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说得到的实际也是我从多年的工作中观察出来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我发现有很多非常聪明的科学家，但却走不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患得患失。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好的科学家不是靠偶然的运气，没有道德的力量，没有人格的力量，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科学家的勇气和正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具体的讲一下。

1．敢作科学的少数派和非主流派：

我们做科学就是要敢做少数派，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现在中国每年都要开许多国际会议，而且有这样一个现象：规模要越大越好，人数动辄就是上百，甚至上千，规格也是越高越好，请来的国家领导人越多，诺贝尔获奖者越多，级别高的领导越多就越好，北大在这方面也有跟风的嫌疑。而国际上恰恰相反，与会的人数越少，研究的问题越高深，而且来开会的人根本就不看你是什么级别的，而要看speaker是什么人，只要speaker是在这方面前沿领域领先的人，自然就会有人来，而要是那些几十年前成名的，就不会来。而中国显然是一种“唯名论”，为了请所谓的“大家”主办方甚至不惜一掷千金，比如韦尔奇 。难道跟这些“大家”讨论一下，企业就能做大么？他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企业，情况和那些创业的人根本不能相比。我记得非常清楚，麻省理工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做计算机系统工程的教授，他从上海开会回来就问我，中国的系统工程学会会员有上万人，这些会员的质量怎么能得到保障？这件事实际上在我国的科学界元老里也是有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可以影响改变一个人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华罗庚在我们学校做讲演，他十分得意因为在当时中国公认的数学家就只有他和陈省生 ，而他做讲演一次来听得能有3万人，而陈景升作报告一次来听的也就十来人，言下之意是说他要比陈景升更受欢迎，但实际上他做的是普及工作，听的人当然多，而且国际上最后评定下来，华罗庚在三十年代的却十分前沿，但到了七十年代陈景升就超过他了。当然华罗庚是把自己的知识都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但作为我们当代人，就没有这个理由了。在北大的网上我们经常能看见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科学家，但我们有没有问过他们到底著名在哪？不要因为在他们台下有几百、几千的听众就自我感觉良好。有几次我对北大的学生十分恼火，他们在诺贝尔奖得主来北大做讲演时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提出高水平的问题上，而是蜂拥而上要签名，我实在是为他们感到难为情。好像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没有见过世面的追星一样，如果是中学生就罢了，但作为北大的学生这样做实在有失全国最高学府的颜面。所以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不同的文化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应当继承的，什么又是应当摒弃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前几年在《科学》杂志是发表了一篇质疑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文章，文章中还挖苦了普里高津和哈肯等一批进行复杂性研究的学者。我十分生气，因为这些人不学无术，拿着政府的资金却在这里大肆吹牛，当时就像和他们来一场论战，结果没有想到中心里的其他教授反倒是对此看的十分豁达，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最大悲哀是没有人关注你的研究工作，而现在有人来挖苦你那就说明你的工作的确实做出了一定的成绩。Linda是普里高津研究中心有一个非常勤奋聪明的女教授，好几本很好的著作，但是由于物理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她为了发表自己的著作只好把自己的名字写成L.，把自己的性别隐藏起来，她可以说对科学界里的不平等是最有体会的了，因此她自己也开一门课，讲授女科学家的成才之路，以鼓励女学生们从事科学研究，她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在科学界里，争议是十分重要的，有争议、有different，科学才有创新的可能性，才有前进的动力。因此如果我听到大家说对某个人物有争议，我心里就会十分高兴，有争议才有进一步认识的可能性。所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社会里，我们要敢于当少数，而且要乐于当少数。

普里高津去世的时候，欧洲媒体对他的评价就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和中国有些相似要把他的全部头衔都写在卜告上，而欧洲就不同，法国人把他评为动力学里的诗人，德国人则说他是物理学里的汪洋大盗，因为他把爱因斯坦的几何学观甚至是现代基本粒子理论都要改变。普里高津晚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他不平，而他自己却很高兴：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走到了自己所能走到的最远距离，不能为全部人所认可也是正常的。他的这种乐观里就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愤世嫉俗，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崇拜的是屈原和他那种孤高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发现，真正好的科学家第一要坚持自己的信念，第二就是他与社会进行客观和建设性的对话的能力。这就让我想起了北大最有名的对马寅初的人口论的争论，当时马寅初败了下来，但现在看，一个错误让中国蒙受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因为今天中国人口众多到底是经济的正面因素还是负面因素还很难说，中国的独立解放依靠的就是人口众多，把这一点当作优势而不是包袱甩掉，这是毛主席成功的地方，但到了经济建设的时候，一味的搞人海战术，而不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又是不可取的，从这一点来说马寅初也是对的，但是两个人没能真正的对话。

