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科院生物学硕士陈声贵，以几近满分的GRE成绩，赴美国伯明翰大学读博，拿着全额奖学金，走上远大前程。可他着实也怪，天天想着回国创业，天天念着上山养猪。留学才去4个月，就扭头回国，在陕西宝鸡秦岭野外搞起了养猪场，两年以来无怨无悔（见4月13日《天府早报》）。

留美博士喂猪，这样的新闻足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则教授、则学者，哪怕是镀金镀银做个西装革履的职场白领也好啊，哪有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养猪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在陕西的另一个“传奇”人物——在长安街上挥刀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的确，留美博士喂猪与北大才子卖肉，有着惊人的一致：满腹经纶的他们都置身于一个与其自身素质极不对称的坐标上，彻底抛弃了读书人千百年来的清高与自诩。在着一点上，他们都无疑值得我们致以敬意。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博士喂猪也好，才子卖肉也罢，似乎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陈声贵和陆步轩的遭遇是截然不同的，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离经判道”，而把二者混为一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留美博士喂猪是完全基于个人理想的自由选择，而北大才子卖肉却是计划分配体制下的牺牲品。

陈声贵养猪，根源于他的个人理想和执著追求。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的苦难令他刻骨铭心。他回国创业的志向就在于探索一条农村的产业致富之道，而有着动物研究生态学专业背景的他最终把项目锁定在“野猪与家猪杂交”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按市场经济的原则，陈声贵天资聪慧、学习优秀，搞科研学术前景光明，现在却扬短避长选择养猪，未尝不是在大材小用，或者说，至少没有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最大化。但是，对于个人选择，我们无法笼统地用社会标准进行衡量。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也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模式的权利。而理想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谁也不能断定自己的理想就比别人的要伟大、高明。个人价值的判断也都因人而异，且价值判断的“裁判”恰恰是他自身，别人无从妄加评价。在价值多元化的自由社会，当一个人按他认定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和快乐地追求时，他就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最大价值。市场机制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选择问题，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可以给个人提供参照，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左右个人的自由选择本身。

然而，再看陆步轩卖猪肉，却完全不是他的自由选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众多因素使然的计划分配体制安排的结果。在1989年的夏天，即将走出校园的陆步轩，他和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们一样，何尝没有战天斗地的热情，何尝没有燃烧青春贡献社会的远大理想。按他的说法，是“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或者到学校教书让桃李满天下。但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计划分配体制却不容他选择，于是北大古典汉语专业的才子到了长安县柴油机械配件厂。可想而知，陆的能力在这个厂里并不能得到施展，从一开始，他就不得不面临被埋没的命运。最终沦落到当街卖肉，当然不是一件令他赏心悦目的事情，而成了他维持生计的无奈选择。当我们批评“包分配”制度的时候，不仅在于它对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大学生自由选择权利的扼杀。我想，当我们在谈论留美博士喂猪与北大才子卖肉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二者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