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姐坐北楼眼泪汪汪，
想起了二哥哥好不悲伤。

汉章按： 要谈季羡林，很奇怪想到了赵本山先生发扬光大的二人转中王二姐思夫里的一段黄色小调。 

 

    我在1982年大学毕业时，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一个叫季羡林的，虽然我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学者并不陌生。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偶尔在《读书》之类我喜爱的读物上看到季羡林的一些小散文，看惯了文革八股的文章，觉得此类散文清新悦目，名字于是记得住了。尔后季羡林先生的大名越来越大，当然不是学问越来越大，其时如他自己所言早已不务正业了，而是靠中国官方舆论的宣传。我的朋友说是炒作成名，在季羡林身上有这么个意思。事实上到他去世前的几年里，北京大学已经扶他为国宝了。自然的， 陆续看了他的《留德十年》，《佛教十五讲》等，才知道此人来历不凡：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科学的中心是位于德国一个只有10万人的小城--哥廷根。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城是数学王子高斯，20世纪数学的最后王者希尔伯特工作的地方，当时在欧洲有“有志于数学的年轻人，打起背包到哥廷根去”的说法，而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说他在哥廷根呆了十年，并取得博士学位，有次还在书店碰到希尔伯特并交谈了几句，这对当时还在研究生时期的我，着实吃惊不小。所以我常说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越看越不明白， 而不明白就会产生盲目崇拜。这好比那时我们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是常在毛主席身边的江青女士竟然不听毛主席的话一样。按照赵本上先生的话说，距离产生美，实际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距离只能产生神秘，不仅不产生美还产生可怕的无知。 

 

    那么季羡林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广义一点讲，是梵文, 佛学的学者，而梵文是一种古印度的古典语言。由于印度没有历史记载，许多传说由梵文写成，所以即使在印度能读梵文的人都是高人一等的学者，我的一位印度朋友的父亲就对梵文情有独钟。梵文又是佛教的经典语言，所以对佛教传播之地的语言，包括汉语也产生过影响，所以从文化的角度讲，自然的十分重要。佛典传播到中国新疆，汉代还是西域三十六国的龟兹，被翻译成一种叫做吐火罗文的语言，收藏在敦煌等地。 二十世纪初，吐火罗文的佛典残片在新疆被西方的探险家发现，可是三十六国早已烟消云散，当时已经没有人能读出这种文字。可是身在德国哥廷根的西克教授(Emil Sieg)和Wilham Siegling于1908年把这种文字不仅读了出来，还搞清楚了语法规则，哥廷根圣地的伟大于此可知。资本主义世界在科学革命的年代里不仅产生了伟大的自然科学，还产生了伟大的社会科学，这后一点不大有人科普，其实讲民主、人权、司法等不讲卢梭，孟德斯鸠很难讲的清楚。1935年西克退休，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在哥廷根接掌梵文讲座。瓦尔德施米特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Lders)的学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而季羡林先生正是瓦尔德施米特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将自己读通的吐火罗文全部教给了战时只有一个学生的季羡林。从这个不凡的经历，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受教于世界级的大师，读懂吐火罗文的确是他的绝学。 那么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究竟如何呢？ 对这样高深险僻的学问自然不敢妄加评论，可是有人是懂得的。198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在别离40年代后，一个学者40年该做的应该都做完了，带领中国代表团再赴德国，造访他自己称为学术父亲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当季羡林毕恭毕敬地将他当年翻译的印度古典史诗《罗摩衍那》，面对大师他拿出的东西不可能不是最得意的，呈献给恩师时，不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责备他说：“我们是搞佛学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由此看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的国宝之间的差距。八戒先生虽然也去过花果山，但他还是老猪， 不能成为大圣。一个学习语言的学者搞起了翻译，只能说是浪子无才的最后哀鸣。 

 

    当然季羡林先生不这样认为。他把这一切归罪于毛主席，归罪于“老佛爷”，北京大学文革的造反派聂元梓女士的迫害。可是聂元梓后来回忆说她当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季羡林，因为他还不够格， 何谈迫害？可见季羡林先生实在是高抬了自己。虽然季羡林先生一再在各种版本的访谈，文章中说自己就是一个俗人，但庸俗的地步还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1976年，其时文革已经结束，他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可是转眼在改革开放后，他老人家却写下了《牛棚杂忆》哭哭啼啼。当然， 政治上的幼稚本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强求可能有点难为了。还是回到他青年时期的日记， 看看他的志向如何： 