为什么在科学领域里更多的不是包容，吸收他人的理论充实自己的观点，而一定要争一个高低呢？从这一点出发，在中国很多为国家建设进行的科学争论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观的狭隘，一件很小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荣辱，而不是自己可以从对手或是合作者中学到什么，而且后人也不善于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吸取经验，而是重复前人的错误，这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毫无作用的。

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我认为做一个知识分子做一个科学家，最难的就是问问题。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是最让老师头疼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总是又问不完的问题，老师们都很奇怪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在中国只遇见过两个人敢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一个就是严济慈，另一个就是何祚麻 ，他们对于我提出的问题都给予了肯定，他们把这当作是对自己认知的一种检验和提升。对于大多数老师我都不敢深问，生怕他们把我的提问当作是一种刁难，其实这只是我的好奇心太重，另一方面者也反映出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但真正好的科学家是不会怕你提问的，他们反倒是怕你提不出问题或是提出的问题太简单，太浅，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讲交情，喜欢托人找关系，而在美国你这样做的话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我还记得地一次见到普里高津，当时我当然很像做他的学生，但是做他的学生并不容易，在他的眼中，一个好学生不是要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而是要你教给老师知识，否则科学就没有进步了。他一见面就会问你“你要干什么？”，如果你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他的学生在做了，他就让你去找他的学生，除非你能提出具有特别重大意义且是全新的问题，他才会让你留下来。一个深刻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通常是求学大师的通行证，而那些恭维话则不会有什么收效。

还有一个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费正清，在美国华人的学术界里，费正清就相当于一个godfather，任何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华人还有他们的子孙，都把费正清认作宗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一般美国老师所不具备的特点，就是他的每一代弟子都会为老师挑毛病，而如果费正清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就会把他们的文章放到自己新版的书里，比如他的《美国与中国》就有许多版，每版都有很大差别，越是新的版本书里他吸收的弟子的批评也越多。当时我见到费正清时，还有打算要到他那里学历史，而费正清那时也读过了我的文章，他认为我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但也很大，在美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很清楚我的难处，但仍劝我坚持下去，但只能我自己能做，没有人能帮助我。现在回顾一下，我发现他说的话非常有远见，从那时起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但在这个学术领域上我还是孤家寡人，只有少数几个支持者。对于他这样一个大师，确实只有他才能给出如此中肯的指点，同时又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帮不上忙。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勇气，更是他的一种正直、一种诚实的品质。在历史上我知道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科学和哲学是不同的两个问题，科学上的争论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并不是它在为自己争名次。在19世纪末诺贝尔奖最初开始颁奖的时候，科学界争论的最厉害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这个社会，一派从牛顿力学和热力学定律出发认为用“能量”这个概念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不需要有结构，因此从理论上说分子和原子是不必要的假设，而且那时也没有电子显微镜无法证明，这一派人中有一个化学家叫奥斯瓦尔德。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经济学的基础至今还是建立在微元论上。

3. 客观公正，知错就改

我做历史深深地感到，科学区别于政治最大的地方就是科学家的辩论不是哲学辩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辩论，如果这个科学家纯粹是为了科学而不是地位名誉等虚荣的东西的话。因为专业的缘故我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很早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奥斯瓦尔德。20世纪末，科学界最大的一个争论是怎么解释这个世界。当时有两派意见。由于热力学两大定律和牛顿力学能量守恒定律的成功，以奥斯瓦尔德 为代表的一派坚持认为用能量就足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了，不需要结构，分子原子是理论上的不必要的假设，再加上当时也没有电子显微镜。我想这个例子很重要，到现在为止经济学主流的理论还是唯能论。你们看看最近的辩论，宏观是不是过热啦，资本投放是不是太多啦，通货膨胀有没有起来啦。怎么解决?要么是结构调整，要么是体制改革，要么就是踩刹车，提高利率或是收减信贷。所以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到中国来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唯能论。这东西辩论了几十年都没有结果。爱因斯坦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从一个普通的工科大学毕业后，在专利局里当小职员。他的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布朗运动 。这个布朗运动在经济学领域里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功劳。经济学讲股票市场的价格像布朗运动一样。但为什么股票市场的价格会像布朗运动一样呢？没有任何理由。有没有从股票市场布朗运动的里面揭示出金融市场背后有什么结构机制？没有！你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能揭示中国市场是有效还是没效？中国金融怎么改革？美国会不会出金融危机？什么也说不清。但爱因斯坦的布朗运动却完全不一样。他解释一个花粉运动，就想像分子原子跟这个花粉碰撞，能看到不规则运动，但他同时跟另外一种现象连起来——粘滞性。如果这个布朗运动有扩散过程漂移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力来制衡它，那么它的加速度就会是常数，粒子就会越跑越快，但你看到的布朗运动不是越跑越快的，那就说明一定是有一种力在制衡它，这就是粘滞力，而且粘滞系数是可以用流体实验测出来的。爱因斯坦就把粘滞性与布朗运动联系起来，倒推分子原子的大小和分子的数目。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阿伏加德罗常数跟使用别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第一次不用实验观察而是理论推算证明了分子的存在。这个工作能够在德国最重要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也是个奇迹。你们大家不要崇美，这个工作在美国肯定发表不了。人家会看你是什么单位。专利局？没听说过！根本不可能发表的！但当时在德国，爱因斯坦的论文不仅顺利发表，而且像奥斯瓦尔德这样成名的科学家，看到之后立刻宣布自己是错误的，放弃了自己坚持了多年的理论，还提出要打倒自己，与庞家乐一起提名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你们想想看，这个奥斯瓦尔德有多大的胸怀！

