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比较了不同的文明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某个文明具有足够的容量迎接新的文化的挑战时，它就吸收外来文明到自身的内涵中去、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不能迎接挑战的民族则会被外部的力量所征服、摧燬。[1]虽然文明的完全消失一般是不太可能的，[2]但我们确实从玛雅文明这样的文化中继承不了多少在现代生活中仍有活力的内涵。最伟大的四大文明中的三个已经不可能成为任何民族的核心文化了﹔而唯一残存的中华文明也在新的文明的冲击下迅速瓦解，虽然他们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潜在地发挥着影响﹑他们的精华已经化为不同形式扩散﹑渗透到各世界文明中去了。

近代史上中国的传统文明所经历的震荡兴许是文明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了。在古旧文明的形式和内容都被一遍一遍地遗弃(一次运动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运动来冲击)的时候﹐传统意识的复兴又不断地被唤起﹑而且呼声越来越高。[3]最近几年对外开放政策﹐在本来似乎平静了三十年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人民精神生活中掀起波澜﹐触发了过去一直没有争论清楚、由政治生活压抑了的全部文化生活的冲突。

明治维新时开国的日本所面临的文化的冲突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日本社会生活﹐也产生了象福泽谕吉这样的走向世界、立于日本的思想家﹐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大致的蓝图。今天的由外来文化推动的中国文化的变革将远远超出日本的革新而对世界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把握住这种变革不仅依赖于对科技落后﹑管理落后的认识，也必须全面地审视所有精神生活的变迁﹐特别是对这种变迁体会得最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的状态。否则，我们也会像许多别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高度的工业化只是西方国家的翻版和附庸，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的裂痕越演越烈﹐[4]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1. 历史的回顾

简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动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对当今社会意识的认识。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来考察。

1.1. 外来文明的不断冲击和旧文明的逐渐衰落

当发源于欧洲的文明向世界扩张和膨胀的时候，中国却远离了这种进步。只是当整个国家迅速衰落的时候，中国人才意识到旧观念中缺少了什么。[5]清王朝感到缺乏国力﹐知识分子感受到两种文明的冲突。历代中国社会中朝代的更替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介入，但在以往的变迁中，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早已由孔孟等人确立了，知识分子所作的只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实现这种认同而已。[6]同时，与这种认同相符的一方一定会胜利。例如﹐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容闳在曾国藩(其本人就代表着那个时代儒家的正统)而不是洪秀全那里得到了回答。

但这一次﹐传统的认同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具备迎接挑战的能力，知识分子必须到外部去寻求新的认同，它激起了从林则徐开始的“放眼看世界”的两种文明的冲突。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潮，虽然没有被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但都激起知识分子心灵的动荡。[7]社会政治的激烈更替使许多刚翻印出版的学说成为废纸空谈。民族存亡的威胁压在每个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中，所有的学说都必须回答这种挑战。丁文江说：“没有统一完整的国家的重建，就不可能全面地论辩意识形态的优劣”。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转变。当日本的侵略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存亡时，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由原来的分离达到了统一。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在国际上则对美国报有幻想，希望中国也能独立富强地走上英美式的发展道路上；但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作为民族利益的坚定拥护者取得的胜利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抗战之前作做为工农利益的代表者的时期﹐在知识分子中也逐渐分裂成两种意识选择。抗战胜利后面临着中国前途的两大决战﹐知识分子也从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动荡中改变了原有的认同。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学生运动，教授的抗议等都表明了知识分子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美国渗透的愤怒，它表达了整个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国内战争如此迅速地结束，正是这多方面变迁的结果。所以国民党的崩溃并没有带来知识分子的解体，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留了下来，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虽然在震憾和欢欣中带有某种不安。

回顾建国前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自身的软弱和缺陷，他们发自内心地审视自己的旧意识，自觉自愿地改造自我、清算自我。在意识形态的观点上，虽然有些老学者不能接受新的观念，[8]但整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终于顺利完成。到反右运动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达到了新的统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意志如此一致的统一，这种统一靠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达到，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倒退而演变。

伴随着精神认同中社会历史观的转变，也包括道德的进步。正如任何革新都带有的道德和人性的变革一样﹐比接受什么观点更有意义的是体现在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否定自我、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精神。知识分子不再是小心眼地为自我牟利的迂儒﹐而是与工农一同建设新国家的主人。这是被遗弃的封闭式旧文明一直要求却不可能做到的。

1.2. 毛泽东时代[9]

把从反右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划为一个阶段主要是顺从政治局面的发展而作出的。[10]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嘲笑和知识分子意识的麻木停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主体认同。我们现在的一般大学生很难理解费孝通那样的老社会学家在讲出“三反时﹐我作了一次检讨﹐大家很满意﹐还把文字典型推广。其实那是一篇假检讨﹐说明共产党搞这一套是失败的”时所具有的社会环境的政治气氛。但这句话却表明了反右之前知识分子的“童心”﹐它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提出怀疑但从内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

