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在一定的圈子内，炒得沸沸扬扬，热闹了好几天。如今，已快事过境迁，少人问津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除了 当事者本人深受其害，身败名裂外，别的意义恐怕很小。在这个腐败的国度，腐败的时代，造假数字，造假材料，造假账，造假货，造假 象，说假话，已成风气，无处不有，无时不有。社会地位低于王铭铭的人在搞，社会地位高于王铭铭的人也在搞，没有多少人痛恨，没有多 少人脸红，大家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一个王铭铭偶然失手被捉，既不足以平息不满现状者之忿懑，又不足以警戒作弊者之幸心，恐怕也不 足以折服肇事者及其同情者之怨恨。

　　对这个事件，人们多从体制上，从学术人品格上去找原因，当然也都对。没有一个好的保护学术健康发展的体制，学术人没有一个好的 品格修养，学术当然不容易发展好，学术研究当然也容易出问题。然而，这种认识，还是过于表面化了，学以致用可能才是要害。中国人在 土里刨食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后，在权里刨食又成了国人的另一条生路。因而，堂堂思想，学术也就成了生计，或著书建 说以安身立命，或卖论取官博封妻荫子。从此，思想除了养家糊口，治国平天下的实用外，再也承担不了指引中国人前进的重任，中国人再 也创造不了能推动自己前进的思想。

　　因而，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人至今尚没有再创造出超过那个黄金时代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仅是用来结束儒家独 尊的历史，完成了以道补儒，以佛补儒的过程，为唐代出现《三教珠英》造势，是旧的新组合，而不是新的大创造。清季的思想解放，只是 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用来结束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皇帝专制统治的形式，忙乱之中，也未用好，外来的新思想尚未扎根，中国的新思想也 未萌芽。所以，帝制虽被推翻，却一再复辟，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更遥遥难期。"五四"的思想解放，重在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的世界潮 流，用来冲击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旧礼教和儒家思想，撼动了旧中国的老根基，激活了新思想的小幼芽。可惜的是，中国人还没有想好，幼 芽还未长成大树，便急不可待的动起手来，拿幼芽当枪使，用来争夺权力，改变中国。脱胎而未换骨，革面而未洗心，封建专制的灵魂仍一 脉相承，对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对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对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成果，一句话，对中国新思想的发展成长，并无补益。 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并无补益。二十世纪仍是中国人灾难深重的世纪，用的哲学耽误了中国，思的缺乏耽误了中国。

　　人的伟大，不在于存在决定意识，而在于意识决定存在；不在于能运用知识，而在于能创造思想。人都是在思想的指导下生活的，没有 新思想，便创造不了新生活。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思想对中国人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学术对思想建设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一 味用字当头，以思想，学术来谋生，必然会迎合上意，趋附形势，陈陈相因，句句谋身。人们总结了从解经之作到八股时文的精粹，汇成一 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的妙不妙"，真乃剔骨见髓之论。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体制也不会有成果，再高尚的人也只能述而不作， 难以创造。抄袭是必然的，尽管有隐有显，有多有少，但都是合法的。而且，既然以思想学术谋生，利于思想建设的好体制和好品格也无法 形成。王铭铭事件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只有抓住了这个问题，呼唤思想，才能高屋建瓴，正本清源。只有抓住建设新思想这个 要领，才能杜绝学术研究中的抄袭作假之风。可惜的是，这样谈问题的并不多见。

　　这也不奇怪。自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缺少的就是思想。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有两个很显著的有无现 象，一个有无是，中国古代有数目众多的发现发明世界第一，影响深远，但中国社会却长期无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中，中国多数人的衣食住 行还象两千年前的祖先那样简陋粗糙。另一个有无是，中国古代有数不胜数的历史典籍，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无 发展，"百代都行秦政制"，一直到了二十世纪结束，中国基本上还没有迈出集权专制的旧套路，远远跟不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所以出 现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有无，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思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实践者在实践中熟能生巧，制造出具体可用的器满 足手的需要，不愿去或不准去抽象思考大而化之，难以活学活用的形而上之道，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来满足脑的需要。尽管历代博学鸿儒很 多，能工巧匠不少，可总是这样就事论事，活学活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时间长了，思想便不能发展，思想方法便不能改进，思想成果 便不能出现，就使得我们的先人缺乏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己从总体上的把握，从联系和发展层次上的认识，形不成科学体系，形不成民 主制度，形不成人文思想，社会也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在这样重经验，轻思考，重知识，轻思想的停滞环境里，自然不容易察觉思想缺位 造成的影响。

