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由北大改革方案引發的論爭迄今未息。爭論是好事，說明大家關心中國大學的發展與命運，因為畢竟高等教育也是社會公器。所以，筆者儘管身處大學體制外，也曾發過兩篇短文1，或表支持，或提建議，算是插話吧。最近，讀過閻光才先生大作《對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探索與爭鳴》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我感到對這場爭論本身也該進行反思了。如果我們只關注“應怎樣建立”和“建立怎樣”的大學人事制度，很可能忽略了對中國高等教育價值迷向、結構錯位等深層問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的示範效應很可能是負面的。這便是筆者不揣簡陋，憑個人觀察與經驗做此發言2動機所在。所持觀點，如有不當處，盼方家教正。

　　需預先說明的是，我是贊成北大改革路徑及策略的。中國大學是計劃經濟產物，目前面臨的問題，諸多屬共性體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會化內容等等。對這些弊端改造無疑是正確的。一個行政化大學裡，教授以爭當處長為榮，一個社會化大學裡，校長們忙於應酬八方神仙，這都談不上教學本位的。這些問題有目共睹，卻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立馬改變的。抽象地呼喚公平、主張正義，看起來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難尋的道理，難免是空論，合理性被無邊強調，必是非理性。因為能承諾實行這一點的，只有上帝。激進的改革主張，往往會葬送改革。世上沒有抽象絕對的“好”；漸進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對的“好”。中國的改革一直是這樣實踐的。借用有學者用過的“雞”做喻體：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會叫的菜雞，現在觸動的卻是專司打鳴的報曉雞，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滿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應因此便改變這一策略，箇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闡述了，此處不綴。

　　但問題在於，北大就是北大，她並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追隨北大的改革目標及路徑，中國的大學改革很可能南轅北轍，越來越背離其價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論，與北大本身倒是關係不大的。

　　一、現代大學的雙重價值構成

　　我想，我們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學的主要任務是什麼？評價現代大學3的價值尺度是什麼？這問題看似有些多餘。大學，首要任務當然是培養大學生了。儘管對於研究型大學來說，它還承擔科研任務──西方國家，在沒有或少有國家科學院、國家社科院情況下，科研任務主要由大學承擔──但這也並不改變其教育屬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教學、科研都是一流的，不僅擁有“諾貝爾”，更培養出許多傑出人才。這些自然都是常識。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要儘快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這目標也沒錯。問題是，所謂“世界一流”沒有統一尺度，而教育質量的標準更難確定，因此，許多先生所論及的“世界一流”，全都體現在科研上。儘管文章的觀點可能對立，大家討論的卻都是“學術體制”、“學術自由”、“學術評價尺度”等等。既然“國際一流”大學要有被國際同行認同的科研成果，那麼，那些沒什麼科研成果的應用型大學，便永遠只能屈居國內“二、三流”了。這樣一來，作為大學首要任務的教學問題，反倒沒人提起了，既往已經偏頗的現代大學評價尺度便愈加偏執一端了。

　　這裡特別強調“現代大學”，是因為許多人心目中的“大學”依然是傳統的象牙塔概念：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高級人才的地方，是學者、科學家的搖籃。無論中外，大學生都曾與“精神貴族”、“天之驕子”劃等號，這說明他們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勞動者。但隨着現代社會的進步，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這樣的概念早過時了。現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務，一面是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為分工精細的工作崗位培養有全面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勞動者，一面是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為大學生提供求職謀生的實踐本領。因此，現代大學的工具價值日益突出，人文價值相對弱化；前者已構成現代大學的價值重心。特別是在中國，強調大學的工具價值尤為重要。據統計，200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280萬，2005年將超過300萬。而目前，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不到15%，還低於世界平均水準（17%）。如果將來達到30%,每年畢業生將達到600萬人。顯然，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是要做普通勞動者的，其素質的高下，將直接關係中國的發展速度與質量。因此，對絕大多數中國大學而言，它的首要任務不是去追趕“世界一流”，而是要把這幾百萬人培養打造成高素質的勞動者。中國大學，應在特別強調工具價值前提下實現其人文價值，而不是相反。

