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文章内容陈旧、观点重复、人云亦云、了无新意，到不讲作文规范、不讲做人道德，拼凑模仿他人文章，再发展到写都懒得写，直接将他人学术成果冠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拉关系搞权钱交易出版假冒文字产品，这是学术生产从出低档货到出残次品，进而到出假冒产品的发展过程；是从个别生产者（学者自己）不注重产品质量发展到个别班组（编辑与学者）不注重质量，再发展到整个工厂（杂志社、出版社与作者合谋打造）联合制假售假的过程；是从个别学术产品的不规范低质量，发展到整个学术生产方式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的无序失范与问题丛生，属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同一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学术产品的质量与学术成果的评价不无关系，其实根源在大学的用人体制。由于学术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获得一时喝彩的文章不见得具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一时不被理解甚至被人看谈的东西，却可能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欲生产高质量的学术产品，首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学术产品生产者——学者——创造高品质学术成果的积极性，激发他们打造一流产品的动力。而提高学者生产积极性与创新动力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激励机制。

正是用人机制即人才评价选拔激励机制的不合理，使得一些国营企业较少技术创新，有才干的科技人员发挥不了作用；使得人们将心思精力用在做面子工作，搞形式主义，与领导拉关系或用假积极假成果欺骗领导等等方面，最终结果是科研活动缺乏活力，高质量高效益的科研成果愈来愈少；同样，也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用人机制，或者说缺乏合理的评价选拔任用激励机制，使得大学内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使得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使得平庸、低质、假冒的学术产品泛滥成灾。只要大学的人才选拔评价依然是校长个人说了算，教师的聘用与否、“学术地位”、经济收入依然是少数几个人意志的产物，那么，这样的选拔评价任用体制在造成平庸者不断涌现的同时，必然造成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下降，研究成果的落后与低质量。由于个人在知识结构、价值偏好、生活经验、社会地位与信息把握方面存在诸多片面性，由个人评价选拔人才，难以做到科学合理。一个主观武断说一不二的校长，喜欢唯唯诺诺为领导马头是瞻的教师；一个对劳动价值论坚信不移的校长，对于质疑劳动价值论、推崇均衡价值观的学者不会有太高的评价；一个对自己的创见十分在意的校长，对不仅赞同自己的观点，追随自己的思维路径，且将自己的观点推向前进并发扬光大的学者，报以青睐的态度，赋之以研究所长主任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职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一个精通国学的校长，在评价选拔国学人才时尚能伯乐相马惟才是举，但在评价选拔现代西方哲学人才时，则可能勉为其难乱点鸳鸯。而且，个人评价与选拔人才，还容易导致学者行为作风随领导性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发生学者行为观念的异化。如果校长喜欢喝酒娱乐，青睐酒肉朋友，那么，很多人就不会把心思用在既辛苦又寂寞的冷板凳上，而是想方设法寻求置酒备饭的机会；如果校长注重尊严与威信，人们就会把心思用在察言观色、表示忠心，不失时机的支持领导的意见上；如果领导喜欢名声，人们就会想法将自己的文章或书稿上打上领导的芳名。功夫在诗外，“诗歌学术”怎么能够发展繁荣，又怎么能够出人才、出精品。

反之，如果教授治校，人才的评价选拔使用，由教授委员会或者一定范围的学生讨论投票决定，那么，在评价选拔人才上，就会因集中了集体的智慧，考虑到多方面的要求，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做到较为客观公正，以避免个人选拔任用上存在的诸多不合理。多数人在知识结构、价值观、生活经验上具有多样性，因而他们的人才的选拔评价亦具有全面性与综合性；众人的信息来源是全方位多渠道的，因而会获得比个人决定更为全面的信息，众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与评价对象的关系各不相同，不同立场角度的评价与选择，会过滤掉极端、特殊偏好、特殊利益牵涉的认识判断，形成较为公允中道的评价与选择。人们也许会说，你说个人选拔评价人才不合理，企业不是个人选拔任用人才，不是老总说了算，怎么照样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呢？仔细分析可知，企业与大学存在本质的区别：企业处在激烈的人才技术与产品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领导人具有做出合理决策赢得竞争的强大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决策失误不仅事关名声面子、企业生命，更直接影响到领导者的自身财富与社会地位。由于教育资源的垄断，大学不仅少有竞争，而且在高等教育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的今天，大学更处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势地位，不论办得好坏都不愁生源，不愁财政拨款，不愁管理人员与教师工资待遇的改善。不论在管理上还是在人才产品提供上，大学都不存在同行业的有效竞争。风险仅仅来自于主管部门领导对校长和学校的印像与看法，来自所辖范围内的和谐与安定。国营企业的科研开发，所以发展势头差，研究成果少，研究人员积极性不高，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国企老总搞好企业的动力不足，既缺乏与经营效果相联系的职位竞争压力，也缺乏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激励。心思全用在取悦上级，用在任人唯亲和编织权力网上，以至庸人辈出，能人受排挤，员工行为变异，所作所为令人不可理喻。这一点，大学同未经改革的国企有相似之处。

