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钢琴院校有许多是私立的。有些很有名气的院校也是私立的，像克蒂斯音乐学院、朱丽亚音乐学院等。据我所知，这两所院校都是美国一流的院校。这说明美国的私立院校办得比非私立院校并不逊色，甚至更好。私立院校的名字一般是采用办学者的名字或者赞助者的名字命名。这种名字随着学校的成名，自然有着一种无法取代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克蒂斯成了一个学院的符号，而院长也早就不叫克蒂斯了，但是，那位叫作克蒂斯的高贵的大幅照片依然辉煌地悬挂在学校的重要场所，形成了一道庄严的历史与文化的景观。

　　美国弹钢琴的人太多了，美国的音乐院校也太多了。其中自然有档次之分。正规的音乐院校的师资要求是相当高的，许多弹钢琴的人都渴望能够到这种院校去谋个职位。在美国院校里想当一名教师确实不易。有了一个名额，得在报纸上登招聘广告，前来报名应试的总有上百人。在这上百人中要考钢琴演奏、考文化、考教学，总之，这种百里挑一的机会只能属于最有水平的人。只要有水平，不管你是美国当地人还是外来者。他们的院校录用人才必须遵循着这样一种方式，而哪个院长的关系、

　　哪位人事科长的推荐都是不好用的。所以，在美国生活的钢琴家能够在某所正规院校谋到一个教授的位置，那实在是件不可多得的事情。其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钢琴老师出国的很多，北京、上海这两所重要的院校有好多有才华的年富力强的钢琴教师都去了美国。但是，他们的运气并不佳，其实也不仅仅是个运气问题，还应该说是水平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流失出去的那么多钢琴教师还没听说哪一位在美国正规音乐院校站住脚的。他们有的是屈身去了业余的学校教小孩，更多的是在家里教小孩。当然在美国教小孩弹琴也是一笔相当不薄的收入，不仅可以糊口，而且可以生活得比较好。然而，毕竟有的在国内是相当有名气的教师，可是到了美国就被淹没了。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移民，却成就不了自己的钢琴大业，而在国内所享受到的那份荣誉感在美国也是得不到的。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之感到遗憾：大材小用了。

　　前些年，在众多往国外涌的钢琴人才中，钢琴教育界有位非常有名气的人去了美国，结果这位名人并没有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无法打进正规院校，哪怕当一个普通音乐教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位名人在美国也没有呆住，又到别处谋生了。好多人在去美国之前，还会有些自信，以为自己的钢琴确实弹得不错了，结果到了美国就会傻眼的，美国弹钢琴的人太多了，弹得好的也太多了，因为全世界弹钢琴最好的都往那里集中了。有的从美国回来的钢琴家在全国各地开独奏会，头上戴着旅美钢琴家的光环，对于崇洋的中国听众而言，自然有着不小的诱惑。好像了不得了！其实，到美国一打听，这种钢琴家根本没名。可以说太普遍了，不仅征服不了美国听众，连到正规院校去混个职业的资格都不具备。等于啥也不是。

　　近年来，一批批过去出国的钢琴家陆续回到国内演奏。比如今年回来的就有许忠、许斐平、殷承宗、傅聪等。他们回来一方面是思乡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国内寻找市场，他们认为国内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钢琴大舞台和大市场。他们如果说在海外还有诸多不如意之处，但他们回到国内简直如鱼得水，他们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他们应该多回来几次，不仅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演奏生涯，找到自己的自信，他们也可以给国内传递最好的音乐和信息，这是一种最好的最经济的交流，对于提高国内选手水平，提高国内院校教学都会有好处，而且这种常来常往也能尽快形成一个很好的钢琴文化氛围。

　　国际间的钢琴交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的钢琴家到美国去进行交流，其收获也不小。比如朱雅芬教授去年到美国的几所大学搞了讲座和演奏会，就很有感受。她到了美国的伊斯曼音乐学院，这所学院在纽约是高水平的学校，还有北德克萨斯大学音乐学院，还有美国的天主教音乐学院。天主教音乐学院是一座综合性的院校，很大，院校里设有音乐学院，这里的音乐学院就有3000多学生。朱雅芬不仅具有演奏水平，而且学术水平很高，她还翻译了美国钢琴家班诺维兹的钢琴专著《钢琴踏板法指导》，这部书如今已经再版5次了。朱雅芬与美国李斯特钢琴协会主席莱雷斯有着很好的交往，八十年代末沈阳第一次举办的国际钢琴节来了一批美国钢琴家和钢琴教授就是朱雅芬出面作翻译。朱雅芬在美国钢琴界有很多朋友，她在那里讲学很受欢迎。她认为在美国音乐院校里学习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中，比较突出的还是亚裔，中、日、韩都不错，日本学生弹琴特别讲章法，非常严谨，弹得精确程度可以和电子计算机比美。但是，相对而言，在音乐方面就要稍有些逊色。而我们中国的学生还是要比日本和韩国稍好一点。

　　美国是非常重视人才的。美国的音乐院校的资深教授是没有退休一说的，美国政府官员更换频繁，但是，他们的教授或专家却享有“终身制”。比如那位非常慈祥的小个子老头莱雷斯曾经是美国依斯曼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在他曾开那所院校一段时日后，又被那里的校长请回去了。他问校长：“你想让我教到多大年纪？”校长说到你去世时。于是，莱雷斯在七十多岁时又回到了伊斯曼任教。伊斯曼这所院校有一位教授教到了101岁。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我们的院校实行的一刀切。比如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到了退休的年龄就退下来了，其实，按着她的精力再干上十年八年没有任何问题。何况像她这样高水平的教授一旦退下来之后，不会有人能够再抵得上她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一种损失。

　　我们说美国先进，美国在人才使用上确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好在中国也不全像沈阳音乐学院这样，据说近八十岁的吴乐懿现在还没有退休，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带研究生，而七十岁的周广仁也仍然异常活跃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的钢琴教育与美国相比，还是比较弱的，尤其像吴乐懿、周广仁、朱雅芬这样的人才更是寥若晨星，所以，我们真的应该重视她们，充分发挥她们晚年的作用。何况比她们更年轻一些的教授这些年流失得太多，尽管这些在中国可以成为顶梁柱的教授到了国外进不了正规院校只能教教孩子弹琴，但是，他们仍然接踵出去，他们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这一代注定是要成为铺路石的。

　　他们到了国外只是为自己的孩子铺路石，而他们在国内却是为更多的学生铺路。我还是觉得他们走了有些可惜，而我也想过，如果我们的院校能够更重视他们，更尊重他们，他们能走吗？由于这些重要老师的出走，使得中国音乐院校格局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过去约定俗成了两大“超霸”：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势力有了削弱。这从近年来同内的一些比赛上可以看出来。而正是这两大院校师资力量的衰弱，导致了四川、沈阳等地的崛起，也才显示出了另外一些“第三世界”的钢琴教师的成名。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