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了金牌的中國選手哪兒去了? |
| 送交者: 智慧風暴 2004年09月15日18:32:42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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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銅牌”哪兒去了?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張玉峰代表方正集團把一張４０萬元人民幣的支票交到北大數學科 學學院姜 伯駒院長手中。此後兩年，方正還將每年給數學院資助４０萬元。這是方正集團在本世紀內 以回報母校的方式資助北大數學院。為什麼特別資助數學院? “數學”需要理解，需要非凡的理解。 北大數學科學學院１９９８年有教職員工１４７人，其中正副教授１１１人，中科院院士 ４人，第三 世界科學院院士２人，博士生導師４１人，博士６４人，這座廟看似不大，卻是中國數學的 一座 大廈。他們中有王選的老師，有培育出許多中國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國學子的老師。應該 聽聽他們今天是如何講數學的。 教授們說：從８０年代開始，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陸續向政府提交了若干份關於美國數學及 數 學教育的報告，指出現在還很少人認識到，高技術本質上是數學技術。數學不僅是一門學科 ，它已經是一種重要資源。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數學技術的新時代。 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教授們認為：數學不屬於自然科學，猶如哲學不屬於社會科學。 北大數學研究所所長張恭慶院士對數學有一段描述，他說：“數學為其他學科提供語言、概 念、思想、理論和方法，它不僅直接應用於工程技術、生產活動，作為一種文化，對全社會 成員都起着潛移默化的哺育作用。一個民族數學修養的高低，對這個民族的文明有很大影響 。 正是由於數學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作用，我國高考，文、理科學生都必須考數學。我國 的數學教育，在世界上均優於歐、美國家。但是，我國企業對數學的應用則嚴重落後。 我們已經不能滿足於一般地探討企業的困難，學會從“數學”這個視點去觀察，會看到一片 新情況。今天我們已經可以這樣說，對數學不同的感覺、認識和要求，就可以是衡量一個企 業是否發達的一種標誌，並可預見一個民族的前途。 我國數學系畢業的學生，除了當教師或搞數學研究，社會上哪兒都不喜歡要，他們該上哪兒 去呢?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則一再確認中國高校數學系的大學生是好用的。我國培養的數 學才子正好為發達國家的企業解決數學問題提供人才資源。 李平立是王選部下一位曾獲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金牌獎的青年。他高三時參加全國數學 選拔賽獲第一名，隨即參加了１９８６年在波蘭舉行的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各國參賽的 都是 ６名選手。中國隊６名選手獲得了３塊金牌、１塊銀牌和１塊銅牌，成績是最好的。李平立 卻告訴我： “我們這一屆成績不太好。” “怎麼呢?” “老師說，以前金牌更多，還有金牌被中國全拿了的。” “你們６人，如今都在哪兒?” “一個‘金牌’在上海，‘銅牌’不知在哪兒。別的都去了美國。” 由於中國培養的數學人才堪稱世界一流，中國的企業又基本提不出數學問題，中國數學人才 外流則幾乎成為一種“出路”，並且很少人意識到，這是中國在需要發展知識經濟的時代最 大的損失。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金融數學成為一項非常熱門的學科，一批中國改革開放年代 培養出來的數學尖子在美國效力，成為美國研究金融數學的生力軍。 當然，出去的遠遠不只是數學系的畢業生。 美國人設置的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 １９９６年７月，《北京廣播電視報》公布一項題為《首都人形象調查》的社會調查：“哪 種人最讓人尊敬?”公眾作出的占第一位的回答是：“教師。” 成千成萬的家長都曾經從老師寫來的條子裡，從家長會上，體會到教師是當今社會相當認真 負責、非常辛苦的一大群體。自從恢復高考，幾億父母在孩子入學前就抓教育，可以說，全 世界再沒有比中國父母更重視孩子讀書的了，也沒有比中國學生更用功的了，他們起早熬黑 ，中午多無休息，許多父母都清楚，孩子比自己上班還累還苦。可是，考上了又怎樣，畢業 了又怎樣? 我真想說，美國教育最成功的一項措施，就是在中國設置了一個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托 福。 教育是需要投資的。９０年代以來，我國每年財政總支出中教育支出１〖ＫＧ７：９〗０ ０ ０多億，僅次於經濟建設費用。更有數不清的家長省吃儉用，不惜一小時投資幾十元長年累 月地為孩子請家教；為了讓孩子上“重點”，不惜一次拿出幾千元幾萬元……真是舉國辦教 育，全民掏腰包! 從幼兒教育開始，把中國孩子裡的尖子一步步送進了北大，送進了清華，送進了各大學。這 是一個拓荒、播種、耕耘以至把孩子們培養成材的過程。 美國人不必對中國教育付出的巨大代價做什麼，不必拓荒、播種、耕耘，中國人已經把尖子 人才培養好了，並且經由遍布中國的教育、考試、篩選工作把尖子集中到大學，特別是重點 大學來了。美國人只需在中國設置一個“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輕輕鬆鬆就把中國教育培 養出來的尖子收割走了。 