其次，学界不良现象乃至学术腐败的出现，还与盛行于各大学以论文专著数量为标准考核评价人才的方法有关。不看你的思想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具有价值；不管你的讲课是否有水平、是否受欢迎，单纯的数量考核办法，肯定会将人才与学术成果的考核评价引向歧途。由于社科成果评价的复杂性或者说衡量学术的困难，在美国当教授是不看论文数量的。而看你是否有思想、思想的质量如何。想一想，相对于我们一些学者整理摘抄乃至剽窃他人的数量庞大的学术成果，一篇“企业的性质”的经济学论文，从数量讲是微不足道的，但二者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一样吗？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助教时，曾询问大学教授升级的衡量标准，对方答曰：单论研究成就；又问：文章要多少才能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没有想过；又问：没有博士可不可以升级？答曰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可以升级吗？答曰也可以。甚至连文稿也没有一篇，只要你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靠口述都是可以的（《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第38页）。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如果继续采用以文字数量为标准的人才评价与选拔制度，那么平庸之作，急功近利的拼凑甚至抄袭之作是难以杜绝的。虽然这类文章和书籍既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也不会有市场价值，但由于它们的有无、多少，对教师的评价、职称评定与个人收入乃至学术地位影响重大，这类“学术成果”肯定还会不计成败利纯大量问世的。

再次，学术产品的平庸低劣与假冒泛滥，还与意识形态控制有关。今天，思想新颖、观点独特的文章常因触及敏感拥有较大的出版风险，而讲官话套话，做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发一碗豆腐豆腐一碗的辩证宏论，搞汇编摘抄转录式的著作，不仅毫无政治风险，还极有可能成为出版社杂志社资助的“具有社会效益”的产品。有国家的资金资助，又有人愿意掏钱出版（自费或拉赞助出版），还可以给作者、编辑、出版单位及其领导带来好处，如此，平庸乃至腐败的学术出版怎么能不红红火火呢。此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低水平与研究成果的低质量，还与社会需求有关。由于政治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滞后以至停顿，使各级政府、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对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没有兴趣、缺乏需求，相关的理论研究因没有基本客户或者大买主，而缺少资金支持，缺少发表成果的园地，缺少学术成果的购买使用者，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一点同经济改革完全放开，全面深入的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很少意识形态限制的情况不同。各级政府、各经济社会组织，不论是调控经济还是体制创新，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改善投资决策；不论改革方案的论证选择，还是解决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都离不开切合实际、观点正确、富有真知灼见的经济理论成果。加上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使得个人从投资股票到买卖房产，从管理企业到参与保险，无不需要经济学知识的帮助与指导，如此，使得经济学研究拥有了除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的巨大需求外，人数众多的个人需求市场。满足这一巨大需求的图书出版和相关研究的资金投入，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促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愈来愈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愈来愈好。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之初，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呈现普遍繁荣的景象。因为当时，党和政府迫切需要相关学科的崭新理论成果为解放思想开放改革摇旗呐喊，为新时期的改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观念指导。官方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思想禁区的打破，文化意识形态管理的改革，出版业普遍繁荣，有力的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市场与普通大众对现代社科理论知识的强烈需求，又推动了普及性研究与相关文章书籍的译介写作出版，使得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89年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政府对大胆激进的社科理论持警惕态度，不再予以提倡。以揭露现行体制弊端，彻底改革现行体制为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观念（除经济学外），不再受到青睐，甚至受到打压。政府感到，对现行政治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非议，已经成为思想理论界的主要问题，希望学者们为既定政策措施和现实体制模式多做注解，多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辩护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论证传统体制合理性甚至论证左的理论观念正确性的新左派观点应运而生，成为热点，相关学者亦因此受到重视而进入各主要的研究机构。当然，社科理论研究落后的状况还是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实问题研究的滞后与相关研究成果的匮乏，今天，在社科研究成果生产使用上常常出现出口转内销的局面。诚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因为大多重要和富有挑战性、极具现实性的课题，多为国外研究机构与基金资助研究，成果亦为国外所有；而我们自己的社科基金与研究机构选择资助的课题，多为传统性的注解式辩护式研究，其成果少有现实意义。这就使得有价值的社科研究成果不敷应用，一旦改革和解决现实问题急需，只好引进外国研究机构手中的有关现实中国问题的社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