【季羡林日记：（六月）十七日 前两天下了点雨，天气好极了。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与季羡林这种奇妙志向有一比的大概是胡耀邦先生在中南海参观毛主席书房时的一段故事了：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对《金瓶梅》的评论】

呜呼，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产生了他妈的这样堪称“国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回忆季羡林先生是为了引出他老人家当了一辈子中西文化学者对文化的看法：

【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呢？ 一般人认为这种文化起源于《周易》，成熟于孔子，老子之手。不是现在又开始了孔子学院了吗？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女士在现代化的今天，不是宣讲她所在的传媒学系的新文化理念，而是叫全国人民跟她一起再理解理解《论语》，这和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意思，虽然她理解《论语》恐怕给顾炎武提鞋都不配，甚至比起季羡林也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但无知者总是无畏的。这种思潮在科学界也泛滥开来，晚年的钱学森先生好像多少有点这个意思，只不过钱先生博大精深，一时还真不易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例如1958年钱先生在中国青年报放卫星说粮食亩产不止2万斤，应该是20万斤。他在国外的科学家朋友不理解，可是他在1993年回信说，他当初算的有点小错，真实的亩产是40万斤左右（叶永烈：《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科学的说法说中国文化，应该说是一种“智慧”的文化，或者再深一步是“天人合一”，“整体论”等不一而足的现代提法。的确，看孔子，老子的书，会让人感到一种生活的“智慧“。有次在国外的机场，翻看一本英文的《孙子兵法》，导读上讲了一个故事，主要是想说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说的是一位有名的医生谈起他的祖先， 中国文化有一种崇拜祖先， 老人的副产品。这位仁兄说他祖父虽然精通医道， 但并不给人看病，只是在街头路口碰见行人，在寒暄闲聊之中告诉没有任何症状的路人该注意什么，结果是方圆百里没有病人，可是他的祖父一生并无名气。到他的父亲时，祖父已经去世，就有人来求医，大概是祖父去世，没有了忠告，所以有人真病了起来。好在祖父的余威尚没有完全消失，问题都不是太大，只是一些不舒服之类的主观诉求， 他父亲总能化解，名气比起他祖父来，就稍微大了一些。到他自己的时侯，已经公开挂牌行医，来的都是危重病人，他自然救活不少，结果祖孙三代，他名气最大。可是他自己总结说，三代之中他的医术其实最差，因为他的最高目标是祖父的水平，可是一辈子连他父亲也没有超过。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副产品，总认为后人不如前人。拿老子的话说，就是“大道无形，上善若水”。当然中国这样智慧的例子很多， 例如孙子帮助“齐王赛马”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有趣的话题。晋元帝在都城建康把刚几岁的儿子司马绍，就是后来的明帝，放在膝上抱着，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随便问儿子说“你认为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司马绍回答说：“太阳远，因为常听有人从长安来，但没听说有谁从太阳那儿来”。元帝听了，大为惊奇，便想让群臣知道儿子的聪明。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宴会，突然又问儿子说“你认为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司马绍这次的回答是：“长安远＂。元帝以为儿子故意出他的洋相，惊慌得变了脸色，说：“你今天的回答怎么跟昨天不一样呢”？ 司马绍回答道：举头就可看见太阳，但却看不见长安，因此长安更远。元帝惊为神奇。举凡此类，数不甚数。所以余秋雨先生说我们的古人生活的不必我们差着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可是“智慧”这个东西却不能产生“知识”。例如老子说了半天，到书的结尾了才说出他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小国寡民，是绝智弃圣，是民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想想今天去国外游学的人，包括季羡林先生远赴哥廷根而变成国宝显然与老子的思想并不相符。孔子的结论不用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千年了，即使于丹女士对她的女儿恐怕也很难做的到。于是人心不古，就成了世道日下的标准中国语言。从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严新先生一发功，大兴安岭的火就停止了，再到李连杰先生“王府“上拜“王林”，中国人在云山雾海中自在的活了几千年，一句“天人合一”，“整体”论， 把中医变成了能看到人内脏的扁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记载神扁鹊本来对人的五脏六腑的毛病看的清清楚楚，但还是假装给人家“号脉” 【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实在有点奇怪，看来号脉只是中医装神弄鬼的幌子而已？ 齐王问扁鹊到底人有多少病？扁鹊列出了24种, 除去一种由蛔虫引起的外, 其余的23种是: 

