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东:研究生教育拒绝“大跃进” |
|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09月28日17:14:4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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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研究生教育拒绝“大跃进” 这是笔者采访丁东先生的访谈,丁先生的一些观点,或许已经公开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必要再呼吁一次. 研究生教育拒绝“大跃进” ——访知名学者丁东先生 丁东，知名学者，1951年生，现居北京。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等，编有《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反思郭沫若》、《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将其列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研究生质量严重下滑 记者：丁先生：您是一名对中国当前研究生教育非常关心、并且具有独到观察视角的学者，请问您怎样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丁东：我认为，需要对近年来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做一个整体的反思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30年代与40年代的曾培养过少量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生，80年代初才设立博士教育，90年代以来，博士研究生数量出现了高速度的增长，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博士招生数每年增长三成以上，现在已经突破三万，照这个速度发展，几年就要突破十万。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都赶上美国了。这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有人将这种大跃进当作成绩来讲，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失误的。研究生“大跃进”是拔苗助长的行为，是背离了教育规律。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定义研究生教育的？ 丁东：研究生教育，应当是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教育。当然，像工商管理的MBA、公共管理的MPA培养的是高级管理人才。不过，从本质上看，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是一种精英教育。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具有一流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是衡量这个教育制度好与坏的标尺。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需要一个国家整体学术研究水平的积累，“大跃进”式的规模扩张，能体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吗？用20年，真能赶上人家100年的学术积累吗？恐怕数量是上来了，质量却是下去了。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研究生素质如何？ 丁东：应该说，当前研究生的素质已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大不如前了。你看研究生越招越多，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博士生，能取得第一流学术成果的寥寥无几，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多数处于学术前沿，有突出学术建树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甚至没有毕业，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比如复旦第一个博士生葛剑雄，取得学位的时候已经是一流的历史地理学家。 更为糟糕的是，现在许多官员和企业老板，也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还有的毕业论文都是秘书捉刀代笔的。这些人读研究生为了啥？纯粹就是为了一张文凭，没有半点儿学术追求。这大大贬低了研究生的含金量，败坏了学术尊严，也损伤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形象。以前的研究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现在你听说某某官员、某某老总是研究生，你是刮目相看、还是嗤之以鼻？从公众对研究生的态度，就知道研究生已严重贬值了，现在毕业的博士找不上工作，我看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确有学术创见，发表了一流的论文，出版了一流的著作，还用发愁找工作吗？可惜，这样的博士，在如今的博士生当中，占的比例很小。 现在，明白人已经不是看你的学位是什么，而是看你什么时候得的学位。如果是80年代拿的博士、硕士，含金量比较高，越往后，泡沫越多。 功利主义风气盛行 记者：在“大跃进”发展思路的刺激下，研究生教育的学风是不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向？ 丁东：说到研究生教育的学风，的确令人忧虑。本来我们评价一个研究性的大学，首先是衡量它的学术水平，学术思想是不是活跃，是不是在国际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有没有一批高素质的教授，能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但是现在的高校，对学术的追求正在被一种庸俗的功利主义所取代。有些高校和地方将争取博士点当成了政绩工程的重要指标，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想上博士点，有的还不惜花费上百万的攻关费。在这种情况下，增设的博士点，往往就被拿来设租寻租，被当成营利的产业。 现在招博士生的高校多了，但师资的力量又跟不上，于是导师也难免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有的研究生导师，本身的学术水平就值得怀疑，是靠学术包装混上去的，这样的导师难道还能带出好学生不成？还有的导师，虽然有真本事，但招的研究生太多，博士十几个，硕士几十个，自己的社会活动又多，拿不出时间、拿不出心思来好好指导学生的学术进修，甚至还利用学生搞创收，前阵子上海不是有一名博导因为这样做，被学生“炒”掉了吗？ 在20年前，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教授一般都有学术自觉，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轻率申请博士点。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当时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钱钟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他说，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我们都没有资格指导博士。于是评议组商定，钱仲联应当评为博导。现在，这种佳话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记者：学生方面的学习风气又如何？ 丁东：现在还有多少考生是出于学术兴趣报考研究生的？因为就业压力或其它功利目的才读研的学生倒有数不少。很多研究生都无心治学，只求文凭，导师讲怎么做真学问，他都嫌烦，他感兴趣的是，怎么用最省力的办法把学位和毕业证弄到手。 考试制度不合理 记者：除了功利主义风气的盛行，研究生教育在制度方面是不是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比如考试制度？ 丁东：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外语和政治是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必考科目，是考生不能不迈过的两个大门槛。我认为，研究生属于专才教育，给所有考生设置这两个大门槛是毫无必要的。如果不以政治学为专业，你让学生来考政治是不符合研究生的专业化要求的；同样的道理，对非外语专业的考生来说，外语既不是专业课，也不是专业基础课，为什么非要考外语不可呢？这两道门槛设得高了，就相对降低了对考生的专业要求，或者将一部分有学术潜质的人才拒之门外了。 政治与外语还是研究生必修的两门功课，考核通不过还不让拿学位。研究生在进修学业时不得不挤出大量时间来学习政治和外语，这就相对压挤了专业时间，干扰了专业学习。 我认识一名很有才气的年青学人，叫王开岭，他本人有读研的意思，有一次我向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推荐王开岭，教授也特别乐意招他读博士，但后来还是不成，因为王开岭的外语不行。以前的情况不一样。70年代末于光远招研究生，有一名考生是曹思源，现在曹思源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时曹思源提交的论文有重大的学术创新，外语则一窍不通，要是在现在肯定读不了研，但于光远不但将他招进来，还允许他免修外语。这种破格录取的事情现在不见了。我认为，在整个研究生招生体制尚未进行改革之前，应当适当恢复破格录取的做法，给少数优秀的可造之才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记者：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要给予导师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导师的权力大了，如果他想利用手中资源进行寻租，是不是机会更大？ 丁东：在目前教育资源为国家垄断、又没有形成学界自身道德约束，导师的权力边界越不清晰，的确越容易制造设租、寻租的机会。现在的博士生录取，基本上由导师个人说了算，这里头黑幕重重，以权、钱开路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会这样？谢泳认为，理想的选拔人才制度的前提是：制度不能垄断，不应只有国家才有判断人才的权力，也不应不许社会介入。美国博士导师的权力所以很大，建立在几个前提下，一是高等教育不由国家垄断；二是民间科研机构大量存在；三是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四是博士资格并不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条件。而目前中国的制度里这些理想条件全部缺失，研究生教育基本不承担选拔人才的职能，它承担的是养成资格的作用，在这样的制度里，笔试可能是唯一较好体现公正的制度，至于这种制度是不是能选拔出最好的人才已不重要。不过，我的看法是，考试制度是技术问题，可以从技术上做一些安排来预防导师滥用权力，比如，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只要把博士生的论文以及与答辩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就可以起到监督作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大跃进”必须刹车 记者：说了那么多研究生教育的弊端，剩下的问题是，您认为如何做才能逐渐消除这些弊端？ 丁东：我说两点意见，一，打破教育资源的国家垄断，当然是基本之道。二，在不能解决基本问题之前，必须看清楚当前研究生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跃进”式的盲目扩张，并由此引发了许多相关问题。因此，研究生扩招要刹车，我们要敢于承认现实，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已经导致学生质量下降得非常厉害。西方教育很发达，但他们的教育成果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大跃进”的发展思路，只能是自己毁自己。经济过热可以搞宏观调控。我看，研究生教育过热，也应当宏观调控了。这是对症下药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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