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訪斯坦福時，我注意到一些建築物及印刷品上列出的學校全名是“小里藍·斯坦福
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還以為是建校者本人的全名。待聽說
這是個小男孩的名字，這所學校是紀念一個孩子的，我才開始對隱藏在校名背後的故事感
到好奇，找到有關的書籍資料來看，方才明白這所著名學府的成立竟是源起於一樁家庭悲
劇。

里藍·斯坦福於一八二四年出生在紐約州奧本尼城的一個經營小農莊和小客棧的家庭
；年紀輕輕帶着他的新娘遠赴西部打天下，三十八歲那年便當選為加州州長，不可不謂是
白手起家、英年得志。然而，他更有志於開創大企業，一八六一年他成立了“加州中央太
平洋鐵道公司”，八年後完成連接美國東西橫貫鐵路的工程，也使他成為巨富。而四十四
歲那年小里藍的出世，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完美的篇章了。

作為斯坦福家門所有產業、聲名和財富的唯一繼承人，小里藍自小就接受了比他同年
齡的孩子更完整而嚴格的教育，同時當然也享受到許多孩子難以想象的優裕生活：比如騎
着他的小馬或腳踏車奔馳在帕洛阿圖數千英畝的莊園牧場裡；擁有一套四百英尺長的鐵道
和火車模型；經常漫遊歐洲名城觀賞古蹟、搜購藝術珍品……直到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在
意大利佛羅倫薩城一病不起。

小里藍病了三個星期後在一個清晨離開人世。他的父親在極度的身心交瘁中睡着了，
恍惚中見到兒子出現在面前對他說了一番話。後來他只記得其中幾句，大意是要父親“不
必對生命絕望，而應為人們做些事”。里藍醒過來對他妻子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加州的
孩子們將會是我倆的孩子。”這句話後來成為斯坦福建校的歷史性名言。

里藍和珍懷着巨大的悲痛從歐洲乘船返美，在東岸登陸後卻並不直接回家，而是先去
訪問東部幾所名校——康乃爾、耶魯、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在與哈佛大學校長長談之後
，他倆心目中已有了大學的雛形。回到不再有孩子音容笑貌的帕洛阿圖家中，夫妻倆便開
始為這所與亡兒同名的學校付出財產、土地與心血。一年多以後，斯坦福大學基金會正式
成立。

這時，里藍邁入他政治生涯的另一高峰——當選為國會參議員。這同時也是他對世界
的一個告白：證明他未被最沉重的喪子之痛擊倒。參議員的職位需要里藍長年駐留華盛頓
，於是建校的大部分責任落在珍的肩上，她延聘了當時名聲最卓著的建築師、紐約中央公
園的設計者F.I.Olmsted來繪製學校藍圖。斯大校園中央那羅馬風格的四方形紅磚建築群
便是百年前這位大師的手筆，康乃爾大學校長曾讚美那是“全國最美麗的大學建築”；這
美麗的校園和諧地鋪展在帕洛阿圖蔥翠的牧場草原和小山丘上，遙遙呼應壯麗的舊金山海
灣。

珍是個性格堅毅的女子，寫她傳記的人稱她具有“鐵的意志”。從照片中看她容貌毫
不出色，表情總是冷靜肅穆——只有一幀例外：當六歲的兒子愛嬌地斜靠她肩上時，做母
親的神色溫柔愉悅；那是我見過的她唯一帶有笑容的照片。受過良好教育的珍也是一位觀
念開明的女性（美國婦女參政權倡導者蘇珊·安東尼與她是好友），把斯坦福大學建為一
所兼容並蓄、不限制性別種族宗教的開放的學府，一般都認為是珍的主張；而這在一百年
前的美國是非常前進的。斯大的箴言是十六世紀德國自由鬥士瑪赫頓的詩句：“自由之風
吹拂”（DieLuft der Freiheil Weht）。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小里藍的生日，如果他還在世，正是剛滿十九歲——舉行
奠基典禮，珍站在里藍身邊，注視校址第一塊基石奠定，淚流滿頰，但自始至終她把頭抬
得高高的。校舍建築進度比預期的緩慢，直到一八九一年十月一日才正式開學，當時註冊
學生人數為四百六十五名。開學大典有兩千人參加，禮台上坐着斯坦福夫婦、首任校長喬
登博士和貴賓們；後上方則懸掛着小里藍的油畫像，是從他生前最後一幀照片描摹下來的
。照片中以手支頤的小里藍是個瘦高俊秀的十五歲少年，而禮台上肖像油畫卻把他畫得略
顯年長成熟，像是要使他看來更接近若還在世的年齡——早該是大學畢業的年齡了。當天
，珍準備了一篇演講稿，卻臨時改變主意沒有致詞，據說是她擔心自己會控制不了情緒而
激動失態。