可悲的是﹐现实是罗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11]在连接不断的冲击中，谁都明白社会的复杂性了﹐关键不在于错创了多少右派(1%或5%)﹐而在于有多少人(其余的 99%或95%)因为害怕被扣上帽子而抛弃信念屈从于现实。由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造就的﹑焕发了上千年道德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认同的知识分子最终沉沦下去了。

政治运动对于共产主义认同感的侵蚀开始于反右运动的旧知识分子，到文革后期已经喙空了整个民族各阶层人民的信念。文革后期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体现了“士为君而亡”的旧观念。大家明明都不满现实也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内心观念﹐靠偶像维系着原状。政治划分上背着“小资产阶级”包袱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它的指导社会意识的职能﹑而降为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远离了传统的“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沉浸于近代历史变迁的威慑下的知识分子面对新的运动无法从过去的意识中寻找理论说明。除了文革早期以宗教似的激情参入的运动外(这种人付出的代价最悲痛)﹐维系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只有对偶像的依托﹐他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体验的现实社会环境﹐不相信现实的合理与必然性。但却确信最高层的英明和伟大，[12]期待最终的解救。[13]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结症﹐一种强烈的盼望好皇帝的农民意识﹐从“牧马人”﹐蒋筑英等人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苏武﹑岳飞的形象。

难道历史总是会出现救星吗?不会的﹐历史不一定非要沿着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即使在今天我们能对过去的历史清算的时候﹐它也无法弥补已经过去的剧痛。兴许﹐政治家可以靠“恢复政治名誉”、“补发工资”得到宽慰﹐也可以靠历史学家来记载﹐整个社会的动荡带给人民的灾难靠什么来偿还呢?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的品质保証了知识分子在十年动荡中的安定﹐也保証中国社会没有进一步崩溃下去﹐但这种只靠偶像来维系的意识带来的摧残太惨重了。所以﹐当巨星陨落时﹐笼罩在人们心上的空虚和迷茫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无论政治对新的领袖是如何地宣传﹐人们心目中再也无法建立新的偶像了。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的心理基础--当然它还必须有新的进展来说明和巩固。

1.3. 实用主义的时代

表面看来，知识分子的正统信念是以政治的发展为导线的。在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分析中，党对所犯错误的承认，党的主席因“犯错误而辞职”等都成了青年中消失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这种分析的根本特点是对旧的形而上学的沿用。[14]能促使个人心理变化的因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能影响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只能是社会现实。

对于这种意识的变化，只能从人性所固有的两个方面去认识﹕[15]人都是有缺陷的，只要社会条件提供了哪一方面发展的可能，人性就容易朝那一方面膨胀。每一个人任何时候，由于心理的原因，总是首先为自己的生活着想。当这种生活以一种高尚而现实的意识为指导时就显示出人性的善和美，但当现实失去了支持那种信仰的基础时，人就会赤裸裸地﹑内心毫无反省地追求个人的满足。这就是罗马式的现实。在历次运动冲击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捨弃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理想而堕入利己的追求中。[16]

无论用“存在主义”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去概括当代的大学生，只是一种倾向越来越强的体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我，一切都打上了实用主义的印迹。在最能满足自我、最容易获得功利的地方聚集的人才最多。从生活上看，衣着服饰等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令人可喜的；从职业学科的选择上看，学理工、管理、法律、经济学的激增也同时适应了国家发展的需求。精神生活的实用主义化不可避免的意义远远超过它外表的变化。

现实的大学生活中，能给予学生功名最大的是“三好生”、“党员”这样的虚荣，[17]每一个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所作为的学生都明白，不入党就没有“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许多人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也系于这种虚荣之中。这些形式给予学生的金钱和地位的奖励使得我们今天没法找到一个学生的德行判断标准。如果一个人有“党员”、“三好生”这样的牌子，人们的反应就是“嘿，混得不错嘛﹗”。另外的一个例子更带来了意识形态发展的障碍：越小的学校﹑越基层的单位，实用主义越盛行﹑经典的教条越被大量地援引；而在正统的哲学系里，却没有人从现实出发研究“辩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给学生的哲学越来越通俗、浅薄。

2. 精神形态的透视

对社会意识的具体分析很难在当代的学术文论中找到。在指责西方学者只实用主义地研究具体科学的时候，中国的学者更实用地不涉及这些问题而宁愿长篇大论已被现实政治认可了的教条。对于社会意识的认识只有两种态度：正式课堂中的照本宣科的高谈阔论和现实生活中不言而喻的心领神会。当某一信条可以决定个人的升迁时，就无法希望学术的进展。

