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追逐卓越地位和至尊声望的赛跑。在这场为赢得世界级地位而进行的角逐当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一所世界级大学，似乎一旦离了它，便寸步难行。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世界级大学究竟是什么，更没有人描绘过如何才能建成世界级大学。但是，人人都在引用这一概念。如果我们用Google搜索一下，便会出来成千的参考条目，发现很多学术机构——从加拿大中部规模不大的学术性大学到波斯湾地区的新建学院——它们全都自称为“世界级的”，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上自吹自擂的时代。各个国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学都要求获得这种至尊的地位———而且通常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

很多人在探寻所谓“世界级”的认定问题，但糟糕的是，他们中大多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懂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就像备受关注的香港《亚洲周刊》，多年来它一直热衷于给亚洲的大学排名，直至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之后，才不得不中止该项活动。本文正是要尝试这种不可能性——试图给世界级大学下一个定义，进而坚持认为，建设和拥有“国家级”的或“地区级”的学术机构，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效仿那些最富有的，在多数情况下，也常常是最杰出的大学。

19世纪末．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曾经问过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近40年之久的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创办一所世界级大学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经费?埃利奥特回答说，需要5000万美元和200年时间。他错了！20世纪初，仅花了20年的时间，依靠略多于5000万美元的捐赠，芝加哥大学就成了一所世界级的大学，而这一笔捐赠正是出自洛克菲勒本人。从那个时候起，由于通货膨胀，再加上如今学术机构复杂性的增长和花费的增加，创办世界级大学的标价就像吹气球般地一路飙升，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现在，也许需要有5亿多美元的经费，还得要有聪明能干的领导集体以及更多的好运气。

世界级的大学并不多。高等教育是分层次、有差别的。在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本文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追求顶尖地位的机构，也就是那些处于塔尖上的为数极少的机构。在美国，被公认为是精英大学俱乐部的美国大学协会AAU)，拥有60所会员大学(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世界级的)。20世纪初，自从该协会成立以来，它在会员资格的授予上还是相当谨慎的，对于一个学术机构总拥有量超过3500所的美国而言，其会员资格的增加不过是适中而已。

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大学能爬到顶端。在其他国家，处于顶级的一流院校也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当政府在预算条款和入学标准方面对各大学一视同仁的时候也是如此，就像在德国的那一套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杰出的大学只坐落于少数几个国家，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所列的前10所大学中，仅有4所大学不在美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一索邦神学院和东京大学。

当然，正是他人的判断将某所大学带人世界级院校这一珍稀的行列当中来，但是没有人描述过怎样导入一个适当的国际评估体系的问题。在这里，我虽然没有提供这种指导方针，但该讨论或许正是朝着制订有关标准所迈出的第一步。

字典把世界级定义为：“位居世界最前沿，达列国际优秀水准。”定义是够清楚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的场合中，由谁来决定呢?各专家团体尚没有就以下特征达成共识——它们只是基准：为争论和分析提供基础。

世界级的观念需要卓越的研究来支撑——那种得到同行承认并且进逼知识前沿的研究。此类研究是可以测量并传授的。然而，如果研究足核心要素的话，那就要求大学的其他方面都能够促进研究并使研究的冒尖成为可能。顶尖的教授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想吸引并留住最出色的学术队伍，得要有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职位保障协议——许多国家称之为任期，以及合适的薪水和福利，尽管学界未必都期望高薪水，一流的教授将他们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感召”——是他们凭着智力兴趣所要尽忠的——而不只是一项工作。

对于世界级大学而言，学术自由和学术激励的氛围也是重要的。不管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教授和学生都必须能够自由地追求知识，而且能够自由地发表他们的作品而无须担心受到学术的或者外部当局的制裁。有些国家虽然在非政治的硬科学领域准许毫无拘束的学术自由，但在更加敏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则对学术自由加以限制。在很多国家，学术自由的范围延伸到学术团体可以对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在极为狭窄的专门领域表达意见。

大学的管理也极为重要。世界级大学有着维护其内部自治和固有传统的整套措施，并通常用各项法规条例来巩固之，以确保学术团体(通常包括教授，有时也包括学生)控制学术生活的核心要素——学生入学、课程、学位授予的标准，教授职位新成员的遴选以及大学学术工作的基本方向。

拥有充足的设备对学术工作来说也是必需的——最先进的和最有创造性的研究以及最具创新的教学，有赖于是否具备利用合适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互联网与其他的电子资源的便利条件，随着科学与学问的日益复杂和不断扩展，完整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可以节省部分费用，而且可以更加轻松地获取各种知识，但它决不是万能的。设备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些实验室和图书馆——全体职员和教授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办公室。

此外，还须有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以及大学的其他职能，而且，这种支持必须是持续稳固的和长期的。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费用都在日益增加，所以，维持一所研究性大学的成本也在持续上升。企业能够通过自动化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并从中获益，而大学则不可能像其他的企业那样从中获益太多——教学通常依然需要教授和学生们之间的直接接触。