學校成立之後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正值全國性的不景氣，沒有收入的新學校（斯大在
建校初期是免費的）一直承受着很大的經濟壓力。一八九三年六月，老里藍在睡眠中溘然
長逝，留給孤零零的珍一所脆弱飄搖的大學和一批被州政府扣留檢驗的資產。許多人勸珍
將學校關掉變賣校產，更多的人預估她根本熬不過這個難關。然而，珍的“鐵的意志”在
此時顯現出來：她咬牙硬撐，節縮學校的人事開支，甚至不惜動用丈夫的人壽保險金和她
自己的私人積蓄悉數投入學校，才扭轉了要被迫關門的命運。

正以為可以喘一口氣的當兒，聯邦政府忽然宣布要扣押校產，因為“中央太平洋鐵道
公司”與政府之間有一筆巨額貸款沒有弄清楚。之後的兩年間，珍為學校的命運再度焦頭
爛額，奔走於加州與華盛頓之間，為學校的前途向各方人士包括克利夫蘭總統請命。最後
總算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小里藍忌日的前幾天，最高法院判決校方勝訴、政府無權扣押校產
。當晚舉校狂歡慶祝。後來鐵道公司的資產問題也解決了，珍便將自己名下的股份脫手所
得的一千餘萬美元悉數投入學校基金。喬登校長在回憶這段長達六年的艱苦歷程時說過：
“學校當時真是命懸一線——那一線便是一位好女子的愛心。”其實也許可以說是一個母
親的愛心吧。對於珍來說，這所學校是她的兒子在這世間給人們存留的唯一記憶，也是她
與亡夫共同擁有的一分最寶貴的記憶象徵。

珍七十五歲那年，也是她的丈夫去世後十年，學校一切都上了軌道，蒸蒸日上；珍對
學校的前途有了充分信心，便宣布放棄她作為建校者的權益，不再掌管校務而只過問學術
方面的事宜。她給校董事會的贈言是：“勿泥古不化，應勇於創新。”這時她方才有了使
命完成的輕鬆之感，大部分時光都用在遊覽散心休養。在世界各地她旅屐所到之處幾乎都
有校友熱忱接待，使她十分安慰。一九○五年，珍以七十七歲高齡病逝於夏威夷旅館。

珍的葬禮就在斯大的紀念教堂舉行——那是珍為紀念她的丈夫而建的教堂，以精美鑲
嵌壁畫聞名。她也早已在學校植物園裡建好了一家人的陵墓，在兒子逝去二十一年、丈夫
逝去十二年之後，這位“好女子”——一個母親、妻子，終於與她的親人長眠在一處了。
斯家的陵墓掩映在校園一處幽靜的參天濃蔭中，是一間希臘式大理石建築，前後備有兩匹
大理石雕的人首獅身司芬克司鎮守。墓門上方只簡單地刻了三個名字：里藍·斯坦福、珍
·L·斯坦福、小里藍·斯坦福。

這一家當然沒有後人，珍也始終不收養孩子，不指定繼承人。他們的資產便是學校的
基金，由基金會全權負責。建校之初，他倆便在校章上斬釘截鐵申明：“斯坦福校址的土
地永不出售。”所以一百年來在這寸土寸金的帕洛阿圖地區，斯大校園的土地只有出租，
始終沒有縮小過。這六千多英畝的美麗綠原溫柔地綿延起伏，像一個母親的胸膛，滋養着
她的“加州的孩子們”。

來到斯坦福之後，我經常在校園遊逛，最愛停住的幾處地方是紀念教堂前的方場、羅
丹雕像花園（這是全美最大的羅丹作品收藏所），以及林木深處斯家三口的墓園。如此美
好的地方，竟是因為一個生命中永不能彌補的缺憾而產生的。人世間的一切種種，往往便
是如此難以逆料、無可奈何、不可捉摸——卻又往往是如此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