2.1. 哪里有不可逾越的法则和教条，那里就谈不上学术自由

在一篇纪念孙冶方的文章中说：“偌大的中国为什么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坚持马列主义呢？孙冶方同志说：因为别人在思考问题时容易带有私心”。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当然不会体验到生活在下层、把教育作为职业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但他的确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当十九岁的谢林喊出“扫除一切陈腐教义﹗”的时候，他更多地表达了对普鲁士专制下学术界的庸俗和卑劣的愤怒。[18]无论是“学术自由”、“创作民主”还是“兼容并包”等力图繁荣学术的口号，其根本的障碍只有一个：利己的私心。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学术水平和成果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则掺入致命的党争，只有淡视个人名义的环境才可能有繁荣的学术。而学术繁荣的社会环境一定是雅典式的而不是罗马式的。在中国，引诱人们私心的是正统的教条，保証这种教条能对现实生活施加影响是绝对的权力。

阿克顿爵士说过：“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成为大家都接受的名言。可以广泛地讲：凡绝对必导致道德的腐败。正是这样的道德腐败，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怪事和“学术论争”。

首先，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历史发展的思想﹐不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运用，而且连许多基本常识也被弃置脑后。被引用了无数次的浅薄论证中有这样一句：“凡是人类思想过的，他都批判地考察过并吸收了精华”。以此来表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到马克思那里找到启示。

任何分析社会学说都离不开普通的常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基本事实：马克思不可能掌握当时的所有科学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全部主要知识，而他当时利用的知识和材料不一定使他都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对于“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评价的不准确性。[19]其次，马克思在思维和方法上也存在着不足。例如﹐将心理学视之为唯心的学说。[20]

除了知识上的明显的不足外，也要注意到思想内容上的欠缺：个人生活的局限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处于一种生活体验中，单个的生活体验不可能说明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对社会和自然的正确认识必须在全部人类思考的不同体验中去寻求，从一个特定的体系出发绝不可能全面地评判别的思想体系的面貌。正如自然中没有绝对的坐标一样，社会科学中也不能人为地为建树绝对的体系，而应该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用不同的体系。具体採用什么体系要看到哪个体系更符合现实。

如果把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比喻成直线的发展，而复杂的现实是曲线的变化﹐我们选择某个时期与曲线相切的直线来说明那个时期的现实。全部的意识可以看成是无数小折线对曲线的近似。[21]面对新的社会，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比过去更能说明社会状况的思想家。这样才能谈得上历史的进步。社会比过去进步、历史也会造就出更伟大的思想家来。原子时代的今天怎么可能在飞机也没见过的思想家中去找到社会实践的指南呢？

其次﹐哲学的教育葬送了整个哲学的思维。在宗教式的哲学教育中，[22]教会了文科学生如何运用词藻去粉饰利己的动机，培养了理工学生对全部哲学的反感和蔑视：不但没有培养出对现实生活进行哲学思考的研究者，也没法培养有理论素养和训练的科学工作者。中国永远不可能产生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由康德和马赫等人启示的相对论在今天的中国物理系学生(包括笔者)中还没能得到深一层的理解，而仅被接受为由不可思议的光速不变的实验结果导出的洛仑茨变换方程式。

据说康德的精华已经被吸收到马克思的体系中，而马赫早已被列宁批駮过。但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取得什么建树。[23]看看令中国哲学与物理学界津津乐道的“层子理论”的命名﹕当时的理论物理学者认为原子的组成象尺子的分割一样，只是量的机械减少﹑不会有质的变化﹐而把新的分割单位叫“层子”。但现在人们宁愿用那个被列宁称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的“能”的观点来描述更微观的核物理现象。

贯穿于这种教条式贩运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哲学界的庸俗。在讲台上靠报纸和政治风云兜售哲学商品的教育者没有体验过哲学的思考、也不敢进行哲学的思考。虽然今天的报纸上有“学术无禁区”的承诺﹐但人人都明白讲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下场。而所谓“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某些握有行政权力、略知一些哲学名词的人的教条主义言词。在这种教义式的教育中，只要几年就可以彻底埋葬一个人的信仰，[24]而要恢复人们对真理的信念﹑对理解并改善社会的信仰，则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几年前，人们还才渴望能理解萨特、弗洛伊德，今天的青年则抛弃了全部哲学。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和恢复整个民族对理论思维的重视呢？[25]

另一个现象就是比地理大发现还伟大的“学科”不断被生产出来。在一片马克思主义化的喧哗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大量的“学科”应运而生。幸好自然科学家比较诚实，否则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产品上市。所有这些产品没有提供一丝多于原有的“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的知识。在书费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产品无论怎样降价也卖不出去。

