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腐败批判——知名时政评论员童大焕先生访谈

童大焕，当前国内最活跃的时政评论家之一，以文笔犀利、视角独特、高质高产著称，笔触涉及时政、 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等众多选本，著有《俯仰天地间》、《江湖上的中国》、《冰封的火焰》等书。现为《中国青年报》编辑。

几乎可以说，凡是社会上有的腐败形式，在高校内部就有。而管理腐败的成本最终又加到所谓的教育成本上，强制给老百姓负担。大量更严重的腐败，是那些貌似合理合法的腐败，它对社会的毒害更深，后果更严重。

社会上有的腐败形式高校内就有

记者：请问您对目前高校腐败的状况有一个什么程度的估计?以您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大学腐败有多严重?

童大焕：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则是内在的“鱼烂”。当下中国高校腐败，其严重程度，已经处在“鱼烂”阶段。可以说百孔千疮，没有一块好皮肉。仅举一例，今年6月份以来，国家审计署进驻全国19所重点高校，全面审计其2003年度财务收支状况，虽然现在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其中发现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不但确有高校存在乱收费问题，而且少数学校存在财务失控现象。大学里从学校到院、系，分层分级那么多，每层级都有各自的财务，资金分散。审计署长李金华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校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可见问题之严重。

记者：您认为目前高校腐败主要表现在哪几个领域？它们各有什么表现和特点？

童大焕：最主要有几个领域，一是学费，当前教育高收费导致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富人的专利，同时对于个人而言，大学教育的投入（学费）和产出（毕业后工资收入）严重不相称；二是所谓“名校办民校”，实质上就是使学术权力寻租合法化和高收费合法化；三是学术权力专制化，比如前不久曝出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学术权力作为公共资源，却不受任何制度和程序约束；四是招生的计划分配体制，形成的“计划分配的腐败”，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忽略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遮盖。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大清华等国立名校的招生。以2004年为例，北大招生计划总人数是2599人，北京一地就招收713人，占到27.43%。我们不禁要问：北大到底是北京（户籍）人的北大，还是全国人民的北大？五是大量招收在职博士硕士生，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使学术斯文扫地；六是高校内部的管理腐败，如前述财务失控即是其一。

几乎可以说，凡是社会上有的腐败形式，在高校内部就有。而管理腐败的成本最终又加到所谓的教育成本上，强制给老百姓负担。至于像北航招生腐败也不是偶然现象，但那是明显违反现有高校制度的腐败，即“潜规则”。而大量更严重的腐败，是那些貌似合理合法的腐败，它对社会的毒害更深，后果更严重。

高校腐败跟社会大气候有关，但高校没有能够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却成了社会腐败的随波逐流者，则跟跟高校的垄断有关。许多人把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乱收费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产业化”，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解。

高校腐败恰恰因为教育产业化程度不够

记者：高校为什么会在上述这些领域发生腐败？它们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童大焕：高校腐败跟社会大气候有关，但高校没有能够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却成了社会腐败的随波逐流者，则跟高校的管理制度有关，跟高校的垄断有关。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高度垄断于行政力量，被迫屈服于各种社会势力，大学校长大量由政府任命，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大多是行政官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就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学位的授予、招生计划等都严格控制在行政力量手里，对于高校和教师而言，这些资源就是“公地”，那么借学术权力进行谋私也自在情理之中。反正，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都无损其学术权力和“学术地位”，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天知地知我知，通常只有社会不知，参与者都成了“腐败共谋”的得利人。虽然“鱼烂”，外表却依旧光鲜。比如说北航招生丑闻，如果不是偶然出现一个“叛徒”，别说是收了几个人60万元，就是收了几十个几百个人几百几千万元，可能也不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如果不是当事人数次交涉无果，可能也不会来个鱼死网破。