年年如此。 歲歲如此。 我多麼想放開來給你講述閔維方的故事。但此處我只能簡略地說，閔維方是１９８８年從美 國 斯坦福歸來的，歸來的閔維方瞄準的第一個研究目標就是如何加快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 “我們用比較嚴格的科學計量方法來考察中國教育以及同世界教育的差距，發現１９８８年 我國 第１００個１８到２２歲的青年中，上大學的還不到３個人。世界平均水平是１０％，美國 是６０％。” 我頓時感到天都陰了。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東方教育大國，注重教育，“望子成龍”，堪稱世 界之最，而我們高等教育學齡青年的入學率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從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８年的１０年間，在我國公辦和私立大學多方努力下，中國每１０ ０個學齡青年得以上大學的從先前的不到３％進步到８％，差不多是１０年前的３倍了。 “今天，美國的比例是多少呢?”我問閔維方。 “１９９８年，美國和加拿大都是７１％。” 再看我國這８％中的尖子，他們去哪兒了呢? 一流的學生去了美國。 二流的學生去了國內的外企。 三流的學生在本國難以找到工作” 這是大學裡流傳的說法。你可以說，不是所有一流的畢業生都出國了。但是，相當多的大學 畢業生是這個流向。 《中國青年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去了哪裡》的文章，其中寫道：“１ ９９７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人數為４５７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１５３％；１９９ ８年出國本科畢 業生為３０２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１３６％。１９９７年清華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人 數為３５７人， 占本科畢業生總數的１４５％；１９９８年出國本科畢業生為３７９人，占本科畢業生總 數的１５４％。” 你可記得，１９７９年國門初開，王選要在北大組建一個攻關組就碰到“出國潮”……那時 出去 的“尖子”主要是文革前培養的中年知識分子。進入９０年代，新一代尖子學生成長起來了 ，出去的主要是青年大學生。 王選去美國考察，回來寫道：“美國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國工程師，人們說，硅谷的公司中 沒有美國人並不稀奇，而沒有中國人的高科技公司則是罕見的。” 國家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委託時事報告雜誌社編輯出版的《時事報告》中學生版１９９８—１ ９９９學 年度第１期發表《覽勝美國硅谷》，說“硅谷約有一半科技人員來自亞洲各國”，而在關鍵 的科研開發上，“智慧的、富有毅力的華人更是擔當了重要角色，他們約占硅谷科技人員總 數的四分之一，而且多為技術部門的骨幹”。 何謂技術骨幹?北大方正的技術骨幹就是王選和他領導的肖建國、陽振坤、湯幟、李平立等 等。如果說華人約占硅谷科技人員的四分之一且多是技術骨幹，可見華人在硅谷的貢獻何其 大!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外資企業在我國增多，中國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後不必出國也能在“ 洋企業”里工作了。由於我國企業遇到的困境，大學生畢業後出國或投奔外企成為第一熱門 。倘如願，父母、鄰里也感到總算把孩子培養出來，“有出息了”。 嗚呼，從前先賢說“施夷長技以制夷”，如今變作“刻苦讀書以事夷”?中國的教師那麼辛 苦，父母那麼辛苦，學生那麼辛苦，就為了給外國資本輸送我們的最有創造力的孩子?就為 了使外企的科技含量、有生力量更加精悍，然後殺回馬槍，把我國企業內的父母打得更加落 花流水，下崗紛紛?嗚呼，這難道不是一幅“現代文明圖”嗎?我難道有什麼特別的心腸，能 不感傷嗎? “從事電腦研究開發的最佳年齡是２０歲到４０歲，一大批優秀的中國人把這段黃金年華貢 獻給了美國企業。”王選是這樣描述的，似乎讓你感傷得沒有眼淚。 王選寫下這話的時間是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是方正集團將４０萬元的支票交給姜伯駒院長 後的第３７ 天。這筆錢，北大數學科學院將用以創造有利於“留人”的科研和生活條件，目的是力圖把 北大最具競爭實力的數學人才留下來。同時還將致力於把全國每年高考中最具數學天賦的前 ３名尖子爭取來。為了祖國的前途，這些花甲教授的拳拳之心，會不會燭照我們，會不會讓 “天下父母心”為之感動! 知識經濟時代最激烈的競爭 １９９９年我國高考擴大招生，一擴再擴，竟在原計劃的基礎上擴了４４％，足見國家重視 “科教興國”下大力氣的決心和力度，全國考生和家長們無不擁戴稱慶。 高考後第１０天——７月１９日，是這年托福考試報名之日，北京報名點排長隊出現空前熱 烈場 面。《北京青年報》報道，記者１８日上午１０點３０分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看到，排隊報考 托福的 隊伍“在占滿有４００米跑道的大操場後，在操場外的校園馬路又蜿蜒延續了約３００米” 。北京 這年夏天出現持續高溫，“萬人長隊支起了陽傘的長龍，許多排隊的考生正在自帶的涼蓆、 毛巾被或者報紙上熟睡”。因為最早的排隊者１７日晚上就來了，到１８日中午，領取了報 名表 並交了考試費（６６０元）的人數已超過２１〖ＫＧ７：９〗０００人，而規定的收受報 名 表時間還要等到１９日零點。