的數據統計，而2001年授予我國內地專利權的專利共266項，在美國授予專利的106個國家（地區）中，僅排在第22位”。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創造的直接價值還相當有限。

再想一想，我們的近鄰日本已有11 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尤其是近三年中，竟連着出了四個諾貝爾獎得主，而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個科學家獲此殊榮。而據《中國青年報》載，“去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中國在‘人類的技術創新中心和技術創新能力’上的排名很靠後。這表明，中國的創新能力、競爭力以及微觀企業活力目前還處於中下等水平。在所評選出的全球46個技術創新中心中，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印度有一個班加諾爾”。無論科學研究，還是經濟發展都貴在創新。只有創新，科學研究才能突破，科學家才能帶給人類新知識，才能把人類引到新世界。只有創新，經濟才能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而不能長期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市場的擴大來謀求發展”。創新是唯一出路。論文增多，證明我們的創新能力在增強。但看看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看看我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的科技創新能力還遠遠無法滿足我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年終盤點，這些問題不難發現，也不難解決。前提是必須總結歷史經驗，尊重事實教訓。《文匯報》稱，“19世紀末，中國和日本的留學生紛紛去西方學習，中國學生一個勁地學造船造炮，日本學生則學人文科學，比如法律、經濟，也學自然科學。德國的俾斯麥對此作出預言說：‘日本漸興，中國漸弱’。甲午戰爭前，中國的炮、艦強於日本，但是沒過幾年，日本就超過了中國。甲午海戰不幸被俾斯麥所言中”。歷史告訴我們，不努力解放中國人的思想，不努力解放中國人的創造力，不努力使中國走出繁榮——毀滅循環的怪圈，不努力為中國社會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作出制度安排，中國就沒有出路。中國過去總是吃虧於此，今後再也不能重蹈覆轍了。

現實中，問題也不小.職在創造未來的大學，連自己的未來都創造不了。教授拿不了諾貝爾獎，還有許多原因可講，如果連課都教不好，就說不過去了。《文匯報》載，“曾經有人對教授的授課情況進行抽樣調查，發現教學好的只占5％，較好的和一般的占了21％，而教學差的比例則高達74％”。教授上不好課，學生如何提高？教授上不好課，則何以為教授？特別荒唐的是，“本市某高校博士生日前新開的心理學課上，博士生們驚訝地發現，‘老師’居然是自己同一個學院的師妹。原來，該課教研室的教授們出國的出國，外借的外借，只剩下這名尚未畢業的‘臨時師資’了。而另一門管理類課程，上課的居然只是一名碩士生。”這也很難怪，教授太重要了，太忙了。“本市一所高校基礎理論學科的一位教授在校外名氣頗響，曾有不少學生選修他的課，但最終都失望而返。因為一學期根本見不到這位教授幾次面，基本上都是由研究生代勞。據他的研究生介紹，導師因忙於‘走穴’，所以校院裡平時難覓他的‘芳蹤’，連他們要和導師見面都得提前預約”。

“走穴”的不都是明星嗎？教授們什麼時候也成了明星？教授的崗位在講台上，教授的崗位在實驗室中，既然下商海經商，既然上舞台表演，不授課，不實驗，何苦還要抓住教授頭銜不放呢？這樣的教授即使講課，也成問題。“本市某著名高校的一名經濟學教授，在校被稱為名教授，在經濟學領域也頗有發言權，但在校內，他每年授課的內容幾乎不變，以致選修他的課的學生都不用聽課，只要找師兄師姐們抄抄他們往年上課的筆記本就可以對付了。有一名選修他的課的外系同學通過同鄉弄到一本他三年前上課的筆記本，發現他如今講的還是三年前的老內容，連舉的例子都是三年前的。而不少教授上課照本宣科，講課語言乏味則更是老問題了”。雖然這是幾個極端的例子，很難說普遍，但絕不在少數。半個多世紀之前，一位中國老學人就說過，大學，不是指有大樓，而是指有大學問家。現在我們大學已經很多了，大學裡的大樓更多。學問家呢？像以上所舉諸公怕難是大學問家，像教不了課的那74％的教授更怕難是大學問家。沒有大學問家，就沒有大學。中國最好的大學裡最好的畢業生們爭着出國留學，說明在莘莘學子心中，中國大學還不夠格.不改革,能行嗎？

