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香江喜忧录
游思维 　
　
1993年初，我被第一军医大学公派到香港大学留学。那时候，在香港留学、进修的内地学者不多，年龄也偏大。后来，内地赴港学者逐年增多，年龄也越来越轻。于是，就有香港教职员私下将这些老少学子们分为“Old generation（老一代）”和“Young generation（年轻一代）”两类。

在他们眼中，老一代大多花钱节俭，不够大方，每天都是宿舍、实验室、餐厅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英语水平也不算高。相比之下，年轻一代要潇洒得多。在名店林立的商业街上、在“鸟语”充斥的海外旅游团中、在回响着世界著名音乐大师精湛乐曲的尖沙嘴文化中心里、在汽车驾驶学院严格规范的考场上，都时不时地冒出他们的身影。内地年轻学者表现出的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基础扎实、科研能力较强，尤其是在英语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优势，不禁令港人刮目相看，他们无疑已成为香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技力量。

然而，令人喜中添忧的是，有那么一部分年轻人的责任感与公德并不象他们的学业那样出色。他们有的不思进取，沉湎于网上棋阵或牌局。有的将学业置于脑后，终日忙碌于股市或外汇交易，在学习期满领到全部研究生助学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极个别人违背职业道德，编造实验结果。还有的以香港为跳板，抛下正在从事的科研课题，不辞而别西去，使校方和导师蒙受重大损失。

记得那是1997年12月，一位来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同学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在寓所。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香港大学极为重视，提供各种便利，以最快速度处理善后工作。然而，与死者居于同一单元的三名内地年轻学者，其中有一名还是死者大学同学，其行为却令人心寒。死者去世第二天，他们就匆匆搬离寓所。家属赴港后希望能与事发时在场的两位同学见见面，但任凭电话、登门磨破嘴皮，仍一无所获。我们内地学者联谊会想安排家属去寓所凭吊死者并取回遗物，可持有房门钥匙的这三位同学先是答应了，却迟迟不到场，后来干脆连人影也找不到了。死者妻子悲伤地说：“我只想找些他生前贴身遗物一起火葬，可连这样一点小小愿望也未能实现！”

这种不健全的人格同样也给本人带来许多不愉快。一次，联谊会组织全校内地学者新界一日游，临出发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旅行社的几辆大客车未能按时到达港大校园。我们几位负责同学一面冒雨焦急地用手机引导车辆进入校园，一面组织部分同学登上先行到达的客车，其他同学则被安排在屋檐下避雨。看着我们浑身湿漉漉地跑前跑后，许多同学感动地说：“不要着急！我们能等，晚点儿就晚点儿。”正在这时，从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车上突然跳下一位年轻人，气冲冲地对我大嚷：“还要让我等多久？！我不去了！”望着他那张极度愤怒、涨得通红的脸，我笑了笑说：“请便！”这位来自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喘着粗气、攥着双拳，转身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中。身边的同学告诉我，他在系里与导师、同事的关系挺紧张，很少能看到他有轻松愉快的时候。其实，不用说也能想象得到。如此缺乏涵养、如此冲动失态，不要说与周围人和睦相处，就是对待家人，他又能做得怎样呢？

1996年的一天，香港中文大学传来了一则令人遗憾的消息：一位刚刚毕业于北京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来港工作不久的高材生，仅仅因为不能接受导师颇为委婉地要求他“工作更加努力些”，便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跳楼自杀，使曾为有这样年轻有为的独子而倍感骄傲的父母痛不欲生。那段时间里，内地学者谈及此事时似乎无人对死者表示太多的同情，有的只是对极端自私和毫无责任感的谴责。这件事的发生，给那些以为能上名牌大学，能出境留学就有了一切的望子成龙的家长敲响了警钟。

留学香江数载，喜忧掺半。喜者，我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在国际科技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忧者，这些年来内地有不少地方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青年学生素质培养和品学兼优的要求，其弊端已逐渐显露。接受过高等教育、成长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理应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优秀的个人品质。在境外的留学人员，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家的形象和风貌。然而，即使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某些人的表现也是不合格的。

我国欲在本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的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德才兼备、具有奉献精神的优秀人才。愿我们的家庭、社会、特别是军校，都能真正认识到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一代新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