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甘德懷報考北大法學院。他做為唯一通過初試的外校考生，在複試時被淘汰，而兩名沒能通過初試的北大畢業生，卻破格參加了複試，而且全都通過。這一經歷被甘懷德在網上公布，引得街談巷議，引發北大法學院的誠信危機。

筆者長期在美國讀書，就國內情形不甚了解，沒有發言權。但是，一些人以美國的規矩評價此事，筆者作為個“過來人”，就覺得有責任澄清某些事實。目前國內的博士課程要上正軌，大家都有意識地要借鑑美國的經驗。美國的經驗是否適用於中國，筆者不敢說。但至少我們應該搞清楚什麼是美國經驗。這正是筆者的目的。

甘懷德報考的教授朱蘇力，就甘的指責寫了一篇答辨，對考試的方式本身提出質疑。他大概想說的是：導師帶博士，應該儘可能自己說了算。不過儘管這話沒有公開說出來，還是引來方舟子先生如下的譴責：

“朱教授據說在美國讀過博士學位，...那麼美國的博士生錄取是否像朱教授說的不採取考試方式呢？否。眾所周知，要報考美國博士生，都要參加GRE考試（報考法學院研究生可能還要參加LSAT考試），各個美國大學對此都有明文規定，而且也普遍定了最低分數線。美國教授的錄取權力，只是針對那些已達到GRE分數線的申請者的。恕我孤陋寡聞，我沒有聽說過有哪個考生沒考好GRE或類似的全國性考試就在美國正規大學讀博士的，即使有的話也只是例外情形，不足為憑（也許朱教授在美國讀的博士就是這樣的例外？）。我承認教授有權力不錄取初試考得好的學生，但是我不認為教授有權力錄取沒能通過初試的‘熟人’。”最後方先生義正詞嚴：“法學院尚且如此踐踏程序，如此毫無尊嚴，何況其他機構？”

據筆者所知，美國大學雖然有GRE最低分數線等等規定，但教授的好惡，遠遠比分數線重要。規定從來是可以破的。筆者當年托福只考了590，再考跌到580。後來妻子被耶魯錄取，作為陪讀出來。先旁聽了一堂課，馬上被上課的教授推薦到東亞研究讀碩士。

在讀碩士第一年，上一個大牌教授的課，寫了兩篇僅10頁的讀書報告，第三篇按期寫不出來，去教授的辦公室請求寬限。這也是和他的第一次私人談話。他給了我寬限，然後說：“你有讀博士的良好素質，你想不想讀？”筆者當然喜出望外，不過自知托福、GRE不行，也無再考的勇氣。於是問：“我沒有托福、GRE成績，也不太想考，怎麼辦？”他馬上說：“我們對你已經有了解，不需要這些。”後來果然被錄取了。

可見，筆者就是象方先生所說的沒有參加初試的考生。國內拿着優異的托福、GRE成績的申請耶魯歷史系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筆者在校這幾年，沒有見系裡從中國直接錄取過一個學生，錄取的則是本人這樣的“熟人”。道理很簡單，培養博士很複雜，選拔人遠非考試能夠解決。博士導師某種程度上就是個足球教練，你不可能拿着個百米和12分鐘跑的成績，要求他在通過這樣的“初試”的人中選拔隊員。導師的經驗和直覺，往往比幾個考分重要。

這套規矩是否能夠移植到國內，筆者很懷疑。因為國內學術腐敗太嚴重、教授公信度太低，所以筆者也很同情甘懷德，覺得他把問題提出來還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忽視了學術的複雜性。

在美國申請博士，有三大件：自述，推薦信，和GRE等成績。而GRE絕不應被理解是為什麼初試，只不過是考試公司設計的智能測驗，供學校參考而已。許多教授看中的，是你的個人自述。自述最多兩頁，非常簡短，但很說明學生的素質。其實不用說申請博士，就是畢業找工作，也要靠這個。大家寫自述幾乎都找人幫忙、提各種意見，但也很難作假。因為博士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很特別，別人無法幫你發明。美國的博士，大概大部分是在沒有見面的情況下錄取的。北大發學院這次的複試搞得很混亂，而且花了不少精力。這樣費力不討好，為什麼不多通過學生的自述來選拔人呢？

就公眾而言，要監督的也不是這些具體的錄取細節。監督太具體，教授的學術自主權就沒有了。美國的大學錄取博士當然有正當程序，但這個程序的本質是教授說了算。具體錄取誰，決策過程並不透明。從這個角度看，筆者以為，公眾更應該監督的是博士課程的結果。比如北大法學院今年幾個博士畢業，復旦有幾個，這些新博士，哪家的厲害。如果一個學校培養的博士總不如人，教授就會有壓力。筆者對甘懷德的勸告是，條條道路統羅馬，北大不行，還有別的學校。最重要的，是自己學有所成，用實際的成績證明朱教授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