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展中国生命科学提议的几个问题 |
| 送交者: 饶毅 2002年03月03日14:23:33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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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中国生命科学提议的几个问题 饶毅 最近有人email寄来网上对去年一份提议的讨论和批评（有些或者应该叫批判）。这份提议是我和其他二十几位旅美科学家关于发展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一个建议（网上流传的版本不是原稿，在简历等方面有不准确的地方）。有些人大概是好意让我知道他人的意见，有些以匿名地址给我寄来谩骂邮件的，可能是怕骂没有给我听到的话伤害不够深。我对于善意转意见的表示感谢，对于恶意中伤的也有劝告。 我将简单介绍一下提议的背景。在介绍前，我先声明：我不认为我有义务在非决策和专家评审过程以外接受答辩。如果我们这个提议通过了，新的基金会运作自然可以采纳好的建议，也可以用事实来回答批评。之所以现在要有一个说明，是因为建议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有外界激烈的批评，不仅对提议者不公平和造成伤害，也会阻止今后有人愿意做积极有益的事。但愿这只是现阶段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 我想：我不会是唯一一个认为科学发展是中国所必需的人，即使中国的广大农民也不会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把所有的经费用于救济，科学技术推动社会是由长期历史证明的；同样，我也不是唯一认为中国目前科学发展是到了理想程度的人。有许多方面有改进的余地。许多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需要更多好的人才，更多经费和改善的管理结构。 我近年去中国的次数不算少，对中国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有一些了解。我观察和思考后认为最好是能使人才，经费和管理同时得到改善，因为这三个环节关系紧密，既可以互相促进也可以互相制约。过去的经验表明：只改进一个因素或两个因素时效果有限。有很好的人才没有其它两个因素不行，同理类推其它因素。在这样的思考后，我几年前写过一个建议，认为中国可以有一个计划用大量经费以中国国内德高望重和有远见有经历的专家管理，吸引从科学技术到经济管理等多方面人才，推动中国全面发展。我从中国得到的反馈意见中包括：如果国家有这样的决心和经费,会有理想的人才来吗？是否可能在某一方面先试行，以后积累经验再推广？ 这以后，因为自己的学科背景，我与一些在美国的生命科学同事们有交流，探讨在生命科学界内有无可能有一个提议。由于不同原因，有些人对于在中国的科学发展目前没有兴趣，而有些人有兴趣。在这样的基础上，用了约7个月草拟了一份170页的提议，并不是写这些字要多长时间，主要是关键内容和思想达到共识要经过商讨。 我们提议建立一个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基金，投入较大经费供多年稳定使用，由一个国家科技教育界领袖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公开在海内外竞争性选拔合适人才，而整个管理以专家评审和每五年考核，减少行政人员并使传统的行政人员进入辅助行列。以上这样的框架,可能同时使中国生命科学在人才，经费和管理这三个环节得到改善，使人才不被过时的管理体系限制，经费不被管理不当人员消耗，管理改革不成为只改空架子。这些是提议的主要思想。 进而言之，生命科学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基础，是有发展前景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也是重要的。认为中国只需要推动生物技术产业而不需要推动生命科学的观点，不是为国家长远利益作想。一个或几个公司可以没有科学研究基础，而中国一个国家不能依赖抄国外结果来推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至少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是需要发展生命科学的。 具体措施要在中国决策机构原则上同意后，才能进一步商讨，最终取决于中国决策机构。我们的初步提议是用16亿美元供二十年用，其中之1亿供可能的建设，改造和仪器，设施，其它15亿用来生利息供逐年使用。这样的经费总量，我们认为也有道理的。