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不行，但改革起来阻力又大，那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像当年在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一样，也搞一个教育特区。

74年前，一个名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美国人坚定地认为：如果请来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给他们提供良好环境，任由科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研究，长此以往，科学发展必有所得。

历史证明，他成功了。作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的理念为一所名校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4年后，一位中国的大学校长，也抱着相同理念，尝试着走上了同一条路。

2004年7月3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在上海南汇成立，这个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南汇区政府合作，以“公办民助”形式成立的学院，是中国第一家按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

这所力求成为中国的“普林斯顿”的研究院，采用了与一般国立大学不同的体制与机制，试图实现以足够好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创立足够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吸引世界一流教授，聚焦高层次领域的研究，鼓励学者获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体制：“大锅饭”和“教育特区”受访者：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朱清时

外滩画报：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选择了与其他国立大学不一样的体制和机制，为什么？朱清时：这个研究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项尝试。在目前国内的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国立高校受计划经济下大锅饭思想的影响太大，改革起来比较困难。打个比方，就像国企改革一样。为什么难呢？因为已经有很多职工了，你必须要把他们妥善安置好，即使你觉得他们不称职，也不能把他们都解雇，只有靠时间自然淘汰来改革。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又不能等，因为研究性大学、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高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改革不行，但改革起来阻力又大，那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像当年在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一样，也搞一个教育特区。特区的好处是没有包袱，可以打破一切陈规，完全按照新模式建设。所以我们想，可以在国家经济发展最活跃，资金比较雄厚，物质条件都比较好的，人才愿意集中的地方，建一些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使用与国际接轨的机制，聘用国际一流人才，做国际一流的题目，就是高起点，一步到位地来建。上海研究院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外滩画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上的想法能实现吗？朱清时：首先这个学院虽然归中科大管，但它的财务是独立的。这里的经费由一个专门的基金会从民间募集，这笔钱专款专用。第二，这里的人事招聘也不受国立大学人事制度的限制，员工的待遇是灵活的。在其他国立大学、工资多少、奖金多少，岗位津贴多少，都是固定的，想灵活也难，但这里很灵活。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招聘了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工程博士，他的年薪我们不便透露，但肯定是其他国立大学教授的好多倍，他来了会有一套很好的房子，学校也给他配了一辆车。

外滩画报：我们了解到这个学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首席科学家制，这和国内大学的机制有什么样的差别？朱清时：最大的差别是自主权大了。从责任上分，董事会是管大方向的，比如决定一年的预算，需要设立什么学科，是否聘请首席科学家。而具体落实是院长决定，他在世界范围内物色首席科学家，拟定设立的学科和全年的预算。院长选定的首席科学家得到董事会批准聘用后，首席科学家则负责整个中心的运作，由他挑选教授，组建团队，并负责经费的分配。事实上，无论是用人和财权上，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制和首席科学家制都予以了足够的保障。

外滩画报：与国内相比，这里的薪水或许要高，但和国外大学相比，则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除此而外，上海研究院靠什么与世界一流的大学竞争？朱清时：目前，有意与我们签约的多数是在国外一流大学执教的华人。第一，他们回来是创业，在国外，他们是给人家打工，做得再好，上面有老板。回来就不同了，他们就可能是一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奠基人，有事业，也会有成就感；第二，就上海的生活条件看，在这里，生活待遇与国外也差不多；第三，上海是个朝气蓬勃的地方，到这来看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5到10年之后，这个地方会发展得非常好。如果不捷足先登的话，以后进来就有困难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比如说我们高等数理科学研究中心的三位常驻教授都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毕业，都很年轻，在数理学界可以说是崭露头角。和我们签约之后，我们就要求他们把美国那边的工作辞掉，回来做专职工作。

外滩画报：学院如何能保证聘请的学者是该领域中的一流人才？朱清时：想要获得学院常驻教授的席位并不容易。首先要有高等数理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一个由１３位世界数理学界公认的权威组成——中几位委员联名推荐，候选人名单提交由委员会并经全体委员通过后，还得有一年时间的考察。我们高等数理科学研究中心有１０个常驻教授的名额，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选中了３位，我们宁缺毋滥，不会因为凑数而降低标准。即便被聘用了，我们还有考核，如果做不到，过几年就可能走人，把位置腾出来让给新来的人。这样的机制对研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保证。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过，在那就有一个残酷的规定，它的研究生每次考试都会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及格，始终保持这个淘汰率，那就逼着你一定要成为前四分之三。香港科技大学也是这样，助理教授转成终身教授会有一个名额的限制，你做得再好，但与同事相比，你不如他，就要被淘汰。在严峻的竞争环境下，保持人才流动，保持人员朝气蓬勃，使在位者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位子。

