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教師，我的祖母是教師，我的曾祖父是教師——他是前清末代秀才，而我本人也是一位有了剛好20年教齡的教師。值此新中國第20個教師節，我或有些許發言權。

教師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人們想象中的社會尊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謊言騙了我們1000多年。因為教師，教師所指代的那個社會階層，從來也不具有獨立的社會地位，獨立的經濟地位，也同樣沒有過自己獨立的文化品位！打從1300多年前的李世民指着正奮案疾書的舉子們笑稱“好啊好啊，天下英才如今都被我裝入口袋”起，中國不再有真正成其為階級或階層的知識分子——那只是一群相貌、穿戴、言語習慣、行事方式相類的群體而已！

我的現代文學老師那課上的激昂慷慨，對新文化運動的由衷讚揚令我打定主意立志當一個教師，一個可以憑藉那塊小小講壇指點江山、揮灑歷史、褒貶偉人、暢舒胸臆的英雄！當然那應該是塊大學的講壇。然而就從我立志的那一刻起，這20年，我經歷了由失望而至無望至絕望！那不是我要的講壇！

我的古代文學老師自稱是“搬運工”，他恪守職責，盡心備課，雖無獨到的思想，卻有勤奮的勞作，我們都能接受；我的中國通史老師，穩妥紮實，學養深厚而言詞謙恭，偶或還將我的“別出心裁”嘲弄一番並事後將我叫去，勸道，“有些心裡有的事只管心裡放着，不必在課堂上大聲嚷嚷”，這我們也能理解；而我最為崇敬的那位，那位視魯迅為自己行為楷模的現代文學老師，卻在畢業時校方召集少數同學參加的座談會上，為我們唱了一首“唱支山歌給黨聽”！——也許我成年後已經釋懷，他畢竟當過三次“反革命”，他那時正寫了入黨申請，許是不想第四次當“反革命”吧？給黨委書記唱支“山歌”也不為過。但是……我的志向，由此變味。

我上講台的第一門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曾以極大的熱情去研讀黑格爾、羅素、薩特、馬克思、列寧等的原作，發現哲學與馬克思哲學有着巨大的差別，自然哲學還好，社會哲學就幾乎是令人絕望了，而且，我根本不能以明確的語言來向我的學生傳達我個人思考的結果！

第二門課是政治經濟學。我同樣是抱着虔誠去讀完四卷本馬恩選集中的政治經濟學部分，但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當這門課與現代經濟學同時開講時，我必須是個陰陽人、兩面人才能完成我的工作。理論的謊涎、現實的反駁，是一個良知尚存的教師所不堪的重負！

其他還有大學語文、中國文化概論、中國通史、社會學、世界觀名著導讀等等客串性的課程，箇中幸酸不能一一道盡，只記着我的學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內心是一天比一天麻木。有一次當我在文化概論課上講到比爾蓋茨向世人公開的遺囑中決定將自已全部近400億財產的98%捐贈給社會時，有同學插嘴道，“有近1億也夠花得了”，當我講到卡耐基說“帶着財富死去是一種罪惡”時，下面也有回音，“總比窮死好”。我在麻木的學生後面也跟着麻木了。1980年代我遇到位學物理的大二學生，他能跟我談存在主義哲學三個小時而不知疲倦，而今天學數學的大學生居然不知道萊布尼斯還是位哲學家！

我在課堂上又能說些什麼呢？我的直言，善言，甚至是狂言，已經令我失去了很多很多失遷的機會。而即使在我“成熟”以後，我還是需日日“面聆”校領導的所謂“學術無禁區，課堂有紀律”的教侮——那還是位與我私交很不錯的校長呢。

從2000年起，我已將自己的專業定格為法學，主要是法理學，憲法學和刑法學。我放棄了令我人格分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等課程，但法學也同樣不能維護我的人格獨立。只有法理學的課堂才能讓我開課時多一些真誠——也只是一些而已。

在教育體制方面，我不會有比旁人更多的體會，我是教師，也許能稍多得一點所謂“教育產業化”的甜頭，但我同時也是一位“學生家長”，在這個最不能容忍“產業化”的領域，居然“產業化”。教育是工廠，課堂是流水線，畢業生則是十數年前風行於溫州的偽劣產品。不久前北京有一個世界各名牌大學校長的論壇，北大、浙大的校長正在其上誇誇而談，可就是不談如何不惜代價地招來最可造就、最有前途的“一流的學生”！他們的“一流大學”居然不是造就“一流的畢業生！

好象學校不是為學生而辦！

為了我才領到的500元“過節費”，我要說一句，”教師節，你好”；為了我死去多年的曾祖父，為了我家已從事了100年的祖國的教育事業，我要說，“縱然我已絕望，但我們還是要有希望，希望明天一切都會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