十一年前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分子和细胞生物研究所，目前这个研究所每年的经费为二千七百万美元。在我们写提议的过程中，《自然》杂志编辑给我们证实：今后四年,新加坡将在生命科学与技术方面投入四十亿新元（22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十亿新元（5.5亿美元）。我们为中国这样一个较大的国家提的计划，二十年的总经费只是新加坡四年的经费的约一半多，每年的经费只是新加坡的五分之一，在这样的比较下，计划中的投资也就不算太多。 鼓励优秀人才安心和专心为科学工作，而不是为中国现有经费管理体系中下级行政官员工作，是有效地应用有限的经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二十年的过后，即使没有这个基金，中国也有可能在生命科学和技术上实际上投入了比这多的经费，只不过没有一次计划可以产生的同时引进新的体制和人才的效果。 具体结构上，我们建议，与其分散使用，不如集中在一些研究中心，比如设立15个研究中心，每个中心每年以5百万美元的运转经费，如果每个中心有5到12个实验室，就有75到180个实验室。这些中心可以设立在中国已有的研究和教育机构里面或附近，互相促进，但管理体制上由基金会统一管理、而独立于现有机构外。目标是现有机构从新的管理体制中得到经验，最终有相似的管理体系。提议由中国科技界领导和专家总的管理基金会，包括选中心负责人和5年一度的大考核，而中心的负责科学家管各个中心人选和科学，使管理和运作分开。提议上有二十多人写了13个中心的提议，显然只是所有可能实验室的一部分候选人，表明如果有这样的基金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研究人员愿意参加公开竞争，有什么样的课题可能出现。我们在提议中明确表示：如果国家决心采纳建议，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竞争招聘。但如果不清楚有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愿意投身中国的事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履历提供在后面，供国家参考。 我当然不认为我已经全部了解海外科学家的情况，但我觉得能得到这二十多人的兴趣，是一个很好的抽样调查结果。这个提议没有包括所有中国在美国的主要生命科学家，因为这是没有得到批准的一个提议而已，如果批准了，也许有更多的人才，不仅是海外的，还有国内的会愿意参与竞争。就已有的人，我觉得可以显著提高中国的水平。有些人选，不仅是中国人在美国做科学突出的，在他／她们相应学科里任何国家的同辈科学家里面，他／她们也是突出的。在人才选拔上，可以说可能有其他水平相当的人，但是基本上很难给中国找到更好的组合，在其它学科与其相当的也不会容易。 有观点提出中国应该要吸引年资更高，最好是有诺贝尔奖得主去中国。我认为，过分提倡这个观点不仅是不对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在有些场合和时代诺贝尔奖得主是可以对中国有促进的，比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李远哲等先生在不同时期起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样的榜样有几个也许就可以了。而中国更需要还活跃在第一线做科研的人才。如果等一些人做过系主任，得过院士再去中国，这样一来结果是引进即将退休或退休的人，这在我看来是不对的。过分提倡要年资更高和诺贝尔奖这个观点可能是有害的，因为有一批人将不会把壮年活跃的精力投入中国，而等到走下坡路或退休后去中国。我个人认为，中国如果过分提倡或不及时抑制这样的可能，那与自我虐待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在提议中明确表示如果国家决心采纳建议，就应该公开招聘，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习惯上常常出现的：各种提议首先是想到各人自己利益。我们要求各位提议者以公利出发，花上时间和精力来设计一个从科学家角度可行的方案，而即使有批准，各位提议人也只是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公开竞争。同样，具体有哪些中心，各个中心有哪些学科和课题也自然是在竞争人选过程中才能确定的。有观点认为没有在中国证明有工作能力的人，应该在中国接受考验后才能支持。 中国考验大概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和人事，如果新的结构可以和国际通行的相比，把这些阻碍科学的考验去除，不是更好吗，为何要活跃的科学家都去钻老套才行？有一个所谓回中国的考验，实际不是回中国的问题，以前多数回中国的科研人员,在海外期间没有独立领导过实验室，回去有问题是独立研究能力的问题。其实，也有美国人学生期间很好而领导实验室不成功的。