待遇：要高薪 也要尊重受访者：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数理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克峰

外滩画报：您觉得以目前国内大学的条件，对世界一流的专家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刘克峰：这个怎么说呢？要分硬件环境和软环境。就以中科大上海研究院来说，这里的硬件环境绝对是一流的，比国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差。但软环境上与国外还有差距。

外滩画报：您是指薪水？还是另有其他？刘克峰：薪水是一个方面。这里薪水的标准相对于国内是很高了，但在国外，一个教授一年有十多万美元的薪金，应该说，这里薪水比不上国外。不仅仅是薪水，国外的一流学者如果来，他可能还要放弃他终身教授的待遇。在国外，教授是个金饭碗，所以他会考虑一下要去的学校的前途，是否有发展的潜力。

外滩画报：待遇对于学者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吗？刘克峰：不是惟一的，但是必须的。比如说，在国外，无论是教授与教授在一起，还是教授与学生在一起，大家见面讨论的话题总是围绕学术的。但在国内，我就发现，很多场合下，教授和学生见面后会谈怎么赚钱、购房，大家的心愿是在市中心能拥有一套住房。这不能说大家不把心思用在学术上，而是因为学校没有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而在国外，一家大学聘请你了，他首先考虑的是解决你的实际问题。比如说你没有房子，学校甚至会在工资之外，再给你一笔钱，保证你住得起符合自己身份的房子。

外滩画报：如果我们想吸引一流的人才来中国，除了加大投入，还需要改进什么？刘克峰：观念。要真正做到对知识的尊重。在国内，总喜欢把学者的学识与职务挂钩。有了职务就意味着可以享受一定特权。随后人们尊重和追求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特权。我想，如果有国内的学者获得诺贝尔奖，他肯定很快就有一定职务并享有相应的待遇。但在美国加州大学，校方给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特殊待遇就是一个停车位。在他们看来，一个学者受到尊重是因为他的学识，人们不会因为一个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就格外看重他，而其他学者也不会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受轻视。

环境：自由就是生产力

受访者：现代弦论创始人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数理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约翰．斯瓦兹

外滩画报：您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过，后来又去了加州理工大学，我们想知道，在美国，一个学者是长期待在一个学校里工作，还是经常在不同大学间流动？约翰．斯瓦兹：在美国，通常一个教授会去很多个学院做研究工作。美国鼓励教授与多家学院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而且流动起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你知道，经常与不同想法的人在一起，会拓展自己的思维。

外滩画报：美国的大学对学者的研究内容是否有限制？约翰．斯瓦兹：没有。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是很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研究项目。

外滩画报：您指的是教授，对于那些低级别的研究人员，他们也有相同的自由度吗？约翰．斯瓦兹：低级的研究员也有权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没有人说你要怎么样。当然，成为教授之后，自由度更大一些。

外滩画报：如果是这样，又如何来考评一位教授或一位低级别的研究员做得好还是不好？约翰．斯瓦兹：他（指学校）为什么雇佣你，雇佣你就是相信你，让你自由地做，自由地做才会做得最好，而不是有人告诉你，你要怎么去做，应该选择做什么。对于低级的研究员而言，他们是签合同的，三年或者五年，由较高级的教授来考核你，这个过程会有一个评价，决定以后是否签约。

外滩画报：您也是与加州理工学院签约的吗？约翰．斯瓦兹：是的。我和加州理工学院签了10年。在合同期内，学校也会对我进行评估，然后决定合同期满后，是否仍与我续约。

外滩画报：学校怎么评估您的工作，是看您一年写了多少论文？约翰．斯瓦兹：评估会是多方面的，不仅仅看论文的数量。当然，我每年也会写一些论文和演讲稿，但我认为质量远比数量重要。

外滩画报：就您而言，研究经费全部由学校提供吗？除此而外，还有其他方面提供研究经费吗？约翰．斯瓦兹：我是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学家，这个领域不需要很多经费。如果我需要，联邦政府是可以提供的。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多种渠道，比如说基金会。