杂交的花样不断翻新，也颇有特色。例如﹐原来还撰文批判托夫勒的“资产阶级本质”的钱学森一转眼又变成“新学科的创始人”，“领导建立了一批中国的新兴学科”。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肉麻的吹捧：“在钱老的领导下，几个中年科学家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创建了中国的政治科学学”。他们难道不知道要学会玩魔方也需要几天时间吗﹖而学科的创立比它还很简单。钱老先生大概记忆率衰退、忘记了早年他本人在美国写一本工程控制论的普通教科书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热衷于交叉学科的术士们大多是既不懂A学﹑也不懂B学﹑却靠着“AB学”过活的人。本来﹐任何新学科的产生都必须有现实的要求，其确立则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要综合这门学科的所有材料，如经典物理学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的完成。考察社会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首先是孔德提出了建立这个学科的要求，其次有斯宾塞在理论上对社会的分析，然后有杜尔凯姆和韦伯对具体社会的研究，才初步确立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地位。现在，有人却可以靠着图书馆的学科目次的排列组合出新的学课。幸好在组合中这些人的想像力不够丰富。否则我们将面临多少新“学科”的产生﹗

2.2. 当代哲学的贫困

前面所涉及的现象都依赖于对当代哲学的认识。实际上，在现在的比较活跃的学科中所取得的进展都是围绕着对正统哲学的反叛而进行的。在许多人文学科停滞不前的地方反映了哲学的贫困。笔者有一次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生们对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的讨论，立即感到分歧之处在于“偶然与必然”、“个别与一般”等的哲学论争。文学系的研究生们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辩証法”不足以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的《小逻辑》去。[26]

认识当代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笔者的观点如下﹕至今为止的所有哲学论著中，没有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今后的所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都是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的。

对现行的哲学教科书的分析是令人乏味的，这里只举几个典型的事例作一点说明。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没有、也不可能对哲学的原理有深入的探讨。马克思一生的功绩被恩格斯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意识，也没有使用“社会学”一词)和国民经济分析学家，马克思倾住了四十年心血的《资本论》奠定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种分析从实践上深远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生活。但马克思本人只熟悉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可能对欧洲以外的生产方式作出结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是专职的历史学家，即使对欧洲历史的知识也不足以达到对欧洲历史社会形态的准确划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历史社会的一种有效工具，[27]但是他并没有着手运用这种工具去分析历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希望后来的学者沿着这条已经被开闢出来的道路走下去，这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工作，从拉法格﹑梅林到苏联﹑中国的学者。但其中最大的局限是对教条的引用越来越多，而史料只是被利用来作为陪衬的証明，这根本背离了科学的探索精神。

现在的教科书今天被“考証”出来源于三十年代日丹诺夫(斯大林的女婿)，对比一看，果然在体系﹑结论和大多数说教方面都是照抄，唯一的区别是加入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和生硬的说明。中国出版了几百种雷同的教科书﹐却没有一个人对哲学原理有自己的思考。撇开宣教的特点不提，[28]从内容上看，这些书是黑格尔哲学的倒装(如果没有歪曲的话)，再加上一些马克思的语句。任何一个读过《小逻辑》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到这一点的，书中的基本概念、体系和多数的论据都被机械地搬到 “辩証唯物主义”中去。不同于黑格尔的、据称是引起哲学变革的地方只是形而上学式的“天平式唯物主义”观点。[29]

例如，在批判人性论的时候，进行的是把对手的嘴巴塞起来的批判。没有任何思想家割裂出抽象﹑绝对的人性来分析社会现象。人性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造成的，但这样造就而成的人性在变幻的社会现实中变迁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已经知道了的人性来分析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这样的考察只是一种方便而已。

这种把对手绑起来的拳击“比赛”随处可见。例如﹐在真理观中批判实用主义所用的主要论点是詹姆士已经批駮过了的。在日丹洛夫通篇的章节中都透发着俄罗斯的狭隘民族意识和对西方文明的排斥。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表达了苏联三十年代作为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政治现实，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摆脱附属命运的反抗。但今天﹐中国的文明应该有能力吸收所有人类的思想遗产，中国的政治也已经在顺应这种潮流。[30]既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用主义有着生命力，为什么还要全盘否定它的呢？实用主义的精神就是行动的、机器的、工业主义化的﹑惠特曼式的对于个人心灵宗教的淡化，[31]和实在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态度对社会生活中神话的认识。这就是美国勃兴中的值得所有走现代化道路国家借鉴的文化之一。现行教科书的封闭于十九世纪教条的体系不应该被认可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体系，更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较多地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为他们本来就在这个领域里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这个体系和内容本身是否属于哲学还可以争论下去，但它的许多内容都很陈旧了。首先，对社会形态的五种划分中只有一半是比较准确的。对于原始社会形态至今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认识，教科书所抄写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是恩格斯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心得。且不说摩尔根的观点在今天受到的非难，就连当时关于原始部落研究的名著《金枝》﹑《原始思维》等至今也没有被引用到历史形态的研究中去。[32]

对于奴隶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也有一大堆问题没有处理好。除了罗马外，很少有地区把奴隶作为主要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关于罗马的知识也不充分，在晚年的时候，他才作为消遣读到诸如阿庇安的《罗马史》，而这样的书提供的关于罗马生产方式的材料甚少。在分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马克思比较偏向于政治斗争和国家意识，如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关于广阔的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生产方式(如从磨坊主到工场主的转化)和社会生活观念的变革，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等书中得到更详细的认识。另外﹐仅仅从经济危机方面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判处死刑。