如果竞争者已经证明有领导独立研究的能力，这个考验也就已经过关了。同样有科学家掌握经费考核，也避免了研究人员经常受行政人员干扰的“中国考验”。 因为历史原因，目前在美国的多数留学人员还不是积极向往到中国去工作和生活。参与这个提议的科学家，他们的生涯都处于活跃和上升阶段，仅仅从个人科学生涯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去中国做更多的事情。过二十年,他们还是华裔里突出的科学家。他们的学生也有许多不愿回中国，有些学生为中国吸引去了，他们也尽力提供支持。没有一个是因为在美国工作不下去了而要向中国写提议的，相反，倒有几个提议者是中国人在美国拿研究经费最多的HHMI成员。有一个据称教授者断定提议者在美国每人每年只有10万美元研究经费，言下之意这些人是到中国去抬高自己。这个观点对于在美国的多数教授和学生都不用说明，不过在中国的一些读者也许有把这位美国教授观点作为真理的。如果中国原则接受提议，最终给每个实验室经费本身就应该具体每个实验室不一样。 这位美国教授断定提议者在美国只有10万美元经费不知道是哪个学科和学校的行情。HHMI要是一年给10万美元全美国大概竞争的人会很少。对美国生命科学界来说，一个常识是NSF的经费一般每年10万，是一些实验室用小课题做补充。NIH经费多的人不常申请NSF经费，而HHMI的人更不用说。研究经费的多少是研究课题和能力的综合，不是也不应该象中国国家机构评工资一样，不要用中国评工资的程序和社会文化来对待任何科研经费申请。参加过国际基金评审的人都知道，每个课题是先评是否其科学好，结合研究者能否胜任，以后再考虑要多少经费。在没有课题的情况下，审核经费，无疑本末倒置。 至于有些人恶意的进行人身攻击，我想这样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高等教育，也要敢于在自己的子女成人以后为自己的言行自豪。另外，如果有一点法律知识，就应该知道在网上匿名写东西，和在小报上发文章一样有法律责任（网站和作者）。我的劝告是，如果从个人心灵深处以阴暗的心理看所有的事情，也许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如果认为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居心叵测的，那只能说明有这样心理的人对中国人和中国都完全丧失了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关心中国也许更好受。中国今年一个会议要出通知时要了我一份中文简历，还成了要求其他参加会议者写简历的模板。有人对我那简历大肆攻击，认定我的简历象中国风行的名片（虽然我从来没有发过名片，以后也不会发名片）。我的简历不过是事实的罗列。想找我错的人逻辑很有趣，在找不出证据说有毛病时，就是有几个不相信，而他的不相信就是我的罪过。其中有趣的前提是认为我只能做他喜欢的决定。这个世界人多，我觉得要做所有人都喜欢的决定也不一定就带来快乐。 我曾经参与签名反对一位在美国的一般科研人员到中国去过分炒作，有人甚至攻击我和其他人批评这样的现象是为了自己。我既没有对自己的学术水平信心不足到要和任何人争高低的程度，也没有愚蠢到认为中国读书人已经到了百分之百能够分清是非的地步。有人又转而要求我对所有有关中国科学的争议，甚至一些个人争执，都要发表意见，我也没有能力和时间担当这样的任务。我觉得我已经做的不低于同行还在工作的科学家的平均水平了。所谓基因皇后事件，我觉得总的来说对抑制到中国的浮夸还是有一点点好的效果。以后一些报刊寄给我资料要求评论，我也写过，虽然不能每次答应。因为怕海外，特别是年青学生，认为中国没有好的科学家，我也简介过一篇中国生命科学的成就。我也不觉得这些行为就应该有人给我发带病毒的email。有些学生认为和生命科学或神经科学有关的事件，就有我参与，我还没有这么大的神通。我写中文的间歇性很强，毕竟我还不是专业中文作家。我还常打错字。 有一个转来的对我的劝告很有意思，大意是说：要做有道德的科学家，只能留在美国，不能和中国有关系，更不能回中国。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不是不知道中国和一些去中国做事的人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甚至原则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是好人和不好的人都有的地方，以各种方式增加了好的力量，才对的起自己出生的土地。 讨论这个过时的提议，部分原因，是希望今后有以积极态度为中国发展提建议者，不要因为他人对我们的批评而却步。好的人减少提建议或参与中国发展，坏的人的市场就增加。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很多，偶尔实践一下也许可以成为积少成多的一部分。 2002年3月2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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