今天在北大，我们搞经济的人大概有好几千，领导不一定是一样的。但同在北大，大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的可能性都不大。而当年的奥斯瓦尔德，根本不知道爱因斯坦是谁就马上宣布自己是错误的，这是多大的胸怀与气魄!这就是科学家的勇气与正直！没有这种勇气，科学怎么能走得远？我就发现在国外讨论科学问题比较肆无忌惮，没有那么多中国人情的约束；如果我在北大讨论问题就非常谨慎了，先要看看谁在场，他的老师是谁，他的师兄是谁，是不是说话又得罪谁了。不过我的牌子已经闯出来了，人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说话就这样，反正拿我也没办法，再说我也没有什么恶意，用中国话讲，我这人就这德性，就这风格！（笑）我从小就当中队长大队长书记啊，非常得重视人际关系，一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上头。我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是记不住人名，但当时做干部的时候每个人名都记得非常清楚，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家访，跟老师同学关系好得很，选举时总是我得票最多，但最后我怀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我有一个同辈的人欧元凯，大学三年级学了三门外语发表了两篇论文。相形见绌啊！我一直在那里搞人际关系。你们要知道，做科学，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

4．推荐竞争对手的气量

我再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而且这个经历我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信，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我是讨好芝加哥学派，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做研究之初，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立场；但后来在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学派 的竞争中，我们做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反对芝加哥学派。但你越反对芝加哥学派，跟你讨论越认真的人却是芝加哥学派的人；讨论完之后，能够对我的成果肯定到实质上的还是芝加哥学派的人。欧威斯诺加诺维奇，是芝加哥商学院做经济波动的权威，七八十岁了，我从来没跟他交往过。一次，他竟专门打电话给普利高津说想来奥斯汀见见我，普利高津很高兴，并建议Let’s make a deal!我请你来，你们芝加哥请陈平去讲演。他很高兴地答应后就来了。我向他请教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时间序列到底怎么分离趋势和波动，要么时间超过太短要么时间超过太长，中间的这个阶段在什么地方？数学变换有无穷多，但经济领域里该如何解？他说你为什么不试一下HP滤波器?结果一试就管事儿，几乎在所有的宏观数据里都发现了混沌 。最最关键的一个数学变换，做物理的人都不知道，经济学家是知道的，但没有人提起过，是斯达诺维奇告诉了我。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打击最致命的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波动学派，因为他们的两个理论基础——微观基础和噪声驱动，都被我给推翻了。政治经济波动学派的两个创始人之一奥德莱是被奥斯汀挖过来的，在奥斯汀讲课，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我去听他的课，跟他讨论，最后他跟我讨论得

比他自己的学生还起劲儿。因为我对他的研究很尊重，他就非常愿意看看我做的东西。看过之后他说：你做的东西原来是“持续的波动”啊，他们成天说的是“持续的冲击”。所以后来我就改了关键词了，不再叫“混沌”了，因为人家不知道混沌是什么东西。由这个例子说明，真正好的科学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的，他关心的就是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对于政治经济波动学派来说，我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他们学派的掘墓人，而他们却来肯定我的工作。我认为这种道德勇气和科学家的诚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如果在座的各位发现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会非常高兴，还会引在我的文章里面，绝对不会恼羞成怒或压制你。你要知道，科学就是这么进步的，如果后一代不能超过前一代的话，科学就不能前进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北大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北大有非常好的老师，各个学科的人才也非常齐，但北大有一个不足，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同一学科不同门派之间的交流非常弱，而且学生之间还有避讳的嫌疑，好像我是这个老师的学生而跑到那个老师那儿听课会有悖祖之嫌，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那样。这不是做科学的态度！

今天我讲的这些很容易懂吧，但是不是能够做到就看你们的了，当然你们现在很容易做到，因为你们还没有名气，等到以后你们有名气了，如果还能做到我就非常佩服你们了！当学生还要非常有勇气，要能跟老师坦率得说出自己的看法，与不同的老师交流，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