讨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必须注意到它的前提条件。在今天的原子时代，人类、互相敌对的几个人类集团拥有足以摧毁地球数百次力量，已经不可能谈论谁的灭亡、谁的胜利了。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各种制度的混合，如果趋于统一的话，将是文化上的统一和社会制度上的取长补短。实际上，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利益的冲突了。如果我们相信西方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民主化，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东方文明的伟大和社会制度的完善，这种由人民管理的﹑不同称呼的集团之间的互惠大于冲突时，还会有战争的威胁吗？

所有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没有提及。

奇怪的是﹐过去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的有些人倒想创立这门学科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导了。于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似乎成了新学科的钥匙。但想建立新学科体系的人今天不可能象当年的日丹诺夫那样依靠斯大林﹐于是新体系被认为是多元化的。如果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新的先验法则可以填充为凌驾一切哲学思想之上的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可以预先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最浅薄不过的学者也会在这个上面钻营的。而真正对当代生活提出思考的萨特式的真正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创造出一百多年前生活在欧洲的马克思哲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想﹐能够替孔子、基督创造出他们的体系了。

如果说不存在一个作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社会实践又会取得胜利呢？实际上，这些胜利并没有靠哲学的指导，而是有现实的要求。马克思是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学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影响的，导致这种影响的不是哲学而是现实条件所要求的政策和运动。这种政策随实际条件而变化，所以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的成功。曾经是欧洲霸主的沙俄连日本都战不过﹐怎能继续统治下去呢﹖推翻沙皇和临时政府的人民群众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再看东欧的胜利，则完全是外部军事带来的结果。

而这些靠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取胜的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马克思的没有完成的思想和具体教条搬到现实中去，所遇到的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们怎能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立于一个固定的教条的指导之下呢？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打破教条能实现吗？“一国两制”这种提法能由马克思主义原理推导出来吗？中国的现代化能由马克思主义原理实现吗？

那么﹐新哲学应该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是现实性，必须具有中国特征，越适合国情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意义；其次是面向世纪﹑面向历史，把所有的人类思想财富，特别是马克思之后的哲学的发展﹐都吸收进来。新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大成式的综合而不是创新﹐可以认为它的素材在全部哲学史中已经准备好了；另外，哲学还必须划清与其它多种学科的界限，特别不能搬用所谓“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可以在科学史中找到其哲学意义的“学科”的内容。最后，新哲学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终极来理解。

2.3. 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认同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3.1. 精神生活的社会基础

从表面看来，政治生活支配着所有的社会生活(虽然这种现象正在减弱)。这种政治生活是文明不发达国家中容易出现的。圣西门早就设想过政治远离个人权益而变成对社会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学问。我们看到西﹑北欧的国家管理中，不论是政治家的学者来源还是公众对“法制国家”的惧怕和偏重“福利国家”的心理，都表明了这种倾向。在中国﹐来源于现实基础的政治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这种脱离是以前几十年历史的变迁带来的。在那段历史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养育了几代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现实生活已经背离了这种准则和信念却无法从概念上摆脱它们。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被使用到各种场合。

在这种分离中我们看到“文化比较”的不可能性，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学术探讨只能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两种文化的实质性的交流，也不会产生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真正理解。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对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的排斥，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生活观念中非意识形态领域的奉行和模仿。[33]中国文明不但不能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却越来越深地陷入文化附庸的地位。

苏联利用政治的支配手段实行了工业化，付出了今天这样的代价：意识形态完全成为对外霸权、对内规范个人谋利的教义﹐显示出国家政权的压力和其民族本身的文化短暂背景。[34]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可以、也应该造就出适合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政治方式。

现实生活中逐渐削弱的政治对别的领域的侵权正反映了这种要求。从心理上我们可以把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人作为神来爱戴，但对邓小平，我们则因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人性而感到他的可亲。[35]而一个正直的学者也有勇气批判赵紫阳总理的不足。[36]而知识分子的大量渗入行政部门也改变了过去的对领导阶层的异化感而实用主义地认识到那不过是一种获利较多的分工罢了。也正因是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上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心理平等：既然都是同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存在行政干涉思想、谁改造谁的条件了。它形成这样的呼声：正如工程要由专业人员来组织一样，上升到抽象水平的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是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来完成，这个完成的正误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行政管理者的好恶来决定。

2.3.2.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发展趋势

有精神认同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多数人都把自己作为一种职业的分工来看待。少数有精神认同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现实寄託的，他们内心的信念可以用不太准确的“共产主义”来判别(许多人因为别人的启示而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人是保持社会稳定运行的骨干。除极少数人是政治的附庸(或叫“宠儿”)外，多数人都是为现实生活而奔波的，许多人往往因为不能入党、不能提职而抛弃“信念”。

