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中庸之道的中國文化傳統，不利於培養標新立異的科技人才。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着自己的科學文化傳統，而每個國家的科學文化傳統也都有其精華與糟粕的部分。一個國家的科學文化傳統，對於本國創新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及獲得諾貝爾獎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從我國歷史情況看，科學文化傳統有不少好的方面，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確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之處。這也許是我國衝擊諾貝爾獎中的一個不夠有利的因素。我們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但對於我國科學文化傳統上的不足和缺陷，應客觀地認識並正確地對待。

我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我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有名的“貞觀之治”，盛唐時期僅吸引來長安的日本留學生就達五六百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系統、和諧、求是等思想，對於西方現代科學文化也有重要的影響。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重要作用，舉世公認。

談及中國科學史，不能不提到一個英國人，他就是劍橋大學的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37年，他招來了3位中國留學生：王應睞(後來成為我國研究人工合成胰島素課題的主要負責人)、魯桂珍和沈詩章，他們的聰明才華令李約瑟驚嘆不已，並開始嚮往有着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國。他當時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學家，卻努力學習中文，在後半生不惜放棄自己的專業，專門研究中國科學史。他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在元代以後的封建社會裡，統治者對科學技術不重視，多少年流傳的說法都是把知識分子排在“第九”，位置僅高於要飯的。長期的科舉制度嚴重干擾了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追求。最近四五百年，特別是從明末清初開始，中國封建王朝實行“閉關鎖國”，不僅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而且與世界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失之交臂，使得中國積貧積弱。在世界發展的洪流面前，中國明顯地落後了!

從世界科學發展看，現代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才100年左右的時間。那時，科技革命已經在歐洲蓬勃興起，諾貝爾獎已開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我國還基本上沒有現代科技，在此之前還沒有一所大學。有人統計過，那時懂得微積分的全中國不超過10名。100年間，中國飽經滄桑，特別是新中國誕生前，世界列強對中國的蹂躪，無休止的戰亂動亂，帶來至今難以撫平的創傷。

我們往前看一看古代中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比較。古代中國和古希臘自然哲學思想理論比較接近。中國古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總結為陰陽、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臘人則認為是干、濕、冷、熱和水、火、土、氣“四因”，實質上都是認為世界是由某種實物演變發展而來的。但發展結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嚴密的邏輯系統，並通過嚴格的科學實驗，形成了自然科學理論；而我國則形成遠離自然科學的社會政治倫理觀念系統，終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學實驗和嚴格的數學推理為基礎的現代科學技術。

從中西方文化傳統比較看。西方文化傾向於具體、精確，表現為嚴密的邏輯思維，有良好的求異、求新傳統。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更多地表現為直觀的、類比的形象思維方式，思維缺乏邏輯和數學的傳統，模糊而不求精確，而且功利主義比較嚴重，不夠注重基礎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沒有形成實驗科學傳統和完整的科學體系，導致了科技缺少應有的地位，並且缺乏通過科技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和機制。

眾所周知，傳統的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思想行為的影響最大。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許多人看成是中國300年來不易吸收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我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思想的“守一”和“齊一”，這種大一統的思想促成的價值觀，又抑制了人們進取創新的精神。厚古薄今、順天承命、安於現狀、跟隨大流等意識，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又多是經驗型的，研究自然現象往往觀物比德，使之人性化、倫理化，科研又過於注重實用性，而缺乏對客觀事物原理、規律的深入探索。

前面提到的李約瑟，曾經提出一個意義十分重大的課題：“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對此，他有一些很著名的觀點：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一些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八股文扼殺了學生探索自然的興致，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實際上，這種影響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國社會中，強烈的官本位意識對科學和創新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在學術界見仁見智。關於“中國本土為什麼沒人拿到諾貝爾獎”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代的“李約瑟難題”。兩個難題既相區別又有聯繫，有許多相似之處，確實值得人們深入思考。李約瑟在我國抗戰時期，任過英國駐華大使館的科學參贊，他寫了一本名為《科學的前哨》的書，對中國科學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很可惜，這本書還沒有全文的中譯本。李約瑟在研究中國科學史中，表現出的客觀態度，十分難能可貴。

楊振寧在講到中國本土為什麼還沒有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明確指出：“中庸之道對於科學發展不是最好。中國為何沒有得出歐幾里德的幾何定律，在於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科學精神與中國倡導中庸、不太允許標新立異的文化傳統相背離，這種文化機制不利於培養標新立異的科技人才。”

對美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的調查表明，獲獎離不開科學的接代連續性。也就是說，知識的積累與創造，不僅與前人的勞動有關，而且還與幾代人之間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關係。國外有研究證明，孕育一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識積累方能見效。這說明社會、教育、科研等環境包括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知識遺傳”因素的影響，最主要的是體現在對前輩的治學態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維習慣的潛移默化的繼承上。

我國科學家知識積累不足、缺乏科學家群落的問題比較明顯。有人對中、老年兩代中科院院士進行抽樣估測，結果顯示，他們出身於專業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繼續從事高層次科學研究的則不足10%。尤其是合作精神在我國科研人員中也比較薄弱，存在着不少文人相輕、難以合作的現象。這與科學研究越來越成為集體的創造的趨勢很不相稱。丁肇中1976年獲獎前，實驗中參與找美夸克證據的研究人員還不很多，到了1995年前找頂夸克存在的證據時，已有兩個以上的實驗組總共800多人共同工作，一起做這篇大“論文”。未來的世界正在變成一個“研究村”。而我國科技界中“論資排輩”、只願做“雞頭”不願做“鳳尾”的現象與之極不適應。這裡有體制和機制的問題，也有科學傳統、科學道德等方面的原因。

諾貝爾獎獎勵的是原始性創新科技，對人類整個文明、社會進步都有重大影響作用，而要得諾貝爾獎，必須具備“努力+機遇+合作精神”三個要素。不少科學家已經認識到，積極與諾貝爾獎獲得者及相當水平的大師合作，或成為他們的學生，或者認真拜讀他們的論文，利用他們的成果作進一步開拓和發展，是爭取諾貝爾獎的“一條捷徑”。但要做到這一點，缺少積極合作的精神顯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