到１８日晚９點後，“現場已出現收８０元錢替人排隊的‘托 福號販子’。” 如果說“托福”是美國人設置的“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可不可以說，上述場面就是空前 的等待被收割的場景呢?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５日，微軟公司在北京宣布成立微軟中國研究院，消息傳開，中國信息產 業界為之震動。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日的《經濟日報》報道，１月２２日微軟中國研究院公布，該院在中國的 “人員招聘反響熱烈，已經有５００名高層次科技人員申請加盟，申請還在不斷湧來”。 文章說，有“４位在國內科研單位出類拔萃的科學家、４位在軟件開發的各個方面有專長的 工 程師從海內外聚首於斯；此外，還有８位即將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青年學者提出申請，已經 獲得批准”。報道還說，“這些青年才俊如果不到微軟，不到別的跨國公司，將來都應當是 在８６３計劃、攀登計劃等國家科技攻關計劃中‘過關斬將’的角色，有的還可能會成為學 科帶頭人!” 在加盟微軟的人員中，“去年１１月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凌小寧博士，就任微軟中國研究院軟 件 開發總工程師。”另一位剛剛從美國歸來的沈向洋博士被聘為微軟中國研究院主任研究員。 《經濟日報》用相當醒目的大字印在題頭上：“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去了十幾 位拔尖人才，該院計劃６年內在中國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員，這讓國內許多專家為之色變。” 在這同時，英特爾公司也在北京建立了研究機構。事實上，世界大型的跨國公司從中國挖人 才早就在進行着，如今是以在中國設研究機構的方式公開地大規模地汲取中國科技精英。此 外，美國對中國人才的吸收，已擴展到吸收初中生、高中生里的“神童”。為什麼會出現這 樣的故事? 工業經濟時代，最激烈的競爭是爭奪資源和市場。知識經濟時代，最激烈的競爭就是爭奪人 才資源。像微軟這樣一批一批地“網”走中國拔尖人才的故事還只是剛剛開始。 微軟為什麼能輕而易舉地“網”走中國拔尖人才?《經濟日報》２月２日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 “按照該院（微軟中國研究院）的計劃，６年投入８〖ＫＧ７：９〗０００萬美元，可供 支配的科研費用將達到平均每人幾十萬美元，這在國內沒有哪家科研單位可與之相比。” 其實，我們最應該看到的是：微軟是一個企業。 我國科研院所的科技活動，不是企業行為。 由於科技成果註定是要通過企業才能發揮效益，由於成果是人創造的，由於我們正生活在一 個開放的時代，我國科研院所里的人員就處在一個被企業來“淘金”的位置。如果把我國的 科研院所比作一個聚寶盆，這個中國科技英才薈萃的聚寶盆，正是知識經濟時代世界跨國公 司將紛紛來盆中取寶的對象。 這是另一種“收割”，對中國相當成熟的拔尖人才的收割。所謂用重金聘用，那重金其實終 將是由被聘用者創造的，微軟只是在這期間進行運作。這運作並不屬於“科技”，卻能調動 和指揮科技，是企業行為。所以我們並不僅僅是在科研方面落後。像這樣對中國青年大學生 以及中年科學家進行全面“搜索”和“網羅”，將怎樣嚴重地改變美國與中國科技力量的對 比呢? “托福”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中國青年，也是因為美國人能提供你一筆“獎學金”。在這裡 起作用的仍然是運作經濟的因素。再以後，美國企業能容納你在那兒工作，你能獲得比在國 內高得多的酬金。在這經濟因素後面，起強大後盾作用的還是企業。 教育是需要投資的。中國培養出的拔尖人才，是在國家投入的巨大的教育經費下，在全國學 子中最終篩選出來的人才，再加上千家萬戶的投入，每一個大學生經十幾年培養都是人民幣 堆 出來的，而美國人只用一筆助學金就把中國的尖子人才收購走了。“托福”，實際上是美國 人經營的一樁最勝算的生意。 毫無疑問，科技非常重要。而我多麼想以自己微弱的聲音對媒體說，請非常地關注企業、關 照企業吧，企業將是我們解決一系列科教難題、經濟難題的關鍵。 中國獨立於企業之上的科研，其實是孤立於市場之外。這樣的科研是不可能與發達國家植根 於 企業的科技實力較量的。我的聲音微小，請聽楊振寧曾這樣說：“中國已經掌握世界上最先 進最複雜的技術，如衛星和火箭技術。中國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有學會怎麼把科技改變成有 經濟效益的生產辦法。” １９９９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悍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 ，也 引起了中國人的憂慮。媒體相繼報道說，這使中國人再次認識到“落後就要挨打”這個道理 ……我常常困惑地想，落後是肯定要挨打的，好比弱者打不過強者，這是很明白的事情，難 道需要很努力很費勁才能認識到嗎?我們不是要認識落後就要挨打，我們需要認識為什麼落 後。 我們豈能忽略，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後面，是強大的經濟支持着他們的科研和軍事，而強 大的經濟是企業創造的。在我們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科技的時候，怎能忽略把科技變成社會化 產品的是企業，把科技變成軍事產品的也是企業，他們的名字就叫“軍火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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