外滩画报：对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什么是有助于事业发展的？约翰．斯瓦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好的设施、团结的团队……最重要的是非常良好的工作环境，再加上学术上的自由，如果你的周围是一群思想活跃又注重团结的团队，不仅会激发你的灵感，也会让你觉得你的工作是被欣赏的。

外滩画报：如果学校给您一定的职位，比如说院长，您会乐于接受吗？约翰．斯瓦兹：会的。但首要要保证我有充裕的时间来做自己的研究。我不希望也不能接受的是，这个职位让我忙这忙那，到处开会。

目标：无为即有为

受访者：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董事 谷超豪

外滩画报：在您看来，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什么最为关键？谷超豪：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好的人才。不仅人才要留得下来，还要有一个好的流动机制，以及一个好的管理办法。

外滩画报：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目前采用的机制，比如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首席科学家制，与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的现行机制相比，差别是什么？对于大多数国立高校而言，在管理机制上，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谷超豪：主要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够提供充分的条件。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上，我想不要框得太死，框得太死对发展不利。目前的管理体制可以多吸取一些国外的成功经验。

外滩画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的学院，问题是，基础研究怎么才能与高科技应用技术一样，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呢？谷超豪：不要谈与经济发展结合。你不要指望基础研究马上能带来效益。基础研究有了突破，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也可以转化为高科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何况，数学物理这一类基础学科的研究也不需要太多的钱，我们不应该节省这个钱，也不应该急功近利地马上要求产生效益。

外滩画报：不可否认，科技对经济有巨大的助推力，也需要科技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解决实际问题，难道这种看法也不对？谷超豪：这种看法没有错，但现在是社会舆论对发展科技的认识不全面。太急功近利，太看重目前的利益。当然我们急需要解决国计民生上的重大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有远见。国内基础科学发展不够，不光是社会舆论的认识不够，政府的认识也不够。

外滩画报：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谷超豪：我们提倡基础研究，就要有这样的眼光，不要有太多的计划，以探索自然为目标，以创造新的理论为目标。从长远看，这样是有好处的，因为问题最后的解决还是靠基础研究的成果。

心态：耐住性子打基础

受访者：美国犹他大学数理学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数理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吴咏时

外滩画报：如果把您所在的美国犹他大学和国内大学做一个比较，您认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吴咏时：比较大的差别在人事的自主权。在美国，进人虽然也有一定程序，但只要系里的教授认为这个人该要，马上就能定下来，学校的相关手续也会同步进行，但国内制度上周折还比较多。在中国，大学里要进人的话，费的周折要比美国大。

外滩画报：在美国，以基金会的形式吸纳民间资本办学似乎很普遍，但在中国，这还处于尝试阶段。您能否介绍一点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吴咏时：我觉得募集捐款的方式也很重要。现在新的做法都是这样，校方会在一年把捐钱的家庭和所资助的人一起请到研究院来，一起吃饭，一起交谈，被资助的人则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研究的意义所在。也许对方也听不懂，但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钱确实花到实处。

外滩画报：这是一种公关手段。吴咏时：对，这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新的像Bill Gates，老的更多。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近十年来吸收私人资金做得很不错。我最后在写感谢信的时候，不光要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要感谢基金会。除了像我这种学术休假的高级访问学者，还有许多年轻人，相当于副教授一级的，也都是私人基金会赞助的。但是在东方，私人捐钱于科学研究的则比较少。我感觉这里面还是有东西方文化差异存在的。

外滩画报：差异是什么呢？吴咏时：在欧洲我就感觉到他们把科学当成一种文化，在国内讲科技，科学就是技术，当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关系，但是科学和文化比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联系。科学假如只是为了技术的话，容易产生纯粹实用主义。使用当然是好的，但是好多事不是说纯粹实用就可以达到的。

外滩画报：您是指不要太功利？或者说，需要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态度要有所改变？吴咏时：对。打个比喻，植物生长需要一定条件，森林里雾气缭绕，花花草草都容易生存，甚至长成大树是很容易的。而荒漠里就只能长仙人掌了。另外，评价成功的标准也不用太着急确立。科学的发展会出现后来居上的情况，但也有积累的一面，不能光看到跳跃。跳跃是在很多年积累上做的。所以我强调积累方面的，只要积累够的话，什么时候跳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积累在，是很难突破、跳跃的，比较空。当然积累的目的还是在跳跃。就像盖房子似的，要打好地基，要盖５０层楼的还必须一层层上去。?