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既苦於公共知識分子太少，也苦於公共知識分子自覺程度不夠。中國需要公共知識分子，但真正能站出來的像楊小凱、郎咸平、張思之的人，太少太少。與此同時，已經站出來的公共知識分子自覺程度不夠，這一自覺程度不僅是指對外，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也指對內，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識。

　　1989年後，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比上世紀80年代少多了，知識分子的犬儒化，是不正
常的社會生活造成的不正常的精神現象，這是倒退；但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歷史的複雜層面，那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性公共批評，正在讓位給專業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批評，這又是進步。公共知識分子逐漸讓位於專業知識分子，文學型籠統批評正在讓位給專業化背景下的具體批評，這是現代化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問題在於有沒有第三階段，就是當知識分子專業化以後，專業化的知識分子有沒有再站出來說話。我們今天可能正處在這個轉折點上。

　　我為什麼欽佩張思之作為一位出色法學家為那些註定挫敗的被告挺身而出作法律辯護？為什麼欽佩郎咸平作為財務分析專家為中小股民的利益敢於向大公司總裁提出挑戰？為什麼欽佩楊小凱一個達到世界領先水準的經濟學家卻不斷發表對中國問題的公共性批評？就是因為他們的公共關懷和此前那種知識分子的救世主心態完全不一樣，他們開始了所謂公共批評的新一頁。

　　他們的出現反映了知識分子的進步，克服了公共知識分子只有公共關懷卻沒有專業素養的前現代弊端，又克服了現代化進程中只有專業成就卻沒有公共關懷的狹隘。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從產生開始，就與左翼文化有種種扯不清說不白的聯繫，如果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再出發，就需要割斷這些聯繫。這需要他們有非常強的反思能力。要非常小心地維護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同時又要非常小心地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混進來的東西。

　　其次要警惕的是自己的公共關懷裡哪些是真正的社會關懷，哪些是僅僅為了自己的道德美感。公共知識分子是有道德陷阱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反思能力，很有可能開口第一步，就跳進這個道德陷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