时下，资金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削减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各地的学术机构均被要求用学费和向学生收取的各项费用以及通过咨询服务、出售研究产品，或者其他的创收活动途径来筹集资金，用以支付预算增长的部分。然而，事实是公共支持对于各地的研究性大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美国，较少地也在日本，才存在着位居最前列的私立研究性大学。在美国，此类大学享受着政府的各种补助，包括研究补助金、贷款以及向学生提供的补助金等形式。顶尖的私立大学还拥有大量的捐款。

美国的税收体制，它向诸如大学这样一些非营利的机构提供免税的捐赠，这是世界级的私立大学得以成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研究性大学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来筹集大量的资金，然而，可靠而充足的公共财政支持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它，要想向世界级大学进军并要保住这一地位，这是不可能的。

为防止误解所作的几点说明

在思考世界级高等教育机构时，有必要采取现实而客观的视角。大多数国家，即便是大国和富有的国家，也只可能拥有一两所世界级的大学，或者说只要有一两所世界级大学甚至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对许多国家来说，要支撑这类机构简直就是不堪重负。

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大学也并非处处领先。譬如哈佛大学的工程学就是不入流的。多数国家和组织还是应该致力于建设世界级的系科、研究所或者学院——特别是在跟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社会相关的领域。例如，在马来西亚，诸如信息学和橡胶技术这类学科，它们对地方经济的意义重大，是国家集中力量建设的学科。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排名很靠前的大学却是相当专门化的。例如，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它的学科几乎全都集中在理科方面，尽管如此，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它仍然能够名列全美大学排行榜的第四。印度理工学院，一所专攻一些狭小领域的院校，却能够在印度乃至国际上赢得高度尊重。同时，这些院校允许学生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选择，保证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从而在广阔的学科范围内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有关学术机构的排名层出不穷，其中多数强调的是反映大学地位的那些研究特色。可是，很少有大学排名是由官方机构或著名的研究团体做出的。大多数的大学排名是由报纸或杂志炮制的，而其中只有少数还被人们当回事。因此，我们既没有能够说明问题的全国大学排名，也缺乏得到广泛认可的世界级大学的定义，既然缺乏定义，也就无法指认世界级大学，就此而言，要立志成为世界级大学更是无从谈起。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鲍特·斯图尔特(PotterStewart)在谈及色情文学时说：“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在讨论世界级大学的时候，只是重复斯图尔特这样的话，是不够的。

对获取世界级地位的过分强调，也许会败坏一所大学甚至是整个学术体制。它可能把我们的力量和资源从更为重要的——或许也是更为现实的——目标中移开；它可能会使我们过于关注建设一所研究取向的精英型大学而忽视了扩大门径和服务于国家需要；它还可能让我们产生不现实的期望，而挫伤教学人员的士气并使他们的工作表现受损。

世界级大学的概念反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研究取向的学术机构——尤其是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的那些学术机构——的标准和价值。该理念是以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接受了这一模式之后，它在19世纪末最终主导了学术思想。

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实质上都在追随西方的传统，然而，关于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却是这种传统的一个特殊变种。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曾经指出，美国的大学之所以未能实现多样化的学术目标，是因为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哈佛、伯克利或其他的一些为数甚少的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今天，我们还可以作同样的批评，因为全世界的大学似乎都还把自己定位在这样一个单一的学术理想上 面。在一头扎进创建世界级大学这项运动之前，各机构和各国家都必须仔细地评估各自的责任、资源及其长期利益。

大学是在国家的和全球的双重背景下运作的。世界级的观念落人全球的范围。它假设大学是在跟世界上最杰出的学术机构竞争，并且热望能够站在卓越和赞誉的最高点。各国甚至各地区的现实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它们既跟当前的社会、经济需求有关，也跟地方社会紧密相连。在此背景下，学术业绩和学术作用的性质可以不同于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对学术机构的期待。虽然在某一方面给贴上了世界级的标签，同时却又将其余的方面打入学术等级的下层，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但终归是令人遗憾的；

展 望

有关世界级高等教育的这场争论是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些国家，政府和学术的规划者正在认真地思索这个课题，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正自觉地设法将自己改造成为世界级大学。而其他的国家，像韩国，也正在认真地关注这种想法。英国，在传统上它是许多名校的产地，则担心它正在失去其竞争的优势。

有关世界级的争论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它集中关注的是学术的标准与进步，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把学术机构纳入国家的和国际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途径等。追求卓越总不是件坏事，竞争可以激发进步。然而，在这个方程式中，必须把对公共产品的现实主义感与敏感性也考虑在内。世界级大学这种概念的模糊性——连带着它的不可能性，即至少到今天为止，要衡量学术质量和学术成就还是不可能的——使得这种努力极为艰难。的确，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量和资源应集中在更为现实和有用的目标上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