1. 成的病是酗酒后行房事得的。

2. 这种病是因为内心忧郁，常常厌食的缘故。

3. 这是内心悲伤所得的病，病得之于忧郁。

4. 他的病是因房事造成的。

5. 得这种病，是天气严寒时曾在流水中洗浴，洗浴后身体就发热了。

6. 病是脱掉衣服而汗被吹干得的。

7. 山跗的病，是因为大怒后行房事得的。

8. 他的病是因酗酒后行房而得。

9. 病因酗酒而生。

10. 他的病是因出汗时伏卧地上而得。

11. 她的病，是因为想解小便又不能解，然后行房事才得的。

12. 她的病是因为喝酒大醉而得。

13. 她的病是因流汗引起，

14. 他的病得自风气，以及睡觉时张口，食后不漱口。

15. 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而得。

16. 他的病是因洗完头发，没擦干去睡觉引起的。

17. 他的病是因喜好举重物引起。

18. 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却不能够引起的。

19. 得这种病的原因，是吃过饱饭就跑的缘故。

20.  他的病是房事不当而得。

21. 他的病是多次喝酒之后受了风邪引起的。

22. 是因行房事不节制而得。

23. 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

    理解了上述中医的理论，我们就大概明白了中国文化所谓的“整体”究竟是怎回事了。 由于不能理解五脏六腑的细枝末节，只好笼统的将人的病全部化为了生活不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李时珍先生一句“根状如人形者神！”就说明了人参为啥有神奇的医疗效果，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生活中的“智慧”， 而这也许是还有不少人推崇中医的原因。  

   可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从毕达哥拉斯（最早发现勾股定理的人）到公元后四世纪的阿基米德的古希腊先哲们却开创了另一种文化。最近看卢海昌先生的科普《太阳的故事》开篇就是“重返古希腊”，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人，虽然中国人观测天文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种文化， 把任何复杂的物理形体进行简化，首先在数学上给以实现。当然这种文化在历史上也遭遇了兴盛衰竭，在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里无人问津。从这一点上说， 中国人连绵不断的文化的确有自豪的理由。13世纪时，不知道啥的原因，欧洲人突然从阿拉伯人的手中看到了这种文化，因为古希腊人早已不在，其辛苦留下的著作被阿拉伯人锁在了图书馆里 （所以阿拉伯人也不省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复古”的运动，这一点和中国人还有点相像。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人类再也不走回头的路了。前面提到的卢海昌先生的《太阳的故事》，就把太阳的内部结构，能量释放， 甚至原始起源到最后的灭亡说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不同的是，每一步既有逻辑的推理，又有直接和间接的观测证据，与“王林”大师灵魂出窍，深山逮蛇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于是我们知道了：无限好的夕阳和早上的一轮红日并无不同，长安离开南京的距离比起太阳的距离来说根本不值一谈。这种由“知识”产生的“智慧”才达到了真的“智慧”。我们看到的心脏跳动固然重要，但指挥我们行动的却是表面上一动也不动的大脑神经，这在号脉中根本体现不出来。于是“心主神明”的中医不仅不智慧了，还成了方舟子先生嘲笑的对象。当杜甫先生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时候，他只是作诗而已，子美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广厦千万间如今早成了小菜一碟。关云长得到吕布的一匹赤兔马，高兴的说可以一日千里，可是现而今一天一万里也不用鞍马劳顿，还有漂亮小姐端茶递水。当然我们也知道了所谓的“齐王赛马”其实是一个二人零和对策的简单特例。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中国人再过5千年也还是扁鹊仓公，关公赤兔。当然了， 在床前明月光里想象家乡的梅花开了没有也许比一个短信过去说家乡其实啥也没变来的更有诗情画意。  

 

     现在我们大概清楚了，和由知识产生的智慧是真智慧一样，经过“还原”的整体， 才是真正的“整体”，而从整体到整体的整体始终是糊涂的“整体”。记得早先看方舟子先生的科普，说的是生物上原来认为不能还原的整体性质许多后来都还原了。自然了，科学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清代有两人因为对红楼梦的不同看法而老拳相向的故事，极有可能的是红楼故事对各自的神经系统刺激的不同所致。 最近看到方舟子先生谈宗教一文， 说：