另一种人则从现实生活中把精神建立在内心深处(包括其中少数的党员)，有许多人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也有极少数有明确的认同，他们能坦然面对社会变化和个人的沉浮，正是这种风骨避免了社会朝“众意”的方向漂移。他们的努力﹐如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梁漱冥先生﹐代表了卢梭所称的“公意”的方向。

文革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意识都把个人服从于组织。这样的前提是组织(即行政管理者)合理地关心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主人公献身精神。这样的合理的设计方案本来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只是并不符合现实，忽视了人性的两重性，造成了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託附于外部因素。在留学生的选择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个别人不回国可能有各种原因，但这么多人都不回国就可以看出支配他们选择的心理意识。作为从来没有出过国、在海外举目无亲的青年人﹐为什么离开自己从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呢﹖不用说，有物质差距，也有发挥专业条件限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对全部社会制度的选择。一个人对未来实际生活的选择只可能是由过去的实际生活体验来决定的，不是精神託附的政治教条而是工作单位中的人事关系、管理制度等因素加重了这种选择的决心。

今天面临的大学生分配中的困难最广泛而尖锐地提示人们：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越来越突出自我。自愿到艰苦地方去工作的极少数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普通的学生了。学生干部和党员中有一些属于有精神认同的人，他们牺牲某些形式的物质享受却在精神生活方面没有什么缺欠。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正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中培养起来的。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去了-如果这种选择足够坚定的话。但我们遇到五﹑六十年代到边远地区工作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劝告青年人不要冲动：那时留校的人现在当上教授﹑副教授，而分出去的人则为子女的教育、内迁而四处活动。

如果每个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都入了党﹑受到校方的信任﹑当过学生干部、上过报纸﹑受到上层的接见等等，[37]那么他当然自愿乐意(他还可以设想将来的工作单位也会像原来的学校一样地给予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但一般同学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呢？信仰的事实就是现实名利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社会运用这个东西把原来并不显著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精神差距拉大了。必须建立一个排除政治喧哗和现实功利的主体认同，这种主体认同为了自我的真正实现而捨弃(物质的和虚荣的)自我享受。[38]即使在现实中沉重地感受到行政管理的落后、管理人员素质不够却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39]听任自己内心培养起来的﹑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召唤，毫无怨言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

此风去也﹗

与这种精神认同联系最密切的是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从人们刚接触外界时就注入我们的心灵，在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中具有的人类优秀品德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鼓舞我们的信念，它的历史和内容本身就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但一个事实破坏、粉碎我们的心灵中培养起来的幻想：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造成的信仰中的功利主义因素。这是现实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共产主义的教育本身要求信仰者“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但治理国家的统治形式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具有而不能摆脱的等级带来的不平等。在政治占据社会生活中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权力成为满足个人享受的最有利的工具，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最终具有最先、最多享受的可能，而所谓法律、党纪和道德都不可能在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限制人性恶的方面的发展。所以﹐入党既是真诚信仰者的精神寄託，也是功利主义者的必由之阶。[40]

在现实中，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在知识分子中对信仰(不仅是共产主义 )淡薄的时候，却有大量人加入党内。信仰的功能早就消退了，一个能入党的学生不是靠思想的修养达到信仰的选择，而主要是靠与书记的关系的好坏来实现的。当然﹐由这样的基础组织起来的政党仍然具有许多功能。例如，在分配时党员到艰苦地方去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获得的多于普通同学。但它的功能也有丧失之处，一个无意进入政治生活的学者将远远避开以这些形式，这种趋向将越来越强，[41]在这样的学者中﹐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没有明确宣示出来的精神认同。

只要旧的认同消沉，就必然有新的认同被提出。这种新的认同不只是对现实政治的对抗或监督，不是要求“三权分立”那样的形式分割权力﹐而应该是民主社会中的一种正常职能。它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有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特征，致力于中国不至于在开国的情势下从经济、科技到意识形态都屈从于西方国家。

2.3.3.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重建

重建新的独立认同的要求是迫切的。现在，“专家治国论”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拥进政务工作部门提供了道德转化政治的条件。但实际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人员的更替带来心理意识上的创新，而只是朝着职业的效率化转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认同，所以他们很快被官僚化。而且，由于掌握着知识这个更有力的工具，这种人还可以强化和发展易于在官僚科层中出现的腐败。[42]知识分子没有担负起改造民族的道德风尚的功能。

重建新的独立认同是可能的吗？

现代生活越来越密切地把个人与社会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超越了小集团中“守望相助”的意义，而是一个体验上的超越自我的﹑整个社会的统一。培养出这种超越不需要宗教的解脱﹑也不一定需要神圣的信仰昇华，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道德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从历史上看，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对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内涵、他的周游列国和其三千弟子的生活实践，再加上后期统治阶层的推行。这种认同是现实生活中淡于名利、注重精神生活的自我实现的生活。即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贵富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今天，树立起主体认同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认同的意义。