其實要改革也容易。《中國青年報》上有一篇呼喚技工的文字，作者立意甚高。他引用了“北京市劉海燕副市長曾說，北京之所以不生產奔馳，而生產韓國的現代車，是因為沒有能夠製造奔馳的技術高超、全面的產業工人”。他還引用了“有一種說法，中國人難以象德國人和日本人那樣製造出精密的東西。除了技術落後外，更重要的是氣質和性格上的原因。中國人一般都是‘差不多就行’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同時在歸因上有一種滑頭的傾向，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問題，總愛推脫自己，把肇因推到他人或是外部環境上，而日本人和歐洲人一般都愛自責，總認為是自己沒有做好而導致問題”。該文作者實際上不同意這種觀點，他通過自己採訪的兩代技工師傅的精湛技藝和不凡經歷，有力的論證中國工人能夠掌握精湛的技藝，創造人間奇蹟。現在缺少技術精湛的高級技工，工人普遍缺少精湛的技術，時代呼喚技工。他認為，“呼喚技工，實際上是呼喚一種精神，一種敬業的、傻傻的、深愛自己的匠藝、視其為自己一生歸宿的精神。就像周強所說，‘滑頭的人，技術絕對上不去。技術上好的，一般在很多時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們進入了自己的狀態’”。那為什麼現在缺少有精湛技術的工人，缺少技工精神呢？文章的作者認為，技工師傅的回答一針見血，“對工人苛刻似乎成了習慣，加班應該給100，他給80元，平常拉晚，不給加班費，每天修十幾個車，累得賊死，天天拉晚。工人的積極性屢受打擊”。“現在技術練兵是走形式，玩花活，什麼車工、電工都答一張卷子，而我們那時，車工有車工的卷子，機修有機修的卷子。而且那時我們從心裡是真想練技術，而現在青工認為，搞這幹啥，背什麼卷子，瞎耽誤工夫，還不如把這些獎金給我們分了”。“現在的技術是比過去粗糙多了，主要是大家心氣跟過去不一樣了。看着當官的手不動，膀不搖，架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資，心裡有氣，於是手下就沒個准……”。周強的師傅則比徒弟回答得更精闢，“對記者反覆問的為什麼這一代的青工普遍技術不行的問題，他略有些不屑地回答道：‘分配的不公，使工人們心理不平衡。如果幹部享受在後，吃苦在前，一切都能解決’”。本末倒置的幹部、不學技術的青工、和不好好上課的教授，雖是三種現象，其實共有一個本質，都是精神缺乏的表現，都是不合理制度的產物。任你經濟學家高談闊論，達官貴人報告演講，文山會海，廿年辛苦，實際上都抵不住老工人這一句話，這句話的含義是，制度改革，把統治者關進籠子，把人的創造才能解放出來。總結歷史經驗，尊重事實教訓，我們不難做到這一點。老工人的不屑，正是對我們的遲鈍麻木推諉拖拉的鞭撻。

改革就是前進.一腳在地獄，一腳在天堂；一腳邁向天堂，一腳離開地獄；一腳腳邁向天堂，一腳腳離開地獄.只要改革，我們就總在邁向天堂，離開地獄；停止改革，我們就一定會遠離天堂，深陷地獄。改革的危機就是設在我們身後的地獄，危機的改革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天堂。正視改革的危機，用深化改革戰勝改革的危機，應該是我們前進的軌跡。期待着明年聽到看到更多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