　　所謂“人文價值”和“工具價值”4，是我對大學研究型和應用型學科的價值屬性歸類。前者，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人文學科的學問傳習等等，目前大學中傳統文理科，大多屬此類；後者包括對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人文知識的傳播教育，目前大學基礎性、應用性學科包括工、商、農、醫科及修養性本科教學任務，皆屬此類。從文化價值角度講，前者屬於對人類文化的傳承、研究和創造，是故稱為“人文價值”；後者屬於對人類文化的應用、推廣和實踐，是故稱為“工具價值”。這裡的“人文”，不是傳統的狹義概念，而取其體現人類文化創造性本質的價值含義。“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滿足人類生存的功利需求，卻是人類“類本質”的體現，它是能創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間接滿足人類功利性需求。任何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當然是錯誤的。這裡的“工具”，也不是一個貶義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創造豐富的物質及精神財富，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的個體，同樣實現了人生價值。比起空頭理論家、泡沫學者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任何輕視應用型技能的傾向，更是錯誤的。

　　在這兩種價值中，傳統大學是畸重科研人文價值、輕蔑應用工具價值的。現代大學，卻應是工具價值為“本”，人文價值為“末”。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和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都要服從、服務於市場需求，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一所大學辦得好壞，最終應由市場、由大學生就業率，特別是對口專業就業率裁定。說白了，現代大學首先是人才加工廠，它的產品要滿足社會需求才行。那種認為文理綜合大學地位高出應用型學院的觀點是極為錯誤和有害的，因為那些培養出一流專業人才的學院，其社會價值要遠高出二、三流的綜合型大學。瑞士的酒店管理學院，德國包豪斯建築工程學院（現為大學）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們的綜合大學即便也有建築學院、也開酒店管理專業，其教學質量卻難望其項背。實際上，在市場的無情淘汰或調節中，發達國家的高教資源早已實現了這種合理配置。他們的高校，８０％以上是應用型學院，大學（University）不超過２０％。而這些大學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開設社會人文學科，屬研究型綜合大學，其餘大學，同樣以應用學科為主。我這些數據是否準確，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國家應用型院校比重遠大於研究型大學的金字塔結構，卻是客觀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還在於他們對工具性價值取向的重視（儘管這不一定形成權威理論，因為權威理論總出自研究型大學）。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刻。幾年前，德國拜羅依特大學與青島大學聯合舉辦中德“跨文化”學術研討會。餐桌上彼此介紹專業時，我稱自己從事美學研究。誰知，幾位來自美學故鄉的副教授，硬是聽不懂美學（Aesthetics）是什麼意思。最後，他們請教一老教授，該教授告我，德國慕尼黑大學有美學專業，你們中國學生在那裡研究黑格爾。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國，幾乎每個文科生都知道美學，都知道黑格爾；豈止黑格爾，德國從古典到現代到後現代哲學家，那一個我們不如數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學者誰如果開口不講幾句海德格爾，那簡直等於沒文化！但就是這些德國學者，他們研究中國面子的論文卻給我很大啟發，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國教授研究面子，不單純為了學問，更是為了幫助德國商人到中國投資（因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過虧！）。我們某些學者似乎以形而上為榮，總喜歡把形而下的東西搞到形而上，變成抽象的人文學問；西方一些學者5卻不以形而下為恥，甚至很善於把形而上的東西放到形而下，變成具體的工具。

　　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西方許多大學應用型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都非常強調實用性、實踐性。我女兒在荷蘭一大學讀酒店管理，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教師上課不講課，只讓學生不斷討論、實習、寫作業。惟一系統開設的，是一門輔導學生進行自我設計的課程。結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學得津津有味。據了解，原來該校這套教學方法是特別引進並創新的，他們且以此為榮。我去歐洲看她時，她開學不久，卻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種種特點和不足。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國內上學時完全是被動的，缺少興趣），如此學下去，她肯定會學到真本領的，如果畢業後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崗頂班的。這也給我上了一課。能讓大學生熱愛平凡的職業，能在普通崗位上服務和回報社會，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為何非要讓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終極意義問題呢？侈談玄學，好發空論，輕視實踐，原本就是中國文人的弱點，如果因某種錯誤價值導向將這種弱點放大傳播開去，那必然是要誤國誤民的。這便是我對北大負面示範效用之憂慮所在。

　　三、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校教育危機

　　事實證明這並非杞憂。由於北大有追趕“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國內其它重點高校紛紛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時間表，地方大學，則有進入“國內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而且都迅速落實行動。不僅國內着名理工大學紛紛辦起文科學院，筆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學院後，還都創建了藝術系。與此同時，各高校都在“大干爭上”博士、碩士點，大學校園裡的“教授遍地走”，變成了“博導遍地走”。這樣，自1990年代由大學合併熱、“ＸＸ工程”熱刺激起的高教大躍進便呈再加速之勢。中國的大學，好像也承擔起了為國爭光的使命。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姑且不說，它客觀上卻加劇了中國大學的工具價值危機。