【有多项研究表明，颞叶癫痫患者比一般人更具有宗教情怀。例如，一般人对与性有关的词汇（例如“性爱”）非常敏感，听到后会出现皮肤出汗等反应；而颞叶癫痫患者却对这类词汇毫无感觉，比中性词汇（例如“桌子”）还不如，相反地，听到宗教词汇（例如“上帝”）却会让他们非常激动。有的颞叶癫痫患者，在患病之前是很世俗的人，发病之后突然变得超凡脱俗，从此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乃至见桌子不是桌子，见椅子不是椅子，见到的是这些东西上面一些常人不会注意的美丽细节，为此感到造物主的伟大和神奇，虔诚无比，到处诉说】

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情感类的东西虽然暂时有许多不清楚，中医和中国文化其实更连点影子也摸不到，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是为什么。 

    数学上有门学科叫黎曼几何， 是用微积分来研究弯曲空间（称为流形）的一种几何，退到三维空间就是曲面的几何。 这种几何也称为“大范围微分几何”，追求的是整个流形的“整体”性质，可是要得到整体的性质，必须通过“局部”的坐标计算来实现，因为空间弯曲的缘故，不存在整体上的坐标系。这个学科的伟大之处昭示了我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描述这个空间弯曲程度的一个指标截面曲率（退到三维的曲面上叫高斯曲率）是仅由距离所决定的量。打个比方说，在平地上行走一小时能走5公里，可是在山坡上行走的话，可能一小时走不到3公里，所以距离也可以决定空间的弯曲程度。数学大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而高斯可能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高斯称他发现的定理，即高斯曲率仅由距离决定的定理为“绝妙定理”。可见即使伟大如高斯， 不经过复杂的计算，就能发现高斯绝妙定理是不可能的。回到钱学森先生上来，我们大致可以描绘他的心路历程。一方面钱先生领导过中国的导弹计划，那是一个上百万人参加的科学工程，1980年代有为一块钢板磨了两年的工人的事迹报道，所以钱先生对整体论情有独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弄清楚导弹生产的全部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他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典型如亩产几万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弄错了。其实在1958年发表的文章里，他说的很清楚，植物之所以高产，与其接受太阳光照有很大的关系，他并没有说是他发神功让粮食增长起来，这是他和严新，王林之流的故意骗人不同的地方。问题在于如何使得光照能像他说的那样？ 显然的钱先生认为现在的技术做不到，不能保证将来的技术做不到。例如牛顿先生用万有引力提出人造卫星的可能性时，他不大可能想到人类能造出地球卫星，不然牛顿先生首先应该是两弹一星元勋。另一方面，钱先生把科学纵向的例如划分为哲学，数学，控制理论，工程应用说明了他还是要至少“还原”一些东西，并没有完全迷信于完全“整体”的说法。例如他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呢？ 简单说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举例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史书包括《史记》在内都认为改朝换代乃天道循环：刘邦能为天子，天命的成分远大于其它的因素。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把社会变革还原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激烈矛盾从而引起无产阶级如陈胜、吴广之流的下层人民起来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因此而推向前进。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锤子把自己扎进班房的肖传国先生。实事求是讲，我们很难把肖传国先生说成王林一类完全故意骗人的骗子，不然他不会到处喊冤到现在。据武警医院的记小龙医生讲，肖传国接好的也许是一根神经，可是脊柱神经和大腿的神经好像两管铜线，即使接对了一根，这可能是肖传国先生搞清楚或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根，可是他不能把其它的也完全对接起来。于是不仅脊柱神经没有弄好， 连大腿也最后瘫痪了。这也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的一个生动科学事例，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肖传国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 

 

    科学带来的技术固然给人类带来臭氧层的破坏，但解决这个破坏还是得靠科学。  因为如果不是蒸汽轮船，季羡林先生不过一个山东临清的农家子弟，做梦也不大可能到达科学的圣地哥廷根。不到哥廷根，不仅国宝做不成，连臭氧层是个啥恐怕也不知道，农业社会的无知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实际上一点也不比工业时代少。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1976.01.24)〈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