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派知識分子們認為：五四以來的中國學生運動是政治腐敗造成的，是關心國計民生的正義行動，但是，學生不應淪為黨派鬥爭的工具。有些學生集會不尊重少數人的權利，不准反對自己意見的人發言，甚至發展到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報館燒掉，把政敵的房子和家具燒掉，這就已經脫離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軌，轉化為暴民專制

　　去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傅斯年全集》，令人對這位為中國現代史學開拓了新境界的史學家追念不已。傅斯年(1896～1950)是什麼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風雲人物，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漢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人和終身所長，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1945～1946)和台灣大學(1949～1950)校長。一個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奉為上賓的社會名流，把蔣介石的兩個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憶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他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組織新潮社和辦《新潮》雜誌。胡適後來曾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儘管公平地說，就社會影響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為《新潮》雜誌的主任編輯，傅斯年對這份雜誌的貢獻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領導了5月4日的愛國大遊行。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遊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也是他率領隊伍衝到趙家樓。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堅決退出學生運動。然後他就出國留學，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國。

　　傅斯年第二次同學生運動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廣州，正是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學左右兩派學生勢同水火，4月政變以後執政當局橫暴地捉拿學生。當時，傅斯年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和中文、歷史兩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當時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職教授，是堅決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對的第四次學生運動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長期間。

　　最具典型意義的是他對1945年學潮的處理。傅斯年在給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11月25日，學生有會，地方當局(關麟征、李宗黃、邱清泉)禁止，學生仍開，遂在校外大放槍炮，幸未傷人，次日罷課。學校當局一面向地方當局抗議，一面勸令學生複課。乃李宗黃(代理主席)所組成之‘聯合行動委員會’竟於12月1日派大隊人分五次打入聯大，兩次雲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鋸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輕傷十餘人，此等慘案有政治作用者豈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個棺材一條腿，真奇貨可居，全昆明鬧得不亦樂乎……我對於李宗黃等之憤慨不減他人。同時也希望學校能恢復常軌。”“總括說：(1)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關麟征代人受過。(2)學校內部有好些不成話之事”。

　　從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傅的態度：

　　1.對抗當局的橫暴，救助學生，顯示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本色。

　　2.反對學生陷入政治鬥爭，力求維護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

　　這是他的一貫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學的整頓，認為在結束學校混亂狀態、改進教學等方面的確起過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見體現着胡適派知識分子對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的反思。

　　他們認為，學生干預國事是政治腐敗造成的，是關心國計民生的正義行動。但是，頻頻發生的學運已經出現不正常的現象：動輒罷課，學業損失太大，對大學和國家學術文化發展不利。學生不應淪為黨派鬥爭的工具。有些學生集會不尊重少數人的權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對自己意見的人發言，甚至發展到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報館燒掉，把政敵的房子和家具燒掉，這就已經脫離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軌，轉化為暴民專制。

　　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們的意見，有兩條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是這些意見同流行已久的對中國學生運動一味歌頌的習慣大相徑庭，它對人們反思歷史，認識已經深入中國社會骨髓的反自由的極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讓中國人真正養成民主、自由的習慣(其應有之義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極的暴民專制，不正是“五四”以來各種極端思潮的流毒嗎？(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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