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詠先生在《中國政“清華幫”盛極而衰》一文中談到中國文革之後，大批清華人走上中高層領導崗位的“清華幫”現象，並注意到十六大是“清華幫”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也作了一些分析。在這裡，筆者願對“清華現象”作更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 所謂“清華幫”現象發生於文革之後，而“清華幫”的成員幾乎全部是文革前入學的清華人，文革以後畢業的清華人在中國政壇高層的地位則並不顯着，甚至還不如某些院校的畢業生。如果更加仔細地觀察，就可以發現，文革以前的清華畢業生在中共高層幹部中的數量明顯多於其他院校的同期畢業生，而文革中畢業的清華學生在中高層幹部中的數量雖然仍較多，但已不是那樣顯着地多於其他院校了，至於改革開放以後的清華畢業生在中高層幹部中的數量則不但不明顯地多於其他院校畢業生，甚至還少於某些院校的畢業生。這一現象不能不說是與清華幾十年的傳統所形成的獨特優勢以及這一優勢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國高等教育的普遍改變而逐步喪失密切相關的。

文思詠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了“理盛文衰”的一些原因，但我以為最根本的一點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重清談而輕實踐的弱點，這對文科出身的人尤其嚴重，而從事工科的人們則因工作特點不得不注重結果，不至於與實踐過分脫離。尚且，中國的文科大學生在文革之前受到的訓練僅是馬列一家，連對付改革的理論清談都沒有基礎。改革開放的大業需要的是能做實事能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人才，較少脫離實際的工科人才自然成為首選。當然，80年代前，由於學蘇聯而造成的重理工輕文商的社會傾向，使中國的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時集中了更多的優秀人才也是事實。而清華人能在眾多的理工科院校畢業生中脫穎而出，則除了得益於名校效應之外，更重要的則是得益於清華的傳統。

清華是用美國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興建的，是第一所也是後來中國為數不多的幾所完全按照美國大學的方式辦學的大學之一，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之前的近四十年內形成了獨特的清華傳統。中共掌權後直至文革的十七年內，掌領清華的蔣南翔也是出自清華的清華人，因而儘管經歷了學蘇聯和反右，清華的傳統仍然得以傳續下來，並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下演化出新的內容。例如，在與工農相結合及與實踐相結合的口號下，特別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搞真刀真槍的畢業設計（即通過參與工廠和科研單位的真實項目來做畢業設計）；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和又紅又專的口號下，仍然強調嚴格的專業訓練，強調培養雙肩挑的幹部。這些都有助於造就大量滿足改革之初所需要的幹部，亦即，既有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又被認為政治可靠的知識幹部。

改革開放是一場大變動，並非所有幹部的思想都能適應這一轉變。陳一咨先生在他紀念中共前中書記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一片丹心照大千》中所提到改革之初的“中梗阻”就反映了這種不適應。所謂“中梗阻”是指四九年以後歷經各次運動而選拔出來的幹部（第二代），往往是改革前左的路線的得益者而難於從左的路線轉圜過來，成為改革的“中梗阻”。清華的講科學精神與講實際效益的傳統，加之蔣南翔為代表的清華領導人對於當年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時代各項政策的靈活把握以及種種富有人文色彩的校園政策，都使清華出身的“第二代”能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變。清華傳統的這種影響不只是在學校的教學科研活動中形成的，更是由學校日常運營的點點滴滴潛移默化而成。下面的一些事例是在當年階級鬥爭和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有些在改革開放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已經不算什麼了，而有些即便是今日仍是難以做到的。

其例之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之後不久，清華自行研製建成了中國第一座零功率核反應堆（俗稱200號），相對於國防科工委那顆用錢堆起來的原子彈，清華的領導人和科研工作者認為清華的核反應堆更體現了講科學和講效益的精神，據說蔣南翔甚至打算用200號的經驗報告去影響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從而影響中國的發展。

其例之二，六五年我入清華之後在清華大禮堂的新生入校教育大會上，報告人（記憶中是當時的團委副書記方先生）在介紹清華歷史時不加任何“註解”地告訴我們，當年美國將其所得的全部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用這筆錢建立了清華。這是我從小學到高中第一次聽說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善舉，而當時又正值抗美援越的高潮，我受到的震動可想而知。反觀2001年鳳凰衛視製作的電視片《水木清華九十年》，在談到清華是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所建時，仍不忘加上“奴化教育”的旁註。

其例之三，文革前的大學招生，學生的品德操行評語往往占有相當的重要行。蔣南翔卻要清華負責招生的幹部和老師不要太看重中學的評語，因為這類評語往往包含不實之詞和偏見。

其例之四，清華的一個特點是正視差別，發揮差別的優勢，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多樣化。除了因才適教，組建學生的文體社團，鼓勵學生的多樣化發展外，在生活管理上也區別對待，例如，針對女同學的飲食特點，成立女生食堂；根據女生的生理特點，對女生參加勞動有很多規定以避免對身體的傷害，記得其中一條是規定女同學不得搬拿20斤以上的重物（不過，這一條在美國可就有“性別歧視”之嫌了）。