　　儘管目前中國的“大學”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隨着“學院”不斷向“大學”升格、普通大學不斷向研究型大學轉型、以及重點大學規模不斷擴張，中國的高等教育結構已趨向倒金字塔型。加速這種趨勢的，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價值導向。評價大學質量、評價教授好壞的幾乎惟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論文發表數量、獲得科研獎項等等。在中國高等教育相對落後、高教資源配置不合理的情況下，這種價值導向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致命的。因為儘管許多大學都將“研究型”作為其發展目標，但由於市場調節作用，不斷擴招的學生卻只想進“應用型”專業，許多大學的傳統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調整。這便使中國大學呈現一種悖謬的發展態勢：大學中的應用型專業數量比重越來越大，但其價值地位卻越來越低。這是因為應用型專業科研題目少，又難以孵化出博士、碩士點，與爭“一流”無關，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視。應用學科的教師，僅靠教學無法晉升教授，他們自然也心不在焉。實踐證明“大學教師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學”，絕對是“真實的謊言”。實際情況是，大學教師紛紛搞科研、發論文的結果，只能使一些人成為“二半吊子”，既糟蹋學術，更誤人子弟。何況，大學中某些面向市場的院系，原本就是為擴召而設、由改行教師任職的，其中，不少專業還屬“高興學”6、不少知識原是“屠龍術”。這樣，即便很敬業的教師，也無法扭轉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的局面。其結果，便加劇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工具價值危機，這一危機的爆發形式，就是大學生就業難。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學生就業難，有人歸咎於大學擴招。這當然沒道理。中國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總人口的５％，甚至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目前，中國正處於經濟騰飛時期，人才資源的匱缺，已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說中國的大學生多了呢？於是，又有人將責任歸咎大學生的擇業觀。這道理也只講對了一半。但就是這一半，責任也不全在學生，而在大學脫離社會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屬於客觀的，則是大學生所學專業技能不適應社會、市場的需求。眼下，這才更為關鍵。筆者近年來留意對所接觸的大學生做隨機調查，用非所學的姑且不論，即便有幸走上專業崗位的，上崗後也要經過很長的磨合期，談不上勝任愉快。課堂上的知識“離實際太遠”，這是很普遍的一種評價。以文科大學生為例，無論專業是什麼，起碼應會寫文章吧！但筆者不斷聽到企業老闆或政府主管的傾訴：招聘不少文科生，卻眼高手低，找個會寫材料的，難上難！北大才子賣肉，那只是暴露出來的個案。在計劃經濟時代，拿着文憑混飯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脫離社會需求的大學生，就業能不成難題嗎7？ 　　當然，造成大學生就業難還有其它社會原因，但大學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卻是關鍵因素。問題是，目前高等教育對此卻沒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擴招研究生辦法緩解危機（這也正滿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學的需求）。於是，考碩熱，考博熱持續升溫。由於文理科專業研究崗位畢竟有限，將來的碩士、博士將同樣面臨就業難問題8。這種趨勢，其實是對社會資源、教育資源的更大浪費。對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評和質疑，此處不論了。

　　四、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校科研危機

　　我強調現代大學應以應用工具價值為本，這肯定會召來質疑，認為它將影響大學發揮科研人文價值。其實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價值導向，才使中國高校科研陷入浮躁狀態，難以發揮其人文價值創造功能。這便又涉及對中國大學深層危機的另一種表現：泡沫學術9的認識了。我認為，中國的泡沫學術，就是大學過於強調科研人文價值導致的“人海學術”的產物。