让我们首先从突破个人局限的爱情生活来考察。爱情把最小的自我单位为扩展到两个人的“小我”世界。在这种小我中，自我给予的越多，所获得的越丰，因为自我与小我从精神认同到物质享受都完全融为一体了。[43]从这种超越自我、为“非我” 而毫无保留的献身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但这种现实中认可和赞颂的爱情本身也就是自私的﹑是对爱情本身的一种否定，它要求给予的必须得到回报，所以我们既看到了动人的爱情悲剧，也看到小我在社会生活中的利己的表现。

今天的大学生一入学就谈恋爱，反映了这种利己、实利主义思想在同学们中的地位。[44]虽然这种学生能够很现实地待物处事，但一个谈恋爱的学生毕竟以不同的心理去对待小我和社会﹑无法培养自我的更进一步的超越而达到社会的认同。这样的学生心中没法培养出为社会献身的责任。这样的不全面的爱情没有最终根本超越自我﹐必将反过来影响小我的生活。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觉到对经历过爱情的“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失望，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的变迁、甚至是微小的物质利益冲突也冲淡了“海誓山盟”的感情。真的爱情应该是对自我的改造，是双方对社会献身的共同理解﹐婚姻是一个人完成其本质的结果。当把爱情作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追求的时候，可以改造自身﹑使自己达到一个理想的境地﹐通过爱情生活实践本来应该体现的人类之爱。

在当代青年的小群体意识中我们也可以理解那种超越自我的认同。在这种很盛行的小群体中，个人可以自觉地为小群体献出自我，因为每一个成员都意识到对群体的贡献最终是对个人的回报(儘管在现实中不一定实现这种回报)。把这种意识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就导引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认同。这种认同把个人与社会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确信自己是团体的一员，贡献于社会就是实现自我的认同﹐团体的收益也是自己的享受，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操。

那种蚂蚁式的达到全体同一的、生物学意义的﹑以基因决定个别一生的活动的牺牲精神不可能实现于人类社会。[45]自我意识与人的社会认同同时增强﹐两者的矛盾是全部历史进化的最深刻的动因。满足自我的生活必须与贡献社会相符才能在现实中得到顺利实现，贡献社会必须最终满足个人的需求才是现实的、有发展动力的进程，而这两者关系的具体状况决定于社会生活进化的程度。[46]

海德格尔撕开了黑格尔﹑斯宾诺莎思想中对神的生存意识上的依托，而把人赤裸裸地置于现实的喧哗之中、置于陌生萧落的街道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人们不能越出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环境来认识社会。如此导出所有社会异化的现实。例如，那些对朋友﹑熟人很热情的人在柜台前、在办公室里的冷淡和利己，脱离了人民的行政官僚的腐化等等，这些每天都体验到的、渗透到我们意识深处的异化就是人类的不完全进化的表现。

重建知识分子认同的意义就在于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比较能从更广泛的意义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不合理、不现实性，并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捨弃自我的眼前利益而实现“真我”、大我的完成﹐用实际行动影响整个社会阶层﹐[47]使整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意识到：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更有意义、更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

可惜﹐现在的社会教育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而只是在现实利益矛盾中的无益说教。这在容易导致狭隘心理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是政府主义)的教育中特别突出。例如﹐在“政治思想教育典型”(邓小平也称讚不已)的清华大学设计的“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阶梯中，爱国主义成为一种点缀。那些没有强迫自己把信仰托附于“社会主义”以及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学的思想意识竟然落后于钻进党内的同学两个台阶。

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必须在群体生活中才能实现，这在国家、民族的争端中体现得最激烈。爱国主义的教育本来不应该强调这种人性恶在群体关系中的体现，而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爱国主义的实质不在于排外而在于修己强内。从人的本性看，人不可能更理解非我，一个民族不可能从主客观上比别的民族更能完善别的民族的进化，而必须通过各民众之间的相互竞争(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活动)来促进自身民族的进化。集团的竞争比个人竞争更多地促进人类的进化，爱国主义只是由于在具体的国家﹑民族中实现了这种进化才具有世界意义。也只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爱国主义才能使科学更多地用于和平进步而不是破坏和毁灭。培养出超越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主义精神才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实际上这种教育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罗马史中可以给予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道德的垂训是很动人的，比重复一遍本国的历史更能够培养出爱国主义的情操。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历史培养起来的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熟悉感和优越感，如果有适宜的国家状态，它可能转化为直接为国家(而不是政府)的工作当中。白桦的那部引起这么大喧哗的电影《苦恋》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明确地讲是对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失望与爱国主义没有任何牵连。