　　好在到了二十世纪末，终于有了转机。大陆经过改革，终于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迈进小康，实验也是硕果累累。正是由于思想的 改变，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中华民族真正腾飞了，超越大汉盛唐的文明光辉，正在到来。而复兴中华文明，需要更大的思想解放，更多的思 想建设。然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全国最高学府的最高学术带头人，竟然在学术著作中大段抄袭别人，这类丑恶现象竟然还有很多，中国 思想的潜在危机，就显得特别严重。思想是艰苦创作过程的结果，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希望就在于学术人，思想家。思想家的成果就是民 族的成果，思想家的水平就是民族的水平。如果思想家误导，耽误的不只是他个人，而是整个民族。

　　时代毕竟不同了，在现代社会，思想空前的直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而现代思想又主要产生在大学的书斋，而 不是领袖的参谋总部。所以，大学教育关乎国家命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来，在复旦大学演讲，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今天在世界 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为什 么呢？因为"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追求真理"。"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 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因而，"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 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 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我们发生教授抄袭事件的最高学府，不是跟世界最先进的大学理念相差太远了 吗？显然，我们的大学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的差别，比我们的经济建设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差别更大。这可能才是我们至今仍然 落后的根本原因。过去我们吃了教育不发展，思想不发展的亏，今后决不允许这种悲剧再重演。如果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我们的思想建设， 教育发展能够得到有力的推动，那真是中国人的如天之福，王铭铭也就没有白做被献在学术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把思想建设缺乏成效委过于体制的论点很可能使这次学术祭奠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闹剧。马丁.路德不正是冲破体制进行宗教改革的吗？ 哥白尼不正是冲破体制研究日心说的吗？体制的好坏不能决定思想建设的成败。再坏的体制也挡不住新思想的产生，再好的体制也只能由它 产生的新思想来证明。借口体制实际是在原谅人。思想是人创造的，只要有了能创造的人，新思想就能产生，旧体制就会被冲破。马丁.路德 和哥白尼就是证明。而能创造新思想的人也必然是高尚的人。斯宾诺莎终身不娶，不要遗产，不要过多的捐助，以磨镜片为业，在清贫的生 活中坚持独立思考，直到辞世。亚当．斯密和伊曼努尔．康德也都终身未娶，把一生都献给了研究事业。维特根斯坦不要遗产，终身未娶， 大作完成，宁肯到乡间去教小学生。罗素支持正义事业，化光了家产，只能靠卖文为生，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不惜两次入狱。达尔文研究 进化论几十年，成果迟迟未发表，一旦接到华莱士寄来的研究报告，竟然决心不要自己的研究成果，单发华莱士的报告，后来还是在友人的 劝说下，才同时发表了俩人的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伟大的人，才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当然，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向成为 伟大的人的方向努力，可以为伟大的人的出现创造条件，可以为伟大人物的伟大事业呐喊助威，添砖加瓦。我们虽然没有伟大人物的伟大思 想成果，但我们可以有伟大的人的精神品格。精卫敢于填海，夸父敢于逐日，愚公敢于移山，后羿敢于射日，我们为什么不敢向人类思想的 高峰冲刺？即使冲不到山顶，倒在山坡上不是也可以为后来者铺平道路吗？要记住，我们虽然改变不了时代，但是，我们也不会让时代改变 自己努力奋斗的决心。而在我们坚定的努力奋斗之下，伟大的人物会出现，伟大的思想会出现，伟大的时代变化会出现。借口小人物，无力 量而放弃奋斗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总之，体制只能成为我们砥砺思想的试金石，不能成为我们无所作为的挡箭牌。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圣哲，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下层人士，苏格拉底是石匠，耶稣出生在马棚里，他们都为了自己的思想甘愿受刑死 去而不逃走。东方圣哲则不然。释迦牟尼贵为王子，一生受信徒供奉。孔子前期身居要职，后期办学授徒，桃李满天下。他们都善始善终， 备享尊荣。东西方圣哲的遭际就这样截然不同。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的新思想，要造就创造伟大思想的伟大思想家，就要不怕遭遇西方圣哲 的艰难困苦，就要抱有西方圣哲的献身精神，少存些荣华富贵，成圣作祖的念头，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呼唤思想，以思为乐，以思为 命，自强不息，矢志不渝。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