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之不传者久矣”千年前韩愈面对师道的堕落喊出了这句话，我想韩老夫子如果活到今天他看一看今天师道的堕落，可能会气得连说话的劲都没有，更别说写出《师说》了。

　　当年韩愈写《师说》是为了振兴师道，因为当时还有重振的基础，当时并不是师道堕落了，而是当时的社会存在“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错误的社会风气的，以及世人“小学而大遗”的错误的理解“传道授业解惑”的观念，总是一句话，当时师道并没有堕落，尊师重教仍然是社会的一条不容逾越的基本规则。

　　自文革以降，师道尊严从此堕落，并且就我来看，现有的教育制度一日不改，师道尊严一日不可恢复。

　　多年前，我曾经是一名乡村教师，很多年以来，我都一直认为我迅速的逃离了那个环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时间不长我还没有完全的成为现有义务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我为师道的堕落没有作出更多的贡献。这么多年来，见了不少的教师，见了不少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教育怪现象，更感到师道就象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样 “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代不如一代”

　　师道的堕落其罪魁祸首来源于文革，文革期间曾经神圣无比的与“天地君亲”具有相同地位的教师被冠以“臭老九”绰号以来，自从广大的学生可以任意揪斗他们曾经顶礼膜拜的教师以来，中国的教师从此就失去了头上的光环，教师从此斯文扫地，其神圣性从此掉入了凡尘，凡是曾经神圣的东西一旦掉入凡尘，都预示着全面的堕落，就犹如《西游记》里面的下界妖精一样，不管以前是二十八宿之一还是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老君菩萨、文殊菩萨的座骑或是嫦娥妹妹的小白兔，不管曾经是多么的神圣可爱，一旦沾了凡尘，犹如档案中留下了污点，终究是成了妖怪。文革中那么多的职业绰号都烟消云散，如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等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因为这些职业本来就不神圣，无论怎样的抬高或贬低都无伤大雅，但就这个“臭老九”的绰号反而经常的被大家提及，几乎成了金字招牌，这就像堕入凡尘的精灵从此被冠以“妖精“的字号一样，从此失去了童贞。

　　如果说文革使师道失去了童贞，那么现有的教育制度，就是一遍一遍的轮奸着师道。

　　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神圣职责,但现在的教师是如何的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呢？几乎无法进行，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翻开教材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东方红太阳升”之类的东西，语文，作为文学的基础变得完全与文学无关，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除了鲁迅有一点风骨和幽默之外，其他的大家不到毕业几乎谁也不认识，仿佛除了“左联”就没有了作家，语文作为万学之母它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美感，整个一个意识形态基地，从一开始就是欺骗的工具，政治从小学到大学几十年不变，几乎全部是搞不清楚的概念和空洞的口号；历史，真的印证了一句话“历史如妓女，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历史人物全是农民起义领袖，而他们的失败几乎都是反动势力太强大，真正的原因教师在课堂上不会告诉你。

　　不告诉你不是老师不知道，而是因为考试必学那样考，学生的成绩是和老师的工资奖金挂钩的，学生考不好老师就会减少收入，所以只有违心的教。

　　面对这些东西，教师都反胃教他如何去传道？当几十年后，当学生成人知道真相过后，当他们清空回收站之后，面对以前的欺骗，他们如何会对那个天天在讲台上撒谎“传道者”产生尊重？

　　大学教育本来是一个让学生“清空回收站”的机会，但扩招以来，师资力量匮乏是每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所以滥竽充数成为很多大学的一个应急的手段，很多大学生刚从学校出来自己都没搞懂学问，就走上了大学讲台。而真正的有学问的教师一类由于教育的行政化，学而有则仕，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比如江平之类的人，当了领导后从此退出了讲台，而另一类比如黄万里、萧学慧、王怡之类的愿意为清空回收站而努力的有良知的真正的学着却没有上课的机会！剩下的呢？除了照本宣科学术剽窃故作高深还能干什么？所以优秀的大学生不是优秀的老师教出来的往往是在图书馆里跑出来的，鄙视老师几乎是他们一个共同的优秀的品质。

　　授业更是不可能了，所谓授业我认为简单的理解就应当教会学生修身立德的道理和技能，作为小学生来说，应当是立德，至少是懂得传统的道德情操和规范，自从文革以来传统的儒学被打倒后，暴民思维占据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剩下的就是肢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和“为了xxx事业奋斗终身”之类的口号，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古代的私塾老师虽然迂腐但是他的教育途径是唯一的―――培养科举跳龙门的田舍郎，不管怎样总是有人成名立万，一旦成功恩师的功劳总是不可忘的，师尊的威严和感情总能凸显，在以前教育资源稀缺的时候一旦读大学就算跳了龙门，师尊的感情也是有的，到了现在，当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一种东西当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实师尊的教诲全成了一种苦闷的回忆，那还会记起他的好处？