3. 作为精神认同创造者的哲学家

每个人都只能体验一种思维，但我们相信共同的生活本质体现在不同的生活体验中 (“性相近﹐习相远”)。而思想家的特点是他的全部生活也是他的全部事业，生活提供体验的素材，思考是对生活的认识。正是这一特征区别开思想家与非思想家的生活。不过﹐思想家在公众人心目中﹐除了那些利用零星半点知识批判别人的形象外，就是不可思议的、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怪人。人们对思想家的误解也来自于思想家之间的任性评判。例如对叔本华的评价最有力的论据是“连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也‧‧‧”，仿彿这个人可恶得连恶人都要咒骂了。[48]把党性之争用于思想的评判也给公众带来了混乱。例如马克思对孔德、斯宾塞的攻击，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等。

“古之学者为己”，哲学本来就是为自己的生存抱有的质疑而开始的，那些认为社会理应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的人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含义。思想家在罗马式的现实中，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奋斗所产生的对自我否定的思考。[49]这种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必然导致对自我超越、对社会的考察﹑对非我的体现的理解。社会境遇丰富多彩，面对相同的“没有新东西”的太阳之下的社会，我们可以达到共同的领会。这种领会就使个人具有与社会同一的认同﹕凡事我体验到的，别人也体验到了﹔凡是我希求的，别人也会渴望，当现实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就应该不只是从利己的立场而从更广的心理认同去对待冲突。

真正的思想家淡于名利，这并不是“思想家”谓称换来的牺牲，而是这种由认同导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符合自己内心的信念。例如﹐多数思想家都没有结婚，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社会的思考而捨弃了个人的生活，而是他们把自己抵押给摩菲斯特﹑为了彻底实现自我而做出的选择。这种表面上看来抹杀了人性的生活不是哲学训练的结果﹐而是社会本身要求的现实。[50]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就不能自诩为思想家﹕无论个人内心的动荡是何等的激烈﹐[51]也无论外界的喧哗是多么变幻无常。哲学家确信：所有的体验都是对社会的反射，是别人也体验得到的经历，我只不过是从另一种生活方式来完成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没落》产生于普通中学教师的头脑，也理会到莱佈尼茨的平庸苦心。当亚历山大在远征的沙漠中折服于衣不蔽体的智者﹐当他让开了挡住射到乞丐迪奥根尼身上的阳光的时候，也可能历史学家塑造了不一定真实的政治家的形象与哲学家对比。思想家诉诸于历史中的普遍因素﹐而政治家则立足于现实中的表面现象。[52]

体验的理解也是对所有人类思想财富吸收的第一步。例如﹐要理解尼採，仅仅靠他的论述还远远不够。[53]哲学的理解不是历史学家式的对资料的处理，[54]一个人没有理想得不到满足、生活得不到解脱的体验就不能作出对生命和意志否定的思考。对于思想家来说，处于什么样的生活体验中远比他知道什么更重要。知道的是可以言传的﹐体验则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创造。

这种体验的理解也符合了黑格尔的辩証扬弃的思想，对于思想家的判断不再是政治的归类和善恶的判断，也不再是天平式的正误争执，而是对他提供给人类生活的思考中的深刻性的分析。深刻性作为贡献的准则比别的线索更能揭示出哲学的发展。 “唯物‧唯心”之争虽然也可以作为一条有效的线索认识一个哲学家，却不能说明全面哲学的面貌(列宁也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好)。当然﹐就某一个思想家(例如孔子那样的集大成者)而言，他可以提供比别人更全面的思考，但他不可能替代整个哲学的思考，也不能成为全部哲学的指导。把某一个人的思想作为全部精神生活的准则的现象是政治的方便和人类的愚昧。[55]

利用这种方式达到信仰目的的宗教的伟大意义只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非现实性。基督教牧师的献身精神不是因为他信奉的教义的伟大才显示出来，而是因为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捨己嚮前的人性的牺牲精神。[56]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道德也总是比教条更有效的准则。例如，人们对周总理的崇敬完全是建立在道德生活和工作伦理的判断上的。

在语义现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高于形式的例子﹕意义最好的名词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当“最高”、“最最伟大”等词被引用得倦厌时，我们又感到“平易”、“小草”这些词更容易被接收和欢迎了。

思想家的生活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生活的，没有现实的给予就不会产生出他的生存欲望来。孔子关于人生的论语，歌德对生活的欢唱，都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环境是如此地重要﹐例如﹐在政界中短期即可掌握比在厨房中一生还多的知识，这并不是因为智商的原因而为环境的不同。[57]但培养思想家的环境也只是我们日常见到的﹕诗人的无病呻吟、冒险家的艰辛、锻工的繁重、拾禾农妇的单调和粉笔灰前的统计式生活，等等。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思想家获得了思想的最大自由，完成了对人生决定律的反叛。[58]无论是孤独、[59]痛苦，还是歌唱、迸发，全部人性的光辉，都可以体现在这个过程中。[60]

进一步讲﹐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都寄予在这样的生活所创造的认同中。

[赵京，1986年7月初写于大连外语学院阅览室。前两节(1.1.与1.2.)曾登载于大阪《雁鸣》1987年。2000年1月于美国圣何西简单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