记者：教育产业化(或者说，不充分的教育产业化)是不是高校出现腐败的一大诱因？为什么？

童大焕：许多人把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乱收费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产业化”，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解。现实的问题，不是因为产业化，恰恰是因为产业化程度不够，导致该产业化的私立（民办）学校没有条件产业化，或者更为根本地说是得不到产业化政策法律许可；不该产业化的公立学校资源却被大量用来“产业化”实际上也就是“收费化”。

产业化的前提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除政府之外，要允许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投资办教育，法律和政策要保护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的独立产权，允许他们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取得市场认可的回报。然而，这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反，大量公立学校却被鼓励以“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等方式大量收费，堂而皇之地将公立名校的无形资产（品牌效应）变成掏老百姓腰包的“提款机”，将公共无形资源变成部门和教育实体的私人实利。

十几年来的教育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始终没有打破“部门垄断”的局面。2002年，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

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是，教育的自由竞争局面就无法形成，民众永远享受不到价廉物美的教育服务。为什么教育成为百姓和媒体眼中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但是民间资本却没有大量进入这个领域？根本的原因就是垄断使市场机制失灵。

扩大教育自主权，教育的腐败和低质难以避免；不扩大教育自主权，教育的公地悲剧和低质低效同样难以避免。然而，前者由于最终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从而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而后者由于垄断，却永远无法消除教育腐败。

拆解高校自主权与寻租空间之间的困局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如果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比如，招生权、人事)，可能会使学校更有机会实现权力寻租.您认为呢?

童大焕：这正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一直在倡导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著名学者杨东平先生认为，现阶段应该暂停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其理由是：在现行条件下，监督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查究问责制度都不够健全。“衡量一个制度，还要看实践的后果。如果这个制度只滋生10%的腐败，还可以保留。若是腐败达到90%，那就要停止。”杨东平此是针对北航招生丑闻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应的还有中国音乐学院招生事件、西安音乐学院招生收费事件等。

但我认为扩大高校自主权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改变高考指挥棒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试题的单一指向，以此消解长期以来把人才培养成“标准件”的应试教育的负面作用，形成各类人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局面，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实现人尽其才、人才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的必由之路。关键是我们要弄清在现有条件下，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比如招生权/人事/学位授予权等)的着重点在哪里。

记者：那么该如何拆解高校自主权的扩大与权力寻租空间随之扩大之间的困局呢?

童大焕：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会不会再次出现“甘德怀考博风波”这样的“公地悲剧”？会不会一再出现只管收费不管教学质量的遭遇？答案恐怕是显然的。

　　然而，停止扩大高校的教育（含招生和学位等）自主权，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吗？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该腐败的地方可能照样腐败，教育质量低下的照样低下。因为自上而下的外部的监督力量总是挂一漏万。相同的是：教育的国家垄断地位丝毫未变，受教育者（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依然未变，他们的选择权依然得不到保证。这种教育资源公地化和供不应求的局面，要想不腐败、不高价低质都难。

　　这里就出现一个巨大的悖论：扩大教育自主权，教育的腐败和低质难以避免；不扩大教育自主权，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难以生长，教育的国家垄断地位无从撼动，教育的公地悲剧和低质低效同样难以避免。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前者由于最终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从而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最终还是可以有效地遏制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而后者由于垄断，却永远无法消除教育腐败。

由是我们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扩大教育自主权在今天仍然不能因为教育领域腐败现象的出现而因噎废食，而是应该更有力地推动之。而扩大高等教育自主权的两个前提条件或者说着重点：一是恢复公办高校的公益性质，使之既不能与民争利，也不能与民办学校争利；二是明确民办学校的产权，赋予民办高校应有的招生和学位自主权，以此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局面，并最终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减少教育腐败。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育力量。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来自私立学校。而我国的私立高校根本无法与公立高校相竞争和抗衡。当务之急，是撤销一切阻碍民间办学的制度性障碍，还民办高校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包括恢复和确立其产权、招生自主、学位授予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