　　当义务教育成为中国最大的谎言后，教师更是成了“还乡团”，义务教育只是对家长而言是一种义务，国家承担的义务对农民来说几乎看不见，学费看涨，成了农村家长的一大重要负担，我在乡村教书时农村家长面临开校时子女学费那张充满了无奈的脸，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农业税农民不堪重负，他们面对的是凶神恶煞的村干部，他们的拒交还能得到大家的同情，而面对教师上门催缴学费面对这类“斯文的还乡团”，他们能说什么？几乎所有的乡村教师在开校不久都会当一回“斯文的还乡团”―――催缴学费，其手段一般是让那些衣衫褴褛的学生回家拿学费有的甚至让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停课回家拿学费，因为教师也没有办法――――学费收不上来就得从那可怜的工资中扣除，两相权衡，只有放下师道的尊严当一回还乡团，露出狰狞的面孔。

　　而大学教育的产业化，不过是教育这个最赚钱的机器又一次显得狰狞可恶，多少的孩子被剥夺了教育的机会，我们见多了很多的催人泪下的资助贫困学生的事迹，但我们很少看到那万恶的大学显示一下慈善，减免一些贫困学生的学费？这个人类的精神家园为什么就这么的冷血？

　　面对这样的教师，孩子心中的师道尊严哪里去找？

　　师生感情淡漠、对立是师道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础教育片面的追求成绩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几乎所有学校都要搞期末成绩排名，将学生的成绩和教师的奖金挂钩，在这种成绩上墙似的形势下，教师面临的不是学生的成绩而是自己的脸面和奖金，在此状况下，哪里还有时间去考虑师生感情，所以教师总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进行教学――填鸭式、死记硬背式、殴打式，几乎所有的学校教学成绩好的教师都是最严厉的老师，愉快教学法什么的都见他的鬼去，你要用这些方法，其他老师不用，其他老师就要用“填鸭式、死记硬背式、殴打式”，你刚好建立起来的愉快，迅速的就被其他教师的方式抹煞了，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的方法更有效？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最原始最有效，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就在这种方式下，师生的感情一步步的走向对立，师道一步步的走向堕落。

　　大学好不容易不讲升学率了不讲成绩去了，而大学教师又有几个是在认真教学呢？能经商的经商去了，能讲学的讲学挣外快去了，政法大学的教师十之八九都当律师，工科教师只要专业知识有百分之一的机会转化为金钱他们不惜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总之来也匆匆却也匆匆，很难和学生沟通和交流，师生感情完全淡漠，大学――师生共同探讨学习的场所已经变味了。

　　师道的堕落与教师的待遇密不可分，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现今社会为人尊重，不外乎来源于两方面――钱和权。权教师是没有的，钱更是没有的，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其工资收入少得可怜，一个屠夫杀一头猪要赚几十元，一个月的收入是教师的几倍，屠夫可以偷税漏税，可以短斤少两，而教师能够做到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他们往往面对的是各种名目的拖欠工资，往往几个月拿不到工资，从经济的尊重来说，教师是不如屠夫。经济上的不强大，使得教师在经济强大者面前抬不起头，作为知识分子又往往想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所以花钱总是小心翼翼，“吝啬鬼”之类的词语几乎就成了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普遍印象。既然有了这个印象，教师们也就懒得和社会交往，往往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和社会避免往来，但是这个封闭的群体又往往成为大家更加垢病的口实――比如清高、封闭、窝里斗等等。

　　经济的紧张，让许多的教师下水，轻的经商，以学校为场地，以学生为顾客，我在乡村任教时，很多的教师在学校里开起了小卖铺，当学生看见自己顶礼膜拜的教师，满嘴仁义道德的教师成了一个小商贩，他们的对教师的神圣感也就充满了铜臭，甚至于在有一个学校出现过每到第四节课就有一个承包了学校食堂的教师将自己的产品――包子、馒头拿进教室现场交易的丑闻。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也进入了校园，教师多收学费、卖盗版的教辅材料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卖无可卖，就买自己手中的仅有的权利，当学生干部、安排好座位、上课点名回答问题、作业批改详尽等等与教学有关的都要家长请客送礼这已不是什么新闻。

　　进几年，很多的新闻媒体报道了不少的禽兽教师强奸学生，媒体报道的禽兽教师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乡村。其实凡是当过乡村教师的人，往往对这类事情并不感到触目惊心，以我个人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乡村教师猥亵女学生几乎是见惯不经，因为我任教的那个县教育局就曾经召开了一个会要求严管体育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会上通报了全县十六个学校发生过体育教师猥亵女生的事件，这只是通报的体育教师，其他教师呢？所以说“几乎每个乡村学校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骇人听闻，害群之马是如何产生的？群体的封闭，文化生活的枯燥、道德的沦丧、中国人普遍的事不关己的麻木、人与人之间的无原则的庇护、都成了犯罪的温床。　　　　师道堕落，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堕落呢？

　　借王怡一句话：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