其例之五，清華當年的生活行政系統部門對教學科研提供的服務，迄今仍是我所經歷過的最佳。我的一位學長給我講過他的一次親歷，他患有腎炎不宜食咸，一次食堂吃紅燒排骨，他把排骨拿到水龍頭下去沖淡，一位食堂大師傅見了就走上前問他，是不好吃還是有別的原因。那位學長馬上告訴他，只是因為自己有腎炎不能吃咸。這位大師傅馬上對那位學長說，那好，以後你的菜我們為你單做。我這位學長的病號飯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之後。在美國或今日市場化的中國，由於競爭也可以產生很好的服務，不同的是，前者給人以親切的人際感覺，而後者則不免留下追逐利潤的痕跡。學校的管理是最生動的樣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是無法由書本知識取代的。

其例之六，1965年秋清華高年級學生到北京遠郊參加農村四清，蔣南翔在稍後（66年初）對帶隊的清華黨委副書記劉冰說，北京市委現在有困難，要劉主動多擔責任。聽參加過四清的學長講，清華的四清工作隊有正確對待“勇敢分子”的說法。由此可見清華的領導對運動看得比較“透”。

國人通常把清華比作美國的麻省理工，實際上就校園文化而言，清華更象美國的斯坦福大學。與斯坦福大學一樣，清華也是治學嚴謹而又無學究的刻板，學生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同時也為以後向多種方向的發展打下基礎，校園的學習風氣勤奮刻苦而校園生活豐富多彩，工作上認真求實而又能靈活應變，清華的校園文化促使人們勤奮進取，紮實求新。

清華的傳統以及文革前開明的清華領導人造就了清華在那個思想僵化年代相對於其他院校的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全國大學院校都開始學習引進西方的教學方法和經驗，衝破僵化教條的思想牢籠，清華的上述優勢也就日漸消減。特別是文科院系，一方面開始擁有更廣泛的理論思想資源，另一方面由於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文科師生拋棄過去那種“一杯茶，一枝筆，一張紙”關門做學問的傳統，也開始辦公司搞諮詢，日益深刻地捲入社會實踐。文科學生與理工科學生在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方面的差距正在縮小。

不過在我看來，文科出身的人才大批走向中國政壇高層，尚有兩大障礙，一是在當今中國仍然實行專制而未充分解放思想之際，真正的優秀文科人才恐怕仍不為中共各級領導所容，甚至遭到打壓；二是在當即中國社會腐敗成風的情況下，文科師生由利益驅動而造成的投身社會實踐的衝動，如不能正確把握，很可能滋生新的腐敗。

由此可見，清華人在中國政壇高層大量現身，是在特定時期發生的特定現象。改革之初選拔的知識分子幹部多數是文革前的畢業生，即所謂的“第二代”，清華出身的“第二代”既能雙肩挑思想又不十分僵化，自然容易成為首選。下一個被選入政界的知識分子年齡段即文革當中從大學和中學畢業的一代，這代人經歷了文革以及後來或上山下鄉或去工廠礦山的種種社會實踐，是完全不同於他們前後任何一代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清華傳統所形成的優勢在這一代人當中已不很明顯，加之由於清華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清華的文革一代中最有能力和才幹者大多在文革中成為造反學生的領導人而不為後來的當政者所容，只能尋找從政之外的出路，因此這一代清華人雖仍有相當數量走上各級領導職務，但已經比第二代大大減少。

從政的這一代人中，理工對文科仍有絕對優勢，除了由於理工科畢業生較易在工廠礦山從技術革新和基層管理作起而取得成就外，那些經過上山下鄉的文科生中最優秀分子，曾在改革之初做過大量有益的工作，但由於其理論探索的最終指向必然與共產黨的許多“基本原則”相牴觸，因而難為當局所容甚或受到整肅。至於改革後中學畢業進入大學的一代，他們的學習環境和社會環境完全不同了，這一代人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中國，清華傳統的一些特點已不再為清華所獨有，清華傳統的另一些特點則可能促成了清華畢業生從政人數的驟減。隨着改革開放的擴展，從政已不是中國社會的精英體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了，清華的校園文化使清華學生更可能選擇從政之外的道路，諸如出國，自己開創事業，或到外資公司工作等。

實際上，按照最近十幾年的趨勢，由於清華學生畢業後安於公營企事業工作的大幅度減少，亦即可供當局選擇從政的清華學生大大減少，除非中國選擇幹部的制度徹底改變，清華學生從政的很可能少於其他院校。

現代國家的政治人物應以從事法律，行政管理，社會結構等文科工作為背景的居大多數，例公人才從政的應是少數。清華不同於哈佛耶魯，清華的理工科學生較少從政，而更多地在科技發展和開拓新事業上做出成就，倒是更合乎現代社會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