　　儘管目前中國大學相對數量很少，但其絕對數量卻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價值導向下，全國所有的大學，甚至地方黨校，都將重點向科研傾斜，都在實行量化管理，甚至都採取了“錦上添花”的重獎政策：重點刊物發文重獎，獲省部、拿到國家課題更重獎等等……。表面上看，這非常有利於促進科研，繁榮學術，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後果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必然形成千軍萬馬搞科研的“人海學術”局面，催生出大量毫無價值的泡沫學術。以高校文科為例10，目前共有教師20餘萬人，落實到每個學科，少則也是上萬人隊伍，按規定則應年產數萬篇論文11。這麼多論文，什麼題目做不爛呢？如同大躍進時期“萬斤田”密植小麥收的全是麥草一樣，有限的研究資源經如此高密度、高強度地開掘，收穫的自然多是學術泡沫或垃圾了。因為大家難以靜下心走內涵開掘型研究之路，難免在外延拓展型學術道路雷同撞車。譬如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着譯着上尋出路，像西方哲學史、美學史，幾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販賣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幾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遊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遊戲程序早已僵化。問題是，就這樣後來者也很快就無“路”可走、無“飯”可吃了，連像樣的“新泡沫”都“泡製”不出來了，於是便忙着編什麼“大典”了。這種泡沫學術看似是學界鬧劇，實則是學界悲劇、學人悲劇！它浪費了學術資源，浪費了國家財富12，更浪費了學者的生命！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華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卻名家雲集。當時沒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樣是着名教授。現在北大、清華依然在吃那時的老本；那時的北大、清華，起碼在人文學科上當屬“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簡單，就是當時大學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民主科學的校園文化，為這些優秀教授提供了潛心治學的優越條件。人文價值創造與工具價值實踐相反，它特別需要超功利。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靜心玄覽馳騁思想，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賦和獻身精神。無論是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不是人人想當就當的；寧靜方致遠，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茫“學術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潛心學術，要３５歲拔尖，便只得走捷徑。捷徑之一，就是做西方學術“倒爺”，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師最近學術動向）自居，以當西方大師的好學生為榮。

　　問題是，這樣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與“世界一流”無關──大師再好的學生，也頂多屬於“二流”；又與中國現實隔膜──對海德格爾、德立達倒背如流的哲學博士，面對中國現實，卻不能進行哲學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雖早已被稱為了解國人秘密的“鑰匙”，長期來卻難入國內學者法眼。這樣，青年才俊們同樣被泡沫學術耗盡了學術青春，中國學者離“世界一流”目標也越來越遠。其實，悠久的歷史文化、複雜的社會現實、特殊的改革路徑，誰能將中國這些本土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系統解決，便絕對具有世界意義。理科我不敢說，中國文科進入世界一流，不是遙不可及的；諾貝爾的大門，起碼經濟獎的大門是向中國學者敞開的。問題是方向要正確、心態要平和、人海學術局面必須終止。

　　五、對中國大學價值回歸的改革建議

　　基於以上認識，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改革，無論是研究型還是應用型，都先不要侈談“世界一流”，關鍵是要價值歸位，按教育規律辦事。好比我們身體虛腫了，首先要減肥強體，而不是爭做世界健美冠軍。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學像教學、科研像科研，大家該幹啥幹啥，假以時日，以中國之大，有幾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不是什麼難事。為此，我建議：

　　１、立即扭轉高等教育全面“升級”競賽趨勢，要同樣支持和扶植重點的應用型院校（含高職學院）和應用型學科；如果一定瞄準世界一流的話，那麼，就鼓勵它們辦成世界一流的專業學院。

　　２、將目前已有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統計科學化、制度化，將一般就業率和專業對口就業率分別統計，每年排名次，以此作為對各類大學排行榜的首位依據。國家也以此為據加大教育經費投入，鼓勵大學以就業為導向進行競爭，徹底扭轉重科研輕應用的價值取向。

　　３、改變對大學教師的崗位要求及考核辦法。應用型大學及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專業，一律以教學實績作為評定職稱的主要依據（設授業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讓學生參與的評定方法。授業教授必須具有相應實踐經驗，了解最新科研成果，這既利於提高他們的教學質量，這也有益於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質量。授業教授也要承擔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我堅決主張保留文史哲課程），這對於保證教育質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型專業中，設部分研究教授崗位。研究教授上崗條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寬鬆，考核時間單元以五年為宜。如此縱橫兩刀切下來，全國高校教師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員肩負科研任務。像哲學、美學、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等領域，全國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崗位（含研究員）足矣13。這樣一來，人海學術自然消失，泡沫學術產生動能大大減少，大學科研經費可大大節約，研究質量卻可穩步提高。授業教師當然也可從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務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提高應用型教學的質量。

正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設“教學型”和“研究教學型”崗位時，很是高興。如果再徹底一些，效果更好。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遺憾的是，恰恰這重要